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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演讲者:林毅夫    时间:2007-03-22    阅读:646次   
长安讲坛 总第115期
 
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教授
 
  感谢杨伟民副秘书长(本期讲坛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经济学界和媒体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这个题目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大家当前最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保持了28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是9.8%,对外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17.2%。尤其近四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四年超过10%,对外贸易每年增长超过29.8%,而且是在低通胀的状况下实现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2004年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到中国访问,温家宝 总理向他介绍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情况,他感觉非常不解。卢卡斯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权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为什么还忧心忡忡,要搞宏观调控呢?原因就在于,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的经济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问题在不断变化,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国有企业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有盈利”。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这几家的盈利很高,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过去大家在谈到金融改革的时候,担心的问题主要是金融体系的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比例非常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这几家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明显下降,其中三家已经成功上市,引进了外资。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去年开始出现牛市,大家都非常高兴。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次要矛盾由于继续恶化,现在变成了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增长过快,消费不足。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27.7%,2004年跟上一年相比又增长了26.6%,2005年增长了25.7%,2006年增长24%,这是在低通胀情况下形成的快速增长。在国民收入中,投资多了,消费就会相对不足。其实消费的增长率也不低,去年达到13%,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很快,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非常快,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则相对不足。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内和国际的平衡就会有问题。因为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如果国内消费不足,就只有增加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外贸盈余很多,这是一个新的矛盾。
  第二,在增长过程中,资金、资源过度密集。国家发改委的马凯主任在前几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做报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资源、资金过度密集。根据马凯主任报告提到的数据,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5%,但是我们的能源使用量占15%,钢材的使用占30%,水泥的使用占54%,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源。对于资金的过度密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80年代以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创造的能力不断下降,主要原因就是资金密集。
  第三,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2003、2004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把这个现象叫做“潮涌”,就像浪潮一样涌向某个行业,在这个行业的投资大量聚集,导致生产过剩。比如钢铁,2002的生产能力不过1.9亿吨,现在已经达到4.5亿吨,原来我们是进口钢铁,进口量很大,现在我们是大量出口钢铁。
  第四,流动性过剩。大的银行都有超额准备金,这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国内经常有这样的讨论,就是用利率管理,还是用总量管理?利率有时候不那么有效,可能需要总量管理,即提高准备金,但是由于超额准备的存在,提高准备金率对信贷的影响非常小。
  第五,房地产泡沫。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个认识是对的。我们还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总要有房子住,而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得很快,住房的面积和质量都要提高,所以对房地产的需求应该说是非常大的。现在的问题是,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看,开始都是开发小户型,随着收入的增长,户型逐渐变大,高收入人群可以旧房卖掉,换成大户型。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开发商提供的住宅户型和人们的需求是不匹配的。
除了这些矛盾,现在还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个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的时候,农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去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很多人认为已经超过社会安定的警戒线了。另外,还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不满情绪在蔓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和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穷乡僻壤,基本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了。不患广,而患不均。在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一种怀旧的情绪,认为过去比现在好,过去虽然没有现在富裕,但是很公平,差别不大,现在差别大了,不满情绪就出来了。
  社会上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九位院士委员作了一个关于医疗、卫生的联合发言,在政协的四十多次大会发言中,这次发言得到的掌声是最多,而且最热烈,这是一种情绪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民意所在。在去年和前年讨论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有很多人提出,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低收入人群。在那次讨论中,我想我还是比较公正的,我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税率不高,而是执行的问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最高的已经达到45%,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税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执行的问题有待解决。结果我的观点在网上引来很多攻击,有人说我替富人说话,当然这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现在富人太富了。其实中国的富人和外国比起来还差得远,我们还是要调动富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让穷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富人快一点,这应该是当前的任务。但是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要是不把富人的钱拿来分给穷人的话,他们就会有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就很困难,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我们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政策,在十六大的时候提出科学发展观。我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是: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要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达到五个统筹,即城乡的统筹、地区的统筹、社会与经济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还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去年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包括上学难、看病难、城乡差距、社会保障等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确实提出了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我们如何真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呢?刚才杨伟民副秘书长(本期讲坛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现在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既然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我们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在这方面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我今天演讲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完全反对二次分配。现在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也就是说,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觉得这不是好办法,可能会事与愿违。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像我们平常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初次分配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要快,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没有效率是不行的。经过28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去年的人均收入达到2050美元,但只有美国的4%-5%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仍然要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呢?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快;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穷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有没有这样一条道路呢?其实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讲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讲了20几年了。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进行产业、产品和技术的选择,如果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也能兼顾到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五个统筹。
  关于比较优势的讨论已经有20多年了,有人说,现在国际上的最新概念不是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我们应该用新的理论替代旧的理论,你怎么还在讲老掉牙的比较优势,还在讲200多年前的概念。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不能获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麦克·波特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竞争优势有四个决定因素:第一,一个国家的某种资源的价格在国际上是相对低廉的,即具备要素价格优势,该国就应利用这一优势,侧重发展这样的产业;第二,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有很大的市场,要利用国内的大市场把产业建立起来,这样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第三,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有很好的产业群聚效应,这样可以提高效率;第四,这个产业在国内是竞争性产业,而不是垄断性产业。他对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总结得很全面。
  作为经济学家,我一向不喜欢“十全大补”。在他提出的这四个决定因素中,真正相互独立的只有两个,即国内市场规模和价格。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给定的,收入水平乘以人口水平就是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基本上也是给定的。比如中国是大市场,台湾就是小市场,这是无法改变的。另外一个独立因素是价格,他提出的“充分利用具有价格优势的资源要素”中的“价格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其他因素其实是取决于这两个独立因素的。首先,产业群聚效应的形成不能违反比较优势。比如,美国无法实现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群聚,因为电子加工产业是劳动力密集,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因此在美国不能形成像我国东莞那样的电子加工业产业群聚。同样的,在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形成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业群聚。还有一个因素是国内市场。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会有竞争的市场,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要建立市场只能靠保护和补贴,因而就不会有竞争。因此,竞争优势理论其实只讲了两点,一个是利用比较优势,第二个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两点中,哪一点更重要呢?国内市场的优势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你可以进入全世界的市场。像芬兰,整个国家也不过四、五个产业,但它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打造出像诺基亚这样的国际品牌。由此可见,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经济自然就会快速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
我们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因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我们知道,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差别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靠资本,用资本雇佣其他人去赚钱。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让那些只有劳动力收入的人能够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我们就能够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有了剩余就能够进行积累,资本就会快速增加,而劳动力是很难增加的。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绝对多、资本绝对少,变成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进而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少,最后变成资本绝对多、劳动力绝对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绝对多、劳动力绝对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不断下降,因而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贬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它们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改善收入分配。这是有实证经验的。
  在谈到比较优势的时候后,有一个经常被挑战的说法说,让外国永远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我们自甘落后,永远发展比较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一口吃不成胖子”,发展是分阶段的,欲速则不达,按部就班地走,走得更快。发达国家的产业以资本密集、技术较密集型为主,而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密集、资源密集为主,这其实是一个“果”而不是“因”,这个结果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多而劳动力少,因此资本便宜而劳动力贵,为了使本国产业更具竞争力,只能用资本替代劳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想保护本国的纺织业等劳动力密集产业,我们的出口增加一点,美国就受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比较贵。反过来讲,我们现在的劳动力相对便宜,我们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生产区段,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产业没有竞争力,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没有竞争力,其他国家为什么老是投诉中国倾销呢?所以,只要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有竞争力。
  既然竞争优势产业的形成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我们能不能赶上发达国家,关键的因素是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快于发达国家。一般来说,要素禀赋有三个方面,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如果自然资源是给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快速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如果比发达国家提高得更快,我们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要素禀赋的提升会最快,而且肯定会赶上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早期一定是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最高,积累的积极性也最高,如果产出有剩余,那么剩余有两种用途,一种当前消费的增加,另一种是当前不消费,把它积累下来,作为下一期的资本。消费和积累所占的比例决定于资本的回报率,资本回报率高,积累得多,积累的倾向就高。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优势。如果给定技术的话,不断增加资本,资本回报率的边际报酬递减,到最后就不愿意积累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中有一个好处,就是后发优势,那些产业、技术和产品都是很成熟的,你就可以引进、消化、吸收,然后进行创新,成本非常低,因而技术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技术升级的速度很快的话,资本的回报率就不会下降,而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反过来讲,发达国家的技术处于最前沿,要往前走一步,只能靠自己发明,投入很大,而且失败的概率很高,尽管全世界的专利主要在发达国家,但是它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是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慢,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储蓄倾向很低。我们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起点虽然很低,但是增长率很高,发达国家的起点很高,但是增长率很低,可以预见,经过十年、二十年,最多两代人的时间,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中的人均资本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六、七十年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超过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每个阶段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
  前几年我提出了一个“小步快跑”的概念,也就是说,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每一步都非常小,但是非常快,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多数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水平确实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有人希望一步登天,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就是我和我的合作者经常批评的所谓的“赶超战略”,就是希望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相同的技术行业。但是,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我们也这样发展,就没有竞争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很低,经济发展的效率也会很低,而且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就业创造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会增加,而且这个问题还会继续恶化。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时代靠政府,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富人才能够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补贴不是掉下来的馅饼,它只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人,也就是穷人。穷人去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凸现。有些国家并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的失业人口涌入城市,但是他们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形成了城市里的贫民窟。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几个高端产业,大集团,大品牌,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基本上靠保护和补贴,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来的价值。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我们知道,财富转移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用整个社会的剩余发展起来的产业不能创造剩余,而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得不到资本的支持,因此整个社会剩余的几率非常少,要素禀赋的提升速度也就非常慢。在这种状况下,增长必然会减速。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资本来自于剩余,剩余越来越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的时候,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开始寻求国外资金,然后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要还钱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真正地创造财富,还不起了,就变成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我们所批判的“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在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个行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寻租行为。
  最近我们在做亚行委托的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项目。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二次进口替代”策略,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创造就业不足,财政分配不公,城市里出现大量贫民窟。在社会不和谐和大量失业存在的情况下,他们普遍走向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政府为了收买选票,提出了非常诱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结果形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交替出现。这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所处的困境。我们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但是我们并非以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力来定义效率,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企业有相当高的利润,但利润实际上是保护和补贴形成的,是一种财富转移,这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存在大量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困境。因此,我不太赞成“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我认为应该在一次分配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二次分配作为补充。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家的语言,就实际情况来说,哪些产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呢?要素禀赋结构在不断升级和变化,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沿海的上海、深圳,和内地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部的新疆、宁夏、甘肃,情况都不一样。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呢?
  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不关心比较优势,而是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要素的价格。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它其实并不是指哪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而是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能够充分、灵活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相对较低,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的话,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就会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因此,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会快速积累,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升级到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我们才能维持长达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了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政府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造成资本相对短缺,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我们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压抑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而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也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技术含量不断提升,这也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扭曲”:
  第一,金融结构的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以财政代替金融,没有股票市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但当时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大企业服务,尤其是1983年拨款改贷款以后,企业不能从国家财政直接拿到拨款,而改由银行通过低价资金进行补贴。为了满足大企业的需要,我们继续压低利率,同时建立大型国有银行来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从以前延续过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四大国有银行拥有的人民币资金占整个金融体系资金总量的75%。另外,股票市场也开始发展,当然,能进入股票市场也是大企业。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在刚刚结束的政协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发言,对现行的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有五个方面:
  一流动性过剩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根据2004年工业普查的结果,全国的个体工商户是3921.6万家,到了2006年,只有2576万家,减少了1300万家。当然,其中可能有一些关、停、并、转的情况,或是由小变大,但是有相当多的企业是因为得不到金融支持而无法生存下去。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农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发展现代农业就要有资金支持,建一个塑料大棚要一、两万块,盖一个现代化的鸡圈也要十来万块,农民没有这么多钱,从银行也借不到钱。因此,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资金大量过剩,资金配置的效率低下。就业创造相对不足。一方面,城市里还有大量的失业、待业人群,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来,这也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城市里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资金过度密集。能够借到钱的是大企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一些大型民营大企业也可以从大银行借到钱,而且资金的价格非常低(我国现在的贷款利率是6%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企业自然会把资金投入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也是造成资金过度密集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有钱人的投资得到补贴,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就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但是穷人没有钱,所以消费不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房地产泡沫,从长远来讲,我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房地产有一个特性,即短期的供给弹性非常低,如果需求增加,房地产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很多富人把房地产作为投资的手段。房地产本来是供居住的,可是现在成为一种投资手段,这就使房地产价格从正常的以使用为目的的价格,变成以投资为目的的价格,房地产价格自然要上涨,而且这种价格在短期间上涨速度很快,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注入。
  很多社会现象都与收入分配不公相联系。在银行资金过度集中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投资的“潮涌”现象,为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是有迹可寻的,对于能够在未来获利的行业,我们不太容易做出判断,也很难形成社会共性。90年代,大家都认为互联网能赚钱,全社会的资金大量投入互联网行业,结果形成了泡沫。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十年、二十年才会偶尔发生一次,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由于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因而可以相对容易地在每个发展阶段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然后银行的资金大量注入,投资会一轮又一轮地集中到这些产业,形成前面我所讲的“潮涌”现象。
金融结构的扭曲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不进行调整的话,收入分配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第二,资源价格继续扭曲。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断地对这种价格扭曲进行调整,但是有些改了,有些没有改。去年我做了一个调查,90年代的时候,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加在一起只占资源价格的1.8%,而且还是从量计征,这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点,资源价格放开了,煤炭、石油、铜矿、铁矿的价格现在都和国际接轨,这个价格比90年代要高得多,所以90年代是1.8%,现在可能连0.5%都不到。第二点,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民营和外资企业被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在较低的资源税费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谁能进入这些自然资源产业,取得开矿权,谁就能变成巨富。我曾经去做过考察,一个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取得开采权的价格是几千万,以后的收费连1%都不到,所以每年收入近亿元是很正常的。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是收入分配不公;第二,败坏社会风气。因为开采权由地方政府决定,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会去寻租;第三,矿难不断发生。
  第三,行政性的垄断。行政性垄断里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包括电力、通信,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这类企业,但是垄断收益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在企业内部分配,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原因。
  因此,一次分配并没有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是改革不完善造成的,是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完善这些改革,其实可以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剩下的一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及丧失就业能力的人群和鳏寡孤独等,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
如何以一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呢?我想谈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我们现在有竞争力的行业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我们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前年的40%下降到去年的39.5%,就是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农村里的大量小农户也得不到资金的支持,想发展现代农业也发展不起来。其他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由小而大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密集居主导地位,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银行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深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上而下的,一开始就建立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建立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但是并没有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首先要“补课”,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现在政府开始允许设立地区性、以满足农村农户金融需要的小型乡村银行,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策设计上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首先,门槛很低,资本金达到50万就可以开办;其次,“必须与一家现有商业银行合资,而且商业银行要占20%的股权”的要求很难实现。当然,银行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经营有风险,做出这样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商业银行不愿意到农村去,所以农户才借不到钱,你让他出资20%,他会有这个积极性吗?对于银行业这个特殊行业而言,我觉得应该做到两点:一是高门槛,门槛可以定得高一点,至少要达到1000万,甚至5000万的资本金,要有相当规模的资产作为抵押;二是严监管。
  第二,提高资源税(费)。前面我提到,我们现在石油的税费大概只占石油价格的1.8%,在美国,地面石油税费占其价格的12%,海上石油是16%,差距非常大。另外,从量计征要改成从价计征,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征收暴利税,使收益更合理。但是,现在的政策设计有一个难点,即原来的国有矿产企业有很大的社会负担,我们通过压低资源税费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非国有的矿产企业,它们没有这种社会负担。因此,我们要剥离现有的国有矿产企业的社会负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它的负担问题,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征收资源税。
  第三,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在能源性行业引入竞争。香港在电信业引入竞争之后,价格下降了很多,利润也没那么高了。在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属于国家的利益应该交给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现在有《行政审批法》,这方面要透明化,这是改善执行的问题。
  如果在这几个方面能够做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因为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体系之后,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能逐步缩小,流动性过剩问题也能够解决。造成现在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小企业借不到钱,大企业的钱很多,很多项目有保有压,不允许发展,这才造成流动性过剩。如果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中小银行,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和农村的贷款需要,我相信就不会出现流动性过剩,收入分配就会公平,消费倾向就会提高,而投资的冲动会下降。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进口,国内、国际市场就能得到较好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具有竞争力,政府不用过多地保护和补贴,寻租行为减少,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当然,政府并不是没有职能了。就中国政府而言,既要发挥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职能,也要发挥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职能。
  首先,政府对教育要负起责任。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会很快,像东亚经济通过一、两代人就从一个很穷的农业经济变成一个现代化经济,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的需要,我们必须培养出一大批能够把握市场变动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的完善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企业是做不了的,所以政府要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完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第三,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任何经济中都会有弱势群体。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没有成年的孩子,以及鳏寡孤独等,他们无法进入就业市场,要生存只能靠政府的救济,这也是在二次分配中实现的。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人们的职业也会不断变换,在就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就业,要生存下去也只能靠政府补贴,包括失业保障等。
  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举例来说,为什么银行业需要监管?就是因为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就很容易出现金融诈欺。还有外部性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等,也需要政府进行监管。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府职能就是宏观调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部门。前面我讲到了“潮涌”现象,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偶尔出现,但在发展中国家会经常出现,因此可以从总量上判断是否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管理部门的职能要多一些,包括提供产业指导、设立各种投资的标准和门槛等。
  总的来说,我认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提法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在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时候,对效率的定义经常是以能够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形成它们那样的企业形态为标准,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问题。如果我们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又很可能陷入“拉美陷阱”。因此,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在一次分配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就有了支付能力,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就能够基本解决。同时,外部性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这样就能够避免资源过度密集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实现“五个统筹”,实现国际、国内市场的统一,实现和谐社会的构想。
谢谢!
 
 
                                   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7年3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