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提出服务经济的概念，要求“大城市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位置，有条件的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的任务。这里，结合学习十七大报告，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和认识。

    一、世界经济处于工业经济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两百多年来，席卷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和主要推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于美国的服务经济，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全球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所谓服务经济，从需求来看，就是服务产品取代物质产品，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主要产品；从增长的动力看，就是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就业结构看，就是服务业取代工业和农业，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

    各种迹象表明，服务经济将会取代工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和主要的推动力。第一，从全球经济结构看，目前，全球服务业总规模为28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68%，比199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由1990年的46%，提高到2004年的53%，也提高了7个百分点。第二，发达国家来看，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率先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其标志是服务业比重超过60%，2004年提高到77%；英国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超过60%，目前为72%；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目前是68%；德国在20世纪末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目前为69%。此外，法国服务业的比重是73%，澳大利亚是71%，意大利是70%，均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第三，从新兴国家来看，近年来，一些新兴国家也呈现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服务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体。俄罗斯服务业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35%，提高到2004年的60%；捷克由1990年的45%，提高到59%。此外，韩国2004年达到了62%，西班牙为67%，巴西为78%等等。

    二、发展服务业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涵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三个转变”。我认为，发展服务业并尽快形成服务经济，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意味着只是发展工业。改革开放29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7%。以1992年为界，前14年，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比较均衡，工业年均增长11.1%，服务业年均增长11.2%；后14年，工业年均增长12.2%，服务业年均增长10.2%。特别是最近几年，高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工业拉动，工业对GDP的贡献率，2003年到2006年分别是51.9%、47.7%、47%和48.8%，服务业的贡献率则分别为38.1%、40%、40.3%和38.8%。前12年服务业略快于工业，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业补课和工业调整的结果，而后12年服务业慢于工业，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认识和选择的发展模式有关。

    第一，对实现工业化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传统理论和我国的许多人认为，只有发达的农业和工业，才能有服务业的发展，目前的中国，工业化还处于中期阶段，还不到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推动发展的主要任务，还是提高工业的比重。这一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决策，由于没有把握好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的内涵，一定意义上使得近年来的工业化更加偏离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工业情节越来越浓。一些地区放弃原来的三、二、一战略，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名，重走以提高工业比重为主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一些以出口轻纺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为主的地区，实施重化工业化、适度重型化战略等等，就是这种认识偏差的表现。

    第二，传统的产业结构演进定律已经失效。配第·克拉克定律、霍夫曼定律等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是遵循从农业到工业，再向服务业的轨迹；工业结构的演进，是先轻后重，遵循先轻纺、后原材料、再到装备制造的轨迹。这些定律，都是根据发达国家走过来的道路总结的，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但后起的国家未必都遵循这样轨迹。印度1990年时服务业的比重是41%，2004年提高到52%，14年提高1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0%。但印度工业的比重没变，还是26%。印度的案例打破了实证经济学关于一、二、三产业循序渐进演进的定律，证明传统的产业结构定律已经失效。

    第三，信息化使服务业成为可交易的产业。传统理论总结的发达国家的实践，是信息化不发达条件下的实践。那时，服务业多数领域的生产与消费必须在时间、空间上高度一致，服务业的生产者必须直面消费者，服务业的跨国交易受到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制约，多数服务领域是难以跨国交易的。近年来，由于宽带和互联网等电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将服务传输到国外去做，并在做完后传回到发包国成为可能，也就是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在空间上实现了分离。北京女孩为美国人当保安的例子。信息化是服务贸易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服务外包成为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形态，相当一部分的服务产品成为与农产品和工业品一样的、可跨国交易的产品。印度服务业可以在传统理论认为的工业化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可以不依托其工业化水平而异军突起，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的。（印度服务业中相当部分是为出口服务的，包括两大类：一是信息服务业，这是印度出口比重最大的部分如网站服务、通信服务、软件开发、系统整合、电子商务、客户应用开发、信息咨询、教育和培训等；二是服务外包业，这是覆盖范围广，但价值链处于低端，比较传统的有银行账单处理、通信业务结算、销售物流分析、媒体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目前正向高端领域扩展，如金融分析、制造设计、动漫设计、法律咨询、医患交流等知识流程外包。）

    第四，全球化改变着一国的产业结构从而贸易结构。通用汽车公司1万美元的车款中，其中3000美元给了韩国的装配工人，1750支付给日本的零部件制造厂，400支付新加坡、台湾和日本的配件商，750支付给德国的设计师， 250给了英国的广告公司，其余3850美元是底特律的汽车策划师、纽约的律师和银行家、华盛顿的说客、美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布局，一些国家主要提供工业品，另一些国家主要提供服务产品，在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国际分工中，各国的重点也大不相同。在这种世界经济布局的大变革中，我们是以承接“蓝领”岗位、承接“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和出口“工业品”为主；印度是以承接“白领”岗位，承接服务业和出口服务产品为主。印度52%的服务业，并不仅仅是为印度人消费的（印度信息产业中80%是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中80%是出口）；我国43.3%的工业，也绝不仅仅是为我国人消费的。中印不同的产业结构，都是全球化的结果，是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结果。

    总之，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定要切实体现“新”，不要从本本出发，不能再依据失效的定律来指导我们新型工业化的实践。

    （二）根据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准比较优势，准确定位。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怎样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分工中扮演什么角色，除了要体现“新”外，还必须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出发，切实体现出“中国特色”来。

    第一，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我国增长的代价过大。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我们承接的主要是制造业，印度主要是服务业，我们是通过大海和船舶，印度是以互联网为载体；我们消耗了更多的矿产资源，印度消耗的主要是人力及其智力；我们由此增加的GDP颜色较黑，印度的是绿色GDP；我们的结构占用空间较多，印度的结构占用空间很少。增长是有代价的，我们常常列举我国GDP、物质产品的产量在全世界的位置来说明我们的成就，很少讲我们付出的代价。我国GDP是世界第三，为此我们消耗的煤炭、钢材、水泥以及排放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也是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是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创造的GDP占全世界的5.5%，但为此消耗的石油、原煤、粗钢、水泥、氧化铝分别为全世界消费量的7.8%、39.6%、31.6%、54%和24.4%。由此可见，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第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资源消耗和污染。我们消耗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不全是为提高我们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付出的。我们承接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把“世界工厂”的帽子承接过来了，但也承接了这些产业消耗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承接了本来应该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消耗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我们的增长快得得益于全球化，我们分享了全球化的成果，但也分享了全球化的负的外部效果。

    第三，选择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应该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国人口多，人力资源足以支撑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我国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难以支撑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特别是难以支撑消耗高、污染高、占地多、资源性的重化工业的“世界工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玩具工厂、领带工厂、鼠标工厂，我们也可以再成为世界钢铁工业、铝材工厂、石化工厂。没有铁矿石、氧化铝、原油等矿产资源，我们可以买进来，但那些不可贸易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我们没法买进来。我们一些严重缺水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的钢铁企业，仍在用上亿年形成的深层地下水炼钢，钢材可能出口了，利润投资者拿走了，税收地方政府得到了，但因地下水超采导致的今后的地面沉降及其损失谁来负责。资源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消耗完吗？

    第四，保持良好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也是发展的目的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发展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仅仅是不断提高人民的货币水平，仅仅是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不仅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而且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提供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惬意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的能力却越来越弱。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如果我们排放的污染都是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呼吸的浑浊空气、饮用的不清洁的水，有很多是为了提高外国人的生活质量，我们是不是要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增长模式呢（出口一支芭比娃娃赚取的2美元不足以清除带来的水污染）。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中国人为本，其次，要以未来的中国人、我们的子孙为本，最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以“外国人为本”。

    总之，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要保持较快增长，既要有先进的制造业，也要有发达的服务业。过于依赖工业带动，我们的增长难以持续，资源难以承载、环境难以容纳，人民难以承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少一些工业，特别是少一些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才符合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实现工业化是就全国而言的，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选择适宜的产业结构。在推进工业化中，我们还存在一个偏差：应该率先形成服务经济的特大城市，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名，仍在扩张制造业规模；轻纺和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很强的地区，以延伸产业链为名，开始补重化工业之短；应该以发展农业为主业的县级行政单元，发展县域经济为名，都要搞工业开发区；应该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的地区，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名，肆意开发资源。

    第一，一个地区不存在是否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包括一些大国经济体，都已经不再是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我们的各地区、各级行政单元的市县，甚至乡镇，都要提高自身的工业比重，都要实现按工业比重衡量的工业化。许多地方的规划和文件明确提出，我们县、市、省（区、市），尚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要大力推进工业化。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本地区当作了一个国家，当作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第二，不同的国土空间承担不同的功能。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都是在很有限的国土空间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工业，形成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和体现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其他区域，或者是以提供农产品为主的农业地区，或者是以提供生态产品的生态地区。我国幅员辽阔，但自然状况多样，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许多地区不适宜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比如，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降水量小于100的干旱地区、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以及水土流失的山地等等。按照自然规律，这些地区，就应该承担维系生态平衡的主体功能。再比如，我们18亿亩的耕地，尽管可以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但从保障农产品安全考虑，也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主要应该承担维系食物安全的主体功能等等。

    第三，不同的地区应该形成各不相同的产业结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使有些区域成为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城市化地区；有些区域应该限制或者禁止开发，形成永久性的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农村地区或者保障生态安全的生态地区。这样，按行政区衡量，有的地区要形成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特别是城市型的地区，要形成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尽管农业比重不高，但其农业在全国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地区按GDP衡量的经济规模可能很小，提供的主要是尚未衡量成目前的价值形态的生态产品等等。当然，在一个省级行政单元内部的各个城市、各个县，也要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

    第四，现代化是人的发展，不是地域的繁荣。不同的区域承担不同的功能，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现代化、小康社会，到底是地域的全面繁荣，还是人的发展。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现代化应该是人的发展，而不是所有国土都要开发成高楼林立、企业成群的工业化、城市化地区。缩小地区差距，主要不是缩小各个地区之间GDP总量的差距，而是缩小人均收入、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的差距。我们党提出的工业化、城镇化、GDP翻番等经济建设的目标，都是就全国而言的，不能要求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镇都成为按工业比重多少衡量的“工业化地区”，不是要求每个地区都提高工业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都要GDP翻两番。

    三、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为方向发展服务业

    深化改革，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这既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主要任务，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正确处理好服务业与市场化的关系。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有些领域可以市场化，有些属于公共服务，不能市场化。由于在体制转轨中没有分清政府职责与市场作用的界限，服务业既存在政府退出不彻底的问题，也出现了“过度退出”问题。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国防等属于公共服务，其他领域则是可以市场化的领域。

    第二，对服务业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事业比重过高，所有制结构单一，是目前我国服务业的特点。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国有经济比重为96.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为87.5%，金融、保险为68.2%，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66.1%，房地产业为63%。再细分，图书报刊零售是92%、商业银行是95%、出版业98%、电影业82%、疗养院是73%、工程设计是80%、旅游63%。要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优化服务业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在服务业也要有进有退。

    第三，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尽管许多领域都已宣布向民间资本开放，但由于市场门槛设置权实际上掌控在部门手中，而行政部门出于管理的方便，往往天然地倾向于抬高门槛，造成民间资本在许多服务领域进入步履艰难。环保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应大发展，但却用建筑业的资质要求，必须有多少铲土机、挖掘机等。某市对民办教育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资金底线要求是100万元。所以，要清理市场准入和准入条件，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二）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应该由企业经营的服务领域由政府办为主，向企业办为主转变。我们一直按经济和社会事业划分，把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科技、媒体等排斥在经济之外，似乎不属于经济。认为这些领域以提供社会效益为主，属于社会事业，改革一直没有触及这些领域。高度垄断、严格管制。

    原因，一是对某些领域过于看重其兼有的公益性的属性。科研、教育、卫生等，一直视为公益性和福利性的事业，认为这些行业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社会效益。不可否认，这些行业带有公共服务的功能，但若过于强调这种功能，或不对其领域细分，笼统地作为必须由政府包办的社会事业，必然设计出政府包办，财政供养，用办社会事业的方式提供服务的体制。教育供给不足，社会上有很多资金。为什么不引导到教育上来。前提是把政府无力提供的那部分教育当作有投入、就要有产出的产业。政府包办，就只能是有多大财力，提供多大规模服务。

    二是对某些领域过于看重其兼有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业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这些领域也有其产业属性的一面。如果我们只注意其意识形态的特性，不考虑或忽视其产业属性，结果也必然是实行国家高度垄断、政府严格管制。全球传媒行业创造的GDP有1万亿美元，每年以7%的速度递增。美国传媒业年创造的GDP有5350亿美元，就业人数有500万，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4%，每十年翻一番。英国传媒业占GDP的5%，就业100万，每年创造的GDP是300亿美元。日本、韩国最近几年也赶了上来。传媒行业不仅提供GDP，而且可以推进国民教育、增强民族团结、体现软实力，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地位。

    第一，要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为原则，合理划分竞争性和公益性服务行业，实行不同的管理、运行模式。

    第二，加快事业单位的改制，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要实行产业化经营，营利性事业单位要改制为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政府投资和事业经费。

    第三，非营利性机构也要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市场提供服务。政府提供资金的公共服务，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举办。

    第一，企事业单位及有条件的机关，其后勤服务都要面向社会开放。国家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不应设立自己的后勤服务机构。营利性的后勤服务机构都要改制为独立法人企业。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兴办面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

    第二，采取措施，鼓励大型企业非核心竞争力以外的业务进行外包。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国际化，就是要推进部分服务领域由主要为本国提供服务，向国内外并重转变。我们要抓住国际上服务经济大发展，服务业大转移的机遇，全方位分享了全球化中服务业生产过程分工的利益。

    第一，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服务业开放程度低，外资进入少。服务业44个大行业中，除商业零售、商业代理、房地产代理、旅馆、旅行社、娱乐、计算机服务等7个行业外，其他行业外商投资占总投资比重都不到5%，其中20个行业外资不足1%。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跨国采购中心、国际会展业知名公司来往投资，促进建立一批中外合资的服务企业，带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发展。

    第二，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我国具备承接服务外包的基础条件，如，数量庞大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电信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国内市场规模和潜力较大，外商投资环境较好等。要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放到国家战略层面，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关键性举措，要像当年重视吸引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那样重视承接服务业外包。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如建立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实行优惠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建立行业协会等措施加快承接服务外包的步伐。

    第三，鼓励服务企业对外投资。对具有分销、运输、商贸、科技、信息等优势的服务企业，积极开展境外参展、对外设计咨询、工程技术承包与劳务合作。通过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产品分拨中心和国际采购网络，提高企业的外向度和走出去的层次。

    (本文系作者2007年11月16日在成都一次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