新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恢复高考至今30周年了。社会上褒贬不一地评价着这一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恢复高考30周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1977年的那个温暖的冬天，中国大地上共有570多万学子参加了自1966年以来已中断10年的高考。一场旷日持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闹剧，由于小平同志的英明决断，在这一年实际上寿终正寝了，由此挽救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失落的命运，挽救了一个国家失落的命运。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扭转了一个伟大民族的乾坤，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几代、10数亿中国人的命运，是功不可没的。无论怎么说，这个冬天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季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不幸导致中国高考陷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招来了一片抱怨，一片叫骂，一片叫停声。跨入了新的世纪，中国高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和阻力，路，似乎走不下去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恢复高考肯定是英明之举。恢复高考是对文革十年浩劫造成的中国教育混乱局面的拨乱反正。但往后高考考什么，怎么考，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30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人的一生中可是半辈人生。认真总结恢复高考30年来的得与失，采取必要的教育改革措施，已成为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认真梳理一下，是时候了。
恢复高考：是耶？非耶？
假设没有当年的恢复高考，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于上了年龄的、懂得一点当代社会发展史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回顾历史，总能让人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古训中明智。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直到1966年的14年间，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失败的，是不可取的，已为30年前恢复高考的举措所扬弃）。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并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整整10年（请注意：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10年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各类专业人才奇缺，严重制约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群众对当时实行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非常不满。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还在1972年，当时是新中国教育最无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1977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对于恢复高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的建议被会议采纳。邓小平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位当年为国家前途命运负荆而起，深明大义的人民教师，也不应忘记在他背后传递信息，“煽风点火”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道玉先生。
这一年，还有一件更为令人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当有人汇报由于报考人数过多，“洛阳纸贵”，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时，邓小平当即决定，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调集纸张赶印试卷。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政治风险的大胆决定，只有邓小平这样的伟大政治家才可为。今天看来，这个决定仍然令人钦佩之至。
以致再往后3—5年间，高考在中国，在全世界，都赢得了一片喝彩。“十六字”招生方针被彻底打破，邓小平为高考制定的招生标准是：“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据统计，“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据《环球人物》杂志）。
1977年恢复高考是恢复高等教育正常秩序的标志。在当时教育资源严重匮缺的历史条件下，恢复高考对于解决教育公平是一条有效途径。但后来，这条途径也受到了质疑，认为有违公正，“是计划经济社会的落后思维作怪”（徐彦《高考，毁灭着中国教育》）。
高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近两年来，社会上废止高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有来自学生本人的，有来自学生家长的，有来自社会舆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一批全国和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教育专家们的强烈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教授范谊提出“要像扬弃科举一样扬弃高考，而不是修修补补。‘废除高考’并不是指大学招生不再考试，而是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废除现行的以单一的高考成绩‘一考定乾坤’的招生制度，以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业因素、非学业因素、社会评价制度取代现行高考。”（华商报《高考抹杀个性差异副作用大 人大代表呼唤废除》。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高考已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恢复高考的初衷是应国家人才奇缺之需，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以行政干预为主导的应急措施。而我们却把这一临时措施实实在在地坚持了30年，在择优的“优”上狠下了30年功夫，把“优”的标准完全定在了“一张试卷”上；高考的指挥棒一挥挥了30年，而且越挥越“棒”，严重地背离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先生在接受《同舟共进》记者采访，回顾这段高考路程时谈到：“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它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能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全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的需要，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民主的选择权。因此，全国统一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对国家有利。”
高考使人的创造性趋于“同化”，严重抹杀了人的个性和差异。“其主要弊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这种全国统一进行的、单一的书面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创新性、个性化人才的选拔，并导致了基础教育中片面的知识教育倾向盛行；第二，现行高考制度加剧、激化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之间的竞争，对青少年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沉重的学习负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袁小鹏《高考制度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我国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在谈国外学习体会时也认为：“中国学生通常第一学年的成绩非常好，但到第二学年就会差一些，到第三、第四学年就会落后下来，究其原因，与中国学生只会凭记忆力，光知道背书有关”。2007年6月6日，路透社在刊发的一篇介绍中国高考的报道中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批评高考鼓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给超负荷运转的学生带来太多压力。”
高考已不再是教育公平的代名词。专家们认为，今天再来谈高考的“公平性”已失去现实意义。30年来，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用来解释高考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解决了高等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目前，‘高考大移民’现象依然在各种争论中顽强地存在、发展。”（外滩画报《往事悠悠 中国高考制度走过百年》）
高考已使中国高等教育贬值。高考价值贬值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成果的否定，也是对高考制度的否定。“2005年，因为面试不过关，11名内地高考‘状元’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香港大学称，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完全不打算参与课外活动的‘书呆子’，港大绝对不会录取。应试教育造成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金融网《“高考王”和“零考分”拷问中国高考制度》）。
恢复高考：一个旧制度的复活？
科举，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话题。谈论今天的高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人才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正规的教育制度。把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会使教育陷入误区。而这30年来，我们的教育的确陷入了这个误区。
公元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开办学堂、停止科举的诏令。从此，一个始于隋、唐，兴盛于宋、明、清历朝，在中国历史上整整绵延存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
对于有史以来，科举制度在历朝历代官吏选拔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赵铁信先生在《科举揽胜》一文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由此可见，当初废除科举，付出了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
在废除科举考试的初始，先辈们发展教育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可行的。回顾100年来中国兴学考试所走过的路程，中国的高考，大体经历了这样六个阶段：
一是废除科举考试阶段。废除科举考试尽管与废止高考不是同一概念，但这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其他的考试形式，更何况废除科举考试是近代中国兴办学堂、发展正规的高等教育的开始；当然，作为一种政治选拔制度，至今还有人对废除科举考试持有保留观点，这也很正常。1905年9月2日，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奏请下，朝廷同意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这可能是袁世凯对中国历史做出的唯一的积极贡献了。以至后来以张伯苓等为代表的爱国教育家们，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教育发展的阻碍，积极提倡走科教兴国之路。
二是尝试自主招生阶段。1917年，民国时期的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实行自主命题。此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他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招生考试原则。当时的大学，在招生方面相对实际灵活。后来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大学招生考试也大致采用自主招生的形式。
三是延续自主招生阶段。建国初期，由于统一的高等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此时的高校招生，基本沿用建国前的方式，历时仅两、三届。
四是尝试统一招生阶段。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这个文件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五是废止高考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教育基本上被废止，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也随之废止。
六是恢复高考阶段。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之后，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
实际上，实行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中间废止的10年）的全部历史至今仅有55年。
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间，我们的许多做法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行动上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高考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混为一体了，日益催生着一个废止已久的旧的考试制度的复活！从1905年算起，中国废除科举制度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科举却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恢复并存续着。从理论上讲，恢复高考只是恢复高等教育制度的外在的组织形式。但高考制度的几度废兴，总是没有摆脱科举考试制度的阴影。高考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做法，将一种政治选拔制度强加于教育，赋予高考以选拔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统一高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教育领域里的演变。这种演变只是把选官变成了选“才”。一千三百多年来，文科一直占据中国科举考试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和功能性质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华山剑《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利弊》）。
高考的历史尽管不长，但演变到今天，已成为一场残酷的教育竞技。这场竞技却直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的智力发育和健康成长。竞技本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至高原则。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将这个原则运用到基础教育中来了。高考，就成了“竞技教育”最大的运动场。30年前，我们进行“竞技教育”的“选拔赛”，是因为那段历史沉积了太多的教育因素，致使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高等教育中止了10年，阻塞了整个教育的血脉，不过滤不足以启动中国教育的脉搏。而今天，我们仍然拼搏在“竞技教育”的运动场上，早已不再是明智之举。
中国高考：教育离你有多远？
恢复高考30年，权衡利弊，得之多？失之多？客观地分析，前10年，社会发展百废待兴，求贤若渴，高考的确起到了教育“起搏器”的作用，得之多；再往后，随着教育内涵外延的拓展，教育结构的变化，教育市场的丰富，教育需求的多样，高考，像是一艘从江河走进大海的渔船，那张小网已够不到海的尽头，漏网的鱼儿越来越多，失之越来越多。现如今，高考正在敲锣打鼓地吆喝着“鱼儿们”上网上钩。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是以“移风易俗，行化天下”为主要目的的德行教育。这种教育普遍以“修身齐家”、“淡泊明志”为核心价值取向，也有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目的的、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教育。科举制度是将教育政治化的行之有效的形式。“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隋书·牛弘传》）。在中国历史上以科举进士为目的的教育，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需要，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化教育举措，其主旨不在于提高人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主要是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治举措，也就是统治者要通过这样的选拔形式，以解决革新时政的要务。
传统教育的指向是教育必须为什么什么目的或什么什么人服务，培养什么样什么样的接班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的教育是一种传统的狭义的教育观念，对于人的思想的自由度和发挥人的创造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高考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狭义概念上的组织手段和组织形式，一种为高等教育服务的手段和形式。近年来，有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在挑战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戏虐高考游戏规则了。2007年7月，《中国金融网》发表记者徐润的系列报道《“高考王”和“零考分”拷问中国高考制度》，对于高考引发的种种怪现象作了深层次地揭示。湖南考生周剑先后四次参加高考，分别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牌大学录取，因沉迷网络三次被勒令退学；四川考生张非曾先后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因违反校规，迷恋上网，荒废学业，被两度劝退，2007年6月第三次以677的高分被清华大学再次录取。这仅仅是两个典型，类似的“高考王”在全国各地还有一批。高考对于他们，真成了一场电子游戏之外的另一场游戏。CCTV《实话实说》栏目曾对张非的事例给予了高度关注。
人们逐渐地有了这样的认知，高考离“吃喝拉撒”越来越近，而离教育理想越来越远了。“每到‘黑色六月’（曾经是‘黑色七月’），全社会也进入了‘高考’状态，全部资源都开始调动起来为高考让路：警车开道、关键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为防止机动车经过家长联手堵路……高考俨然从一场历时短暂的考验变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学生为图吉利，到庙里烧拜佛的为数不少，为了避开不吉祥的数字，考生更是不坐４号车，不住４号房，出租车牌尾号为０、４的多数遭嫌弃，酒店‘高考房’房号带４的备受冷遇，考生进考场甚至带上了寺庙里求得的‘护身符’辟邪……高考经济火爆登场。考点外小贩云集，兜售铅笔、橡皮、手表、收音机、耳机……还有的卖定心丸、风油精、矿泉水、咖啡等。惟恐孩子在考场上‘硬件’出现意外的家长，也有不少心甘情愿掏钱购买了这些文具，给孩子们带上。”（据《中国金融网》）
服用兴奋剂历来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丑闻，而今也在高考这场智力运动中毫无忌讳地派上了用场，一些考生为了在考场上赢得高分，不惜以自身健康为代价，服用兴奋剂来刺激被10年寒窗消耗得疲惫之极的神经。还有避孕药，这些专供成人的特殊用品，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参加高考女生们的衣兜和书包中，为避免高考时遭遇经期，她们中有不少人服用了避孕药。被科学掩盖了的极不科学的生存方式和被高考扭曲了的畸形的进取观念在这场博弈中暴露无遗。还有2006年高考中出现的“蒋多多事件”——一个厌倦了高考的河南省南阳市八中女学生，希望以自己各科成绩为零的表现，引起教育部门的领导对高考副作用的重视。他们“要以这种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对应试教育、对高考的强烈抗议”（湖南考生陈圣章语）。没想到这个结果不仅没引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应有的警觉和对学生们人性的关怀，反而受到了有关学校老师的严厉批评。在天津，却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为了抗议应试教育对自身已经造成的以及对下一代即将造成的伤害，竟然让8岁的儿女一入学就拒绝学校的任何考试，这种做法被称之为“另类爸爸”。这里需要提醒，教育不能意气用事，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外在强迫都不具有教育作用，相反，对学生精神害处极大”（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高考不应当是政府的职能。行政过多地干预教育，干预高校招生考试，其结果是暂时地满足了某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政治欲望，而造成与教育精神及教育规律相悖的不良社会后果，会长期阻碍教育的发展。比如90年代以来为了满足高招比率上升，盲目无序地进行“大学城”扩建和举办“民办独立学院”，造成土地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高校巨额贷款债务带来的潜在办学危机等，都是在高考年复一年、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中，以“大跃进”的态势比排场、比发展而形成的。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公办教育储备金”风波会不可避免地显现，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会被动地去为高考结帐，为高教买单。“政府对学校直接、微观控制的弊端没有改变，国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作为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大力发展的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使我国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一种典型的‘体制性短缺’。由于缺乏建立学校自主性的目标，虽然学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但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多样性却没有出现”（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在谈到高考时认为：“中国式高考及其派生出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偏离了初衷，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对中国学生的负面影响快赶上‘科举’。”他给高考列举了十条罪状：“一曰严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打乱了人一生的生活节律。二曰只考语数外，负面导向中等教育，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三曰扼杀孩子的天性，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四曰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五曰扭曲价值取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取向。六曰扼杀了很多老师的职业成就感。七曰滋生诸多‘教育投资潜市场’，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八曰绊倒‘偏科生’，浪费专项人才。九曰将‘后进生’赶入深渊。十曰助长考试舞弊风气，孩子诚信的天平在倾斜！”（见人民网·教育论坛《人大代表博客列举中国式高考十大“罪状”》，作者做了浓缩）。
高考是什么？高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定义前面还须加上“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的”这样一个定语，才真正符合30年来“中国高考”的全部含义。如果把高考的定义准确地浓缩成四个字：“招生考试”，再进一步浓缩成两个字：“考试”。我们在这里纠缠不清的竟然是教育与考试的关系问题！
关于教育和教育精神，古今中外的教育专家学者已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作过科学的探讨和论述。但无论是从对教育概念的认识还是对教育精神实质的理解，高考最多只能算作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一个由基础教育跨入高等教育的“门槛”。对于整个教育，高考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要到教育要为它服务的程度。然而，恢复高考30年，高考却实实在在地垄断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掌握着我们教育的生杀大权，中国的基础教育却忠诚而又执着地为它服务着，年复一年；就是这道“门槛”，严重地颠覆了中国教育的价值观念，颠倒了中国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本末关系。后来这么多年，高考在到处做秀，教育却拿它没有一点儿办法。
高考改革：“完善”还是“扬弃”？
随着又一轮招生季节的离去，纪念恢复高考30年的热潮也已逐渐平息。高考依旧按部就班地准备迎接 “下一次”。30年后再来谈及教育以及高考改革话题，人们不再像当年那样惶然局促和忐忑不安了。因为我们毕竟恢复了高教秩序，有了一次创新教育的经历，亲临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壮烈，感受了高考录取率攀升到“50%” 、“60%”、“70%”的喜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上看中国教育，看高考改革，其内容与形式、内涵与外延，都已不能与过往同日而语。这中间有了许多积累，许多谨慎，许多冷静，许多时代进步带来的智慧和理性。
今天，为高考改革禅心竭虑、出谋划策的仁人志士不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见地的观点给了我们不少启发。
概括诸多关于高考改革的建言，绝大多数观点表述了对高考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尽管这些改革思路所设想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目标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实行高考改革是加快教育发展的必然途径。
有两种广为流传于社会的较为典型的高考改革思路值得我们、关键是有关制定教育政策的人们注意：一是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先生在2007年春季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一是以杨东平先生为代表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2007年7月发布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范先生的《建议》力主废除高考，侧重于扬弃，“以扬弃科举的勇气来扬弃高考”，我们姑且称之为“扬弃论”；杨先生的《方案》侧重于“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基础上”，“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我们姑且称之为“完善论”。
“扬弃论”的基本思路是：“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改一考定乾坤为综合考察学生表现和潜力，引导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开辟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主要措施包括：还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增加学生自主择校的机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记录、社会服务和技艺特长，用日渐完善的高中毕业会考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学术潜力考试取代高考。”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推广和完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重视基础教育的过程，而不是只盯着“一次考试”的结果；二是实行“学术潜力考试”制，侧重潜质和创造力的培养。“在现有体制下，高考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革，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后果都是延缓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 “扬弃论”强调“废除高考并不是否定高考的过去”，也不是要取消考试，而是“要认真总结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建立12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结合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完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建立以省为主、中央督察的考试体系。那种‘中央出题，各省实施’的观点是不能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较大空间的”。“扬弃论”还根据改革进展，提出了推进时间上的考量：“建议2010年取消高考”。有人便产生了这样的担心：“扬弃论”如若实施，会不会使中国高考再次陷入“基层推荐，领导批准”的泥沼里去，再次回归30年前？
“完善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改变‘一张考卷考所有人’的刻板、单一的考试方式”；“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重视和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坚持高考命题地方化改革”。改革目标模式是“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以高中学习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或面试后自主录取。基本模式是：基础能力考试+高校自主录取”。“经过5-10年的努力，建立一种统一性和多元性相结合，‘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高校自主性与学生自主性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高等学校自主录取，社会参与的全国高考和招生录取制度”。其改革方案主要包括：考试科目多轨化、考试内容以能力水平测试为主、改变“一考定终身”、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等。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在接受《同舟共进》记者采访时谈到：“高考制度的改革，关键不在于考或不考，而在于怎样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试。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从统一走向分散，教育部要坚决放权，把考试与录取权分别下放给重点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由他们独立制定考题和录取标准。第二、从一次考试到多次考试转变，实行考试证书制，每次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凭此证书报考任何大学，保证他们拥有多次平等的选择权利。第三、保证考试机构独立性，与教育部和大学脱钩，不受行政的干预。第四、从知识性考试向创造性素质考查转变，保证每个大学拥有录取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优秀学生的权利。”（孙宏光《刘道玉：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
“扬弃论”和“完善论”具有显著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在于“改”，不同点在于“统”。不管是“扬弃”，还是“完善”，或是“第三种”、“第四种”方案，改革高考的呼声是一致的。也听到关于“‘一考定终身’是目前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议论。目前我们没能搞清楚这个说法是在说“人才选拔”，还是在说高等教育考试，对其是非还不好妄加评论。“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考的功能已经不再只是选拔优秀人才,而是高校与学生,通过考试及其他方式,进行双向互动选择”（潘懋元《从科学发展观看中国高考改革》）。面对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先生“咄咄逼人”的《建议》，官方对高考改革的态度似乎也有所耳闻。“教育部部长周济出面表态：高考必须改革，但不能取消”（周兆军《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 利弊同生中不断改革嬗变》）
教育和教育制度的成熟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曾经成熟过，由于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对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秩序进行残酷毁坏的年代，一切都“人生识字糊涂始”（鲁迅语）了。
恢复高考30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是让高考牵着鼻子走了30年，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形式取代了桃李无言的教育内容。30年来，高考把中国教育的灵魂弄丢了。
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还能坚持多久？七十年？如果是这样，中国大概又要废除一次“科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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