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函数是反映人们的消费支出与决定支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是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函数这一概念最先由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提出。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对消费函数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新的假说及相应的函数式。
消费函数主要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之中。西方的宏观经济模型通常把消费函数作为其核心方程之一。中国学术界从80年代开始消费函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将消费函数纳入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中。
一、有关消费函数的一些基本观点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三篇中，专门讨论了有关消费函数的理论。消费函数是指消费支出同收入的关系，用公式表示即：
C=f(Y)
式中，C为消费，Y为收入，f表示消费关系。
凯恩斯认为主要有八个主观因素影响人们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建立准备金，以防预料不到的变化；为可以预料到的未来个人和家庭的需要作准备，如年老、子女教育等等；出于一种本能，总希望未来的生活水平能比现在高，而需要存钱；牺牲目前的消费，赚取投资收益；即使心目中不一定有什么用途，也想存钱来维持个人的“独立感”；把存钱作为投资或进行企业经营之用；把存钱作为遗产，留给后人；纯粹的吝啬，以至节俭到不合理的程度。凯恩斯进一步认为，这些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化缓慢，而可视为稳定因素。
同时，凯恩斯还认为，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不仅有上述主观因素，还有六个客观因素：工资单位的变化；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差距的变化；财产的货币价值意想不到的变化；利息率的变化；政策的变化，主要指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变化；个人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
在凯恩斯看来，除了第一个因素以外，其余五个因素在短期内变化不大或对消费支出影响甚微。
由此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之中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增加，不如收入增加之甚。”这就是凯恩斯在1936年首先引如的绝对收入假说。该假说包括三个命题：实际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在零到一之间；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
通常，凯恩斯消费函数可简化为：
C=a+bY
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收入；总消费=自发消费+引致消费。
其中：自发消费（a）——是指不受收入影响以及本能消费需要所形成的消费；引致消费（ ）——就是指受收入因素和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所形成的消费，这里， 。
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通过统计调查分析，有许多研究结论支持了凯恩斯的短期消费函数假说。另外，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消费函数。
（二）库兹涅茨的长期消费函数
美国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42年对美国1869---1938年的国民收入与个人消费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他发现，在1869---1938年长达70年的时间内，虽然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869年的93亿元上升到1938年的720亿元，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7倍，但人们的消费始终与收入维持于一个固定比率，平均消费倾向相当稳定，一直在0。84与0。89之间徘徊。
库兹涅茨的这些发现表明，在长期消费函数中，消费为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是呈递减的趋势，而是相当稳定。若以常数K表示消费与收入的固定比率，则长期消费函数公式为：
C=KY
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反论”。因为它明显否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第三个命题：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
后来又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的消费函数形式，亦即没有截距项的线性消费函数；但从截面数据分析中却能得到凯恩斯的短期消费函数形式。
斯密塞斯是最早调和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矛盾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是根据现期收入水平来决定将其现有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现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储蓄则随现期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与凯恩斯不同，他认为虽然短期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但在长期消费函数中，除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外，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会对消费产生影响。这些收入以外的因素会使消费曲线随时间延长而逐渐上移，从而导致从长期来看，消费与收入具有比例关系。
斯密塞斯认为，收入以外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有：人类生产的发展，享受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消费支出；人口向城市集中，助长了全社会消费倾向的提高；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使社会消费倾向增加；新产品不断出现，增加了必需品的范围，从而使人们的消费支出增加。
杜森贝里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方面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的矛盾。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使消费与收入偏离长期固定比例，但在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函数要受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使收入与消费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
杜森贝里通过研究认为，消费函数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他把消费函数的这一特性归因于相对收入效应，并依次为基础在他所著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与绝对收入相对立的相对收入假说。其基本要点是：
1．在消费上人们相互影响，存在攀比倾向。一个人将其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消费，不取决于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他同别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
2．消费具有习惯性，它不仅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的影响。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的最高收入，人们宁愿减少储蓄来维持已经习惯了的消费水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1957年在其《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从否定绝对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的“现行收入”概念出发，以他的“持久收入”假说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并从持久收入、持久消费、暂时收入、暂时消费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收入消费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将可支配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用公式表示就是：
Y=Yp+Yt
式中Y代表可支配收入，Yp代表持久收入，Yt代表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总收入中可以预料到的较稳定的、持续性的那部分收入。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释，持久收入是“有关的消费单位所认为是持久的平均收入，这个收入依赖于眼界和远见”。因此，在任何一年里，一个消费单位的持久收入并不等于那一年的现行收入，而等于消费单位预计他一生中可以获取收入的平均值或数学期望值。持久收入假定与相对收入假定的差别在于：它不是把消费支出同现在的收入或过去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联系起来，也不是强调人们的消费支出同周围人的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而是用人们的长期收入作为解释现期消费支出的主要变量。
在持久收入假定中，预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影响个人对未来预期收入的因素有：个人的年龄、职业、能力和非人力财富。
弗里德曼认为，暂时收入是因暂时因素的影响而使收入偏离预期的收入，因此，这种收入具有瞬间的、非连续的和带有偶然的性质。这些暂时因素是指健康、气候、生活方式等等。它们的年年变化，使一个家庭在任何一年里可观察到的收入可以大于或小于其持久收入。
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相对应的消费，弗里德曼则分为持久消费与暂时消费，它们构成个人或家庭的实际消费。用公式表示就是：
C=Cp+Ct
上式中，C为实际消费，Cp为持久消费，Ct为暂时消费。弗里德曼认为，一个家庭在本质上是由持久消费决定的，暂时消费如同暂时收入一样有正负的波动，因此，一个家庭在某时期的实际消费在正负暂时消费的影响下，可能大于或小于持久消费，这可以表现为一种短期波动。
持久收入与持久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是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中的基础。他认为，尽管暂时消费与暂时收入对这种稳定关系有短期的影响，但长期看，这种影响会正负抵消，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的稳定关系不受任何绝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这是因为持久收入与现行收入不一样，它本身是消费者预期一生中获得收入的平均值，具有稳定性。因此，人们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同他的现行收入有关，而是决定于持久收入。
根据莫迪利安尼与布伦贝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对横截面资料的一个解释》一文中的论述：消费者消费任何一件物品，是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因此，消费者一生的总效用是他目前和未来总消费的函数。从实际观察到的个人消费行为看，消费者总是想把他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上做最佳的分配，使他在一生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最大，从而得到一生的最大满足。
生命周期假说的要点可以表述为：个人现期消费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预期收入、开始时的资产和个人年龄大小。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要在一生中获得总效用极大化，他应该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而稳定的消费率，即在他一生中按这个比率均匀地消费其总收入，将导致总效用最大化。个人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只是他此后一生的整个消费计划的一部分，而同期的收入也只是有助于形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因素。因此，在任何一个短期内，消费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有密切而单纯的关系。所以，当现期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的消费率计划消费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由于退休后断了收入，消费者为了在退休后也能保持按退休前的消费率安度晚年，他需要在工作期间进行大量储蓄。由此可见，消费者的储蓄动机主要为了实现消费效用的极大化，从而实现一生的最大满足，储蓄便是他考虑了人生的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的结果。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解释，引起储蓄率波动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消费习惯的反作用。收入的短期变动对消费影响甚微，但会造成储蓄率的波动。其二是生命周期的作用。个人必须对一生的收入作出预期，以便按一个均等的比例进行消费。这样当收入进行变动时，人们便进行储蓄和负储蓄，以便使暂时性收入的变动相互抵消。
如果收入的变动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这时，消费者就会调整收入的预期。所以，在收入长期增加时，由于有较高的预期收入，这时家庭将提高其消费水平。
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定与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定的消费函数有一个内在矛盾，按他们的理论分析看，两种消费函数本质上说是前瞻的，但其模型设立和计算方法却是后顾的。霍尔为了克服这种矛盾，采用理性预期假说，用随机方法修正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定。他的基本思路是考察描述一个消费者最优的欧拉方程，欧拉方程刻画了两期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者的相对价格的情形，这一相对价格实际上就是一单位未来消费的贴现成本。通过分析，霍尔的结论是：
Ct=Ct-1+et
这表明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由此也可以推出，如果消费是预期可以改变的，那么个人可以采取更好的措施来拉平消费。例如，消费被预期提高，这表示现期消费边际效用大于未来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因此，个人较好的做法是提高现期消费，即个人将消费调整到这一点，在这样一点上消费不在被预期改变。
随机漫步假说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但弗莱文对随机漫步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她把上述发现称为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另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消费对收入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敏感性”。
（七）误差修正机制消费函数
不论是消费函数的早期经验发现，还是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都假定收入线形地决定消费。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动荡的经济现实面前，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测精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们发现，导致模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传统的消费函数理论建立在收入和消费变量是平稳数据的基础上，而人们通过对有关变量时间序列自相关图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表现是非平稳的，因此，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缺乏统计意义上的逻辑论证，容易产生“伪回归”，导致预测失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协整分析，为解决消费函数的“伪回归”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协整是指尽管两个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某个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收入---消费这一对经济变量的关系就如此，它们自身是非平稳的，但它们均是随时间的递推而提高，长期走向大致相同，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反映了序列之间的一种长期动态均衡，组合的结果就是这些序列与均衡之间的误差，称为均衡误差。在模型中包含协整关系，即是用协整组合的均衡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这类模型称为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的优点在于把解释消费变量的长期与短期作用分离出来，并特别把长期作用的动态均衡机制显示出来。
以误差修正模型解释收入消费关系，短期波动项以一阶差分的形式出现，因而是平稳的，而长期均衡项不仅是平稳的，更重要的是这一项作为解释变量出现，第一次确立了收入消费的长期趋势对短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建立在ECM基础上的消费函数对解释变量的选择并不像持久收入、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函数那样有严格的限制或具体的要求，它主要强调变量间的协整性、与实际数据的吻合、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或模仿能力，因此，其应用比较广泛。建立在ECM上的消费函数有多种形式，包含的解释变量也不同，比较有影响的如： DHSY，HMT，LBS，HUS等消费函数。
（八）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预防性储蓄理论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的一个扩充，强调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在生命周期内培植其资源，同时也是为了对不确定性事件加以保险。
利兰德（1968）在《储蓄和不确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达到必要条件。他认为在引入不确定性之后，消费者不再只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他还有另一个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作用，其边际效用函数不再为线性函数。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消费者选择当期少消费而多储蓄。
二、消费函数：我的观点
（一）关于消费的定义
什么是消费？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定义：一种定义主要是指消费者对物品或劳务的消耗；另一种定义主要是指消费者进行意义建构、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对此，笔者认为，一切直接能增加效用的行为都可属消费范畴。
首先，关于消费的上述两种类型的定义落脚点实质都是效用的增加。这里前一种定义是以消费的绝对效用为基础，落脚点是消费的自然意义；后一种定义是以消费的相对效用为基础，落脚点是消费的社会意义。消费的绝对效用是指绝对消费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效用，消费的相对效用是指相对消费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效用。这里绝对消费水平的增加是指一个人消费绝对量的增加；相对消费水平的增加是指一个人与他人相比而言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
其次，如一种行为不能直接增加效用，则肯定不是一种消费行为。因为消费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效用，若一种行为不能增加效用，则理性的消费者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消费行为。人在消费时，既面临痛苦，也面临快乐。如货币的支出，就是一种痛苦。但所购商品却能为人带来一种效用的满足，这就是快乐。当快乐大于痛苦时，人们就会选择消费；当痛苦大于快乐时，人们就会选择不消费。所以，人选择消费，实质就是选择快乐，就是要增加效用。另外，人对消费快乐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配置。一个人选择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忍受不消费的痛苦，目的是希望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能享受到更大的消费快乐。这里就有一个预期和替代偏好的问题。一般而言，由于人们的预期和偏好总是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消费抉择，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消费行为。
再次，生产是增加效用的间接手段，不是直接手段。生产本身不是人生的直接目的，生产只是实现人生效用的间接手段，生产的最终落脚点是消费。亚当·斯密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由于生产能为将来的消费提供基础，所以，生产也能产生间接效用，这里生产的效用实质是来自消费效用的副产品。生产的效用具有潜在性和预期性等特点，而消费的效用具有直接性和现期性等特点。当然，生产与消费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在生产中，有时也体验消费。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生产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件消费品。同样，有些消费也具有一种生产功能。因为有些消费行为本身能为将来的消费提供更大的消费。
第四，消费应当是广义的。消费不仅指对一般商品的消费，还应包括对诸如闲暇、社会交往、亲情、友谊、道德等方面的时间花费。因为人在享受闲暇、友谊等时，也会增加效用。
第五，消费在增加效用方面的作用是多重的。一是消费是实现人生快乐的直接手段。我消费，我快乐。人是欲望的集合体。欲望得到满足人就快乐，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不快乐。而满足欲望的直接手段就是消费。在消费中，人生的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二是人在消费中体现了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追求自主性和自由性是人的天然本质。生产与消费相比，消费所体现的自主性与自由性更大。自主性与自由性使人更感到“我”的意义。自主性使人具有一种成就感和权威感，自由性使人感到一种舒适和宽松。二者都是人的本性要求。三是消费体现了存在的意义。我消费，我存在。人在消费中才体验到本我的存在。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消费的代名词。我生而消费，消费生而成就我。四是人通过消费消解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人恐惧的根源之一，而恐惧使人不快乐和痛苦。人通过三种途径来消解不确定性。一种途径是通过增加科学知识，来提高认识世界的确定性。人消费科学知识，就是消费确定性。一种途径是通过完善制度系统，来增加人类活动的确定性。对人类而言，制度本身既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消费品，并且在消解不确定性方面具有较大功能。海纳指出，制度起因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做的努力，通过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并因此使行为可预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国家组织。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虚拟消费，为不确定性提供一条解决途径。人在宗教方面的消费就是一种虚拟消费。对个人而言，宗教提供了一条缓解消费不确定性张力的虚拟路径，从而有效缓解了内心无限的欲望世界与外部有限的资源世界的紧张关系。这里虚拟消费主要提供了三种缓解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转化。转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将人对物质世界的欲望转化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二是将人在现世的执着转化为对来世的虔诚。另一种方式是交换。交换主要是实现人与神之间的交换。宗教活动实质就是人与神进行交换的一种活动，宗教场所也就有一种类似市场的功能。交换的方式主要是：一是人通过自觉遵守神的指示和约定，从而换取神的满意和对自己所稀缺东西的恩赐；二是通过祈祷和进贡，实现神对现实世界中不理想状况的干预和拯救。宗教仪式实质就是一种交换沟通仪式。通过仪式，人类也就完成了自身对神的交待，同时也期待着神对人的交待。第三种方式是寄托。宗教就是寄托的结果。通过寄托，人将确定性留给自身，将不确定性寄托给一个虚拟的权威去解决，从而有效缓解了内心世界不确定性的压力，提高了人生的快乐效应。
（二）关于消费函数
新的消费函数应体现如下特点：一是不仅要注重物质收入因素，也要注重精神文化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二是对一生的理解不仅要考虑现世情况，也要考虑有来世的情况。三是对个人消费偏好不仅要考虑其不变的情况，也要考虑其变化的情况。
个人消费的目标：一生消费总效用的最大化。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消费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假定每个人消费效用偏好结构固定，这时，每一个人的人生消费目标就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约束下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可设每个人在t时的消费效用函数为：U＝U（SI，MI，SP，MP）
其中U代表每个人在t时的消费效用水平，SI代表一个人在t时的精神收益，MI代表一个人在t时的物质收益，SP代表一个人在t时的精神支出，MP代表一个人在t时的物质支出。精神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如安静、孤独、社会评价、社会荣誉、道德、社会成就感、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收益。这种精神收益构成一个人消费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物质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物质产品方面的收益。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车、货币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物质收益。物质收益也是消费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人除了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外，还实际存在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质上的支出与精神上的支出刚好表示与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实。这两种支出也是影响一个人消费效用函数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一个人无来世，其人生的消费目标是：
其中T表示他的预期寿命， 代表他在现世的消费总效用，这时他会在[0，T]时间内配置精神和物质等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以期实现一生消费总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一个人有来世，其人生的消费目标就是：
其中 表示一个人在来世时实现的消费总效用，这时，一个人会在 时间内均衡配置精神和物质等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以期实现消费总效用的最大化。
这里一个人是否有来世的观念，对其现世的消费行为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人认为有来世，他可能对现世的某些消费行为进行一些控制，以期求得来世的高额回报。这种控制行为对现世的其他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如有些人为什么节欲，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来世升入天堂，同时，节欲这种行为对社会又具有一定的良性作用。当然，有些控制行为并非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有好处，“人体炸弹”之类的就是一个例证。
每个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间t的一个函数，这时，一个人的消费效用函数可重新写为：
U＝U（SI，MI，SP，MP，t）
U虽然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但t本身并不是U改变结构的实际决定因素。改变一个人消费效用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结构。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结构惯性冲击力的影响。2、生理因素。一个人生理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则原来饮酒的偏好将会随之改变。3、职业改变。一个人在一生中，职业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改变职业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系统，相应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一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4、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时尚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一个中国人，如果转到美国定居，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和时尚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国家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从众行为的普遍性为人们随社会环境而改变效用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5、自然环境因素。人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消费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由于一个人一生中消费效用偏好结构是不断改变的，这时，一个人一生的消费目标应为：
不相信来世：
相信来世：
一个人在实现其消费均衡目标时，坚持的基本决策原则是：消费的边际收益＝消费的边际支出。具体讲就是：消费的边际物质收益＋消费的边际精神收益＝消费的边际物质支出＋消费的边际精神支出。
一个人实现消费最优化的主要约束有：一是物质资源的约束。在现实世界，物质资源总是稀缺的。二是精神资源的约束。由于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所以可供消费的精神产品相对人的需求而言也是有限的。三是时间约束。人主要是在人的生命时间内实现对消费的配置，而人的生命时间总是有限的。
（三）消费函数的一些特性
第一，同消费物质产品一样，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例如，生活中“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现象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精神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再如，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连续的精神褒奖会使人逐渐对这种奖励产生一种心理厌倦情绪，相反，这时人们就会更看重物质奖励。所以，虽然消费精神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心理需求，消费物质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生理需求，但二者对人产生的感觉规律是相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对人产生的刺激效用都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第二，人们在选择消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产品的稀缺性，其次是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对物质产品而言，稀缺性是不言而语的。由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不论是从绝对消费的角度看，还是从相对消费的角度看，物质产品对人而言都具有稀缺性。对精神产品而言，稀缺性命题也是成立的。从绝对消费的意义看，也许精神产品不存在稀缺性，但精神产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消费的相对性，即人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而体现的。有相对性就有稀缺性，所以，精神产品本质上也具有稀缺性。另外，物质产品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前面讨论的结果也表明：精神产品也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替代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贫穷的状态下，会更倾向于以消费精神产品的损失换取消费物质产品的收益。“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穷是罪恶的根源之一。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这时人们会倾向于以小的物质收益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产品带给人的效用就会减少，消费精神产品的效用就会相对较大，这时人们将会更看重精神产品的消费。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有些人有了钱之后，会更倾向于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这实质体现的是用精神产品的消费替代物质产品的消费。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有些人非常偏好消费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但当物质收益巨大时，物质产品带来的效用就会大于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这时他就会选择用物质产品替代精神产品。有些腐败分子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不存在替代成本，这时，人们不管是消费物质产品，还是消费精神产品，都会追求“多多益善”。当然，“人穷志短”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同时“人穷”并非一定会必然出现“志短”现象，这也是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成本大小和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供给相对贫乏时，这时，他会进一步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人穷”未必“志短”与“人富”未必“志长”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与一个社会的总体制度有关。因为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用单一原因去解释社会现象往往会导致片面性。
第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笔者认为，产生“库兹涅茨反论”的根源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根据一般推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应当有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但问题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短期和长期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不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短期内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一是替代成本较大。个人在短期内要不断实现不同消费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一般会产生较大的替代成本，这对一般收入群体而言，会是一个较大的负担。二是偏好相对稳定。个人的消费偏好固定不变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短期内，一个人的消费偏好一般变化不大，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稳定。在短期内，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变化不大，从而限制了消费者在不同消费产品之间进行消费替代的可能性，强化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四是从实证研究看，为什么截面数据得到的结论会较好符合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的特征，这里与截面数据具有明显的短期时间特征是不无关系的。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影响不大。一是在长期内，消费者可对不同消费产品实现有效替代。二是在长期内，人们的消费偏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产生较大变化。在长期内，一个人的生理条件、职业、社会环境、居住的自然环境等总会有所变化。不同的生存条件，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消费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生存条件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消费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三是随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相对效应会更为注重。四是在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消费选择的商品种类和品种会越来越丰富，产品更新也会越来越快，这客观增大了不同消费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减弱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五是从实证研究看，在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稳定平均消费倾向的消费函数形式，亦即没有截距项的线性消费函数，这也说明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库兹涅茨反论”，根源就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短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一般会呈不同的特征。
第四，收入增加，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效用。一般而言，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是较容易满足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性，这时人们对来自消费相对效应增加的快乐要大于来自消费绝对效应增加的快乐。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到的富人所进行的“炫耀性消费”，实质反映的就是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增加消费的相对效应。
凡勃伦把商品分为两大类：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其中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炫耀性商品既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又能给消费者带来虚荣效用，所谓虚荣效用是指通过消费某种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尊敬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认为：富裕的人常常消费一些炫耀性商品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较高社会地位（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凡勃伦效应”）。凡勃伦认为：为了持续得到别人的尊敬，个人必须显示其财富。因为只有在明显显示财富时，个人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相对价格具有较好的显示功能，且相对价格越高就越能显示购买者拥有较高财富，因而对具有较高相对价格商品的消费能够得到较高虚荣效用。
这里笔者认为，将商品分为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同一件商品，可能既具有炫耀性功能，也具有非炫耀性功能，只不过有些商品炫耀性功能大于非炫耀性功能，有些商品非炫耀性功能大于炫耀性功能。这里炫耀性功能主要体现的是消费的相对效应，非炫耀性功能主要体现的是消费的绝对效应。另外，所谓虚荣效用实质就是消费相对效应的具体体现，相对价格就是对这种消费相对效用的市场评价。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认为，在后工业消费社会，商品的实在性意义在趋于消失，商品的“仿像”文化消费占居了重要的本质。人们不在注重商品消费的实用性，人们消费的对象不是物而是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在极大繁荣的丰盛社会，由于欲望和需求的不断被生产、被制造，消费变得无止境。消费成为人类活动的主宰，它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物质精神满足，甚至是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消费成为自我实现的全部过程。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写道：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这里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从物的实用意义向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的转变，实质上也是反映了人们在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来自消费的相对效应的快乐要高于来自消费的绝对效应的快乐，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效应，而不是消费的绝对效应。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消费的绝对效应主要满足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消费的相对效应主要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基本的自然属性得到满足后，人们会更加关注社会属性的满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各种需要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认为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在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对人的效用就会降低，这时，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这里人的需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实质表现的就是人在基本的自然属性得到满足后，会更加关注社会属性的满足。
第五，在现实中，人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非炫耀性消费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从深层次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性，这反映了人的本质性要求。但这种本质性要求并非在现实中就一定会实际表现出来。
唐欢庆 、刘飞等人在2005-2006年，进行了一项主题为“私营企业主（富裕阶层）炫耀性消费”的田野调查，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广州市9个大型外贸批发市场的私营企业主，其经营范围覆盖了服装、鞋类、箱包、精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等6个行业，被调查者的经营年限都在4-10年以上，部分人拥有自己的工厂，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出乎意料的是，“有钱人爱炫耀”的原始假设在调查中遭到了挑战甚至直接的否定——相当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对炫耀性消费具有明显的戒备和拒绝心态，其经营和生活领域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不同于、甚至是完全叛离炫耀性消费特征的性格。在消费过程中，他们并无“通过消费让他人明了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和身份(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1]的强烈愿望，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消费炫耀，显示出一种与炫耀性消费相脱离、相对抗的倾向，不希望其身份、地位、财富受到外界关注。总之，他们拥有足够的炫耀能力，但不愿装扮成有钱人。
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有关研究表明，凡勃伦所描述的炫耀性消费已经不是美国人的喜好和性格。美国商业杂志《American Demographics》发表了一篇消费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CES），他们声称，对于消费，美国人的态度与其说是炫耀性的，勿宁说是实用性的。“美国人不再是经济学家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指称的炫耀性消费者。1999年和2000年，比起服装、珠宝等，我们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了住房、交通保健上面”。[2]罗伯特·弗兰克也说，“我居住的大学城位置偏僻，人口稀少，但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准则——充满了反对夸耀性消费的社会气氛，这里的人更乐意驾驶的汽车是经济型的沃尔沃牌，而不是昂贵的美洲豹牌。”[3]
笔者认为，从现实出发，非炫耀性消费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替代效应。炫耀性消费会导致一个人交往关系的重新组合。消费本身具有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识别效应，不同的消费模式将传递不同的身份和财富信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对一部分人而言，当原有交往成员的身份和财富发生变化时，其交往心理也会发生变化，交往的心理距离就有可能变大或变小。所以，不同的身份和财富信息将导致不同的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本身也具有价值，它主要满足人的社会属性要求。这时，理性的消费者就会权衡利弊而行动。当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收益大于社会交往变动的损失时，他就会选择炫耀性消费；当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收益小于社会交往变动的损失时，他就会选择非炫耀性消费。
二是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将导致不同的消费模式。具有节俭和收敛精神的文化系统将会导致更多的非炫耀性消费；反之，则反之。从中国文化传统看，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而爱面子必将导致更多的炫耀性消费，因为炫耀性消费本身就具有一种面子体现功能。另外，崇尚节俭也是中国文化的内涵之一，这种节俭意识对炫耀性消费又是一种抑制。同时，由于众多因素的原因，国人的平均主义意识也是很浓的。平均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嫉妒，而嫉妒对炫耀性消费又是一种威胁。所以，在面子、节俭、嫉妒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理性的消费选择就是保持“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的特点下，对个人而言，保持一种“中庸之道”应当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文化环境不同，理性消费行为方式的选择肯定会有所不同。当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以神为本”时，炫耀性消费的内容也会以神为核心。当社会的主流文化落实到“以人为本”时，这时炫耀性消费就会更多体现环保和人性等方面的要求。另外，在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不同的文化意识情况下，其炫耀性消费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个人主义的文化意识将导致炫耀性消费更多呈现个人色彩；而整体主义的文化意识将会导致炫耀性消费更多呈现一种整体取向。
三是个人偏好不同。有些人不爱炫耀，有些人爱炫耀，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也与个人偏好有关。偏好是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重要变量。对炫耀性消费具有较大效用的人，其选择炫耀性消费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反之。如同样是爱面子，但不同的人爱面子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人特别爱面子，这种情况将会导致更多的炫耀性消费。
四是炫耀性消费的商品内容也是变化的。炫耀性消费的实质是个人通过消费进而实现对商品的社会属性的追逐。商品有两重性，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商品的物理化学性能，主要满足人的生理要求。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商品的社会意义，满足人的社会性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对不同的商品，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般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期内，同一件商品，虽然其自然属性相同，但社会属性就不一定相同，因为时尚是变迁的。这种炫耀性消费商品内容的变化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就会产生一定影响，若不能有效识别，就有可能产生研究误差，造成判断失误，将本属炫耀性消费的行为判断为非炫耀性消费行为。
五是安全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制度歧视存在、社会不公平表现较突出的情况下，这时部分人就会产生对富裕阶层的不满，富裕阶层就会成为一些群体发泄不满的对象。这时，炫耀性消费就会成为一种不安全的因素。由于社会的法律不可能绝对防止和控制抢劫、盗窃、勒索等社会暴力的侵犯。因此，富裕阶层也就不愿意在风险较大的社会空间炫耀财富，不愿承担威胁的风险来博取炫耀的满足，因而会尽可能在公共场所消费低调化。
第六，消费也有痛苦。消费既充满快乐，也伴随痛苦。
一是消费的异化。异化的实质是目的与手段的错位，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对人与消费而言，消费是手段，人是目的，但人却成了手段，消费却成了目的，这就是消费的异化。异化的结果是，人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人成了消费的奴隶。
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就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弗洛姆所指出：“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4]
消费异化既破坏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也加剧了对物质世界的摧残和破坏。它既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同时，消费异化也导致生产者对消费者进行操纵。时尚本身成了一件生产品，它不是以消费者为本，而是以生产者为主导。生产者不断利用广告等各种促销手段，诱导消费者迷失在欲望的隧道中，从而实现对消费者的控制。
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对欲望无止境的追逐是产生消费异化的内在因素。其次，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是产生消费异化的外在条件，如等级制度等等。再次，消费品的不断增长是产生消费异化的诱导条件。所以，解决消费异化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二是消费的外部性。有些产品在消费时，总是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外部性有正负之分。正的外部性是一种积极作用，负的外部性是一种消极作用。如吸烟，就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再比如对电脑的消费，它既给人带来了便利和快捷，也会对人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如利用不当，就会对身体有一定损害，容易造成网瘾等等。消费的积极作用带给人的是快乐，而消费的消极作用带给人的就是痛苦。伴随着人类的消费活动，消费的消极作用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类的消费，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痛苦。
三是信息的不对称。消费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消费痛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消费者而言，信息不对称加重了消费者进行选择的时间和心理成本，这实质就是一种消费痛苦。对生产者而言，信息不对称使生产者容易对消费者进行不利引导；但当消费者明白情况后，又会产生一种被蒙骗的痛苦。
四是消费的付出。消费是交换的结果，而交换就需付出。人人都希望成为免费乘车者，但天下免费的事情毕竟是很少的。凡事有得必有失。对消费者而言，得就是快乐，失就是一种痛苦。
五是过度消费。在理论上，可以假定消费者按照完全理性进行决策；但在现实世界，消费者的决策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消费者并不是完全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决策。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在增加商品消费量的同时，有可能会导致总效用水平的减少，这时就出现过度消费。在商品丰裕时，人们常常存在着消费过度现象，导致总效用水平下降。丰裕社会中的“富贵病”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注释：
[1][美]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7.
[2]Seema Naayar. 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merican Demographics[J]. April 2002: 5.
[3][美] 罗伯特·弗兰克．奢侈病[M]．蔡曙光，张杰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77.
[4][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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