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末年初分析经济形势时，增长速度和通胀是两个关注的重点。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增长，从产业角度看，到2005年底时已经达到了高增长水平上的结构均衡（标志是投资品价格显著回落），多数研究者的感觉是此后的增长应“高位趋稳，稳中趋降”。实际情况则是“高位趋升”，到2007年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长达到了11.5%。导致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外需超出预想的强劲。2005、2006两年外贸净出口对当年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5和2.3个百分点，而2002至2004年的相应值为0.7、0.1、0.6个百分点。假如2005、2006年维持2004年外需的贡献水平，经济增长率则会下调至９％左右。中国经济已处高位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回落。这种回落或许会出现在不久后的某个时点，外需下降或许会成为回落的诱因。如果回落发生，应当是比较温和的，即所谓“软着陆”。从中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可支持９％左右的增长率。

当前棘手的问题是通胀压力。11月份ＣＰＩ已经达到了6.9%，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今年ＣＰＩ的上升主要来自农产品涨价，其中突出的是猪肉涨价，而猪肉涨价部分地是由于国际上玉米大量用于能源生产而涨价所致。看起来这次涨价很有些偶然性。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次涨价并不是在农产品供不应求，而是在农产品总体供给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供求，而是出在成本。除了上面提及的外部因素扰动外，农产品涨价更多地反映了成本上升的压力，反映了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比价关系的调整。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成本上升压力并不只是表现在农业领域。一个时期以来，大多数要素成本上升已呈普遍之势，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条：一是，原本以为“无限供给”的低价劳动力出现短缺，原本不宽裕的土地价格则大幅飙升，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低价要素红利”开始减少，拐点已经显现；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和谐社会建设等将促进相关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尽管改革并不意味着必然涨价，但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向均衡点回归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三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在拉动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入一个价格上升周期。

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升，既通胀，将取决于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较量。近年来要素成本上升已经出现，之所以没有演变为明显的通胀，是因为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系列因素还相当有效。当要素成本上升加快，而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格局将会逆转。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通胀压力将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型通胀。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在中国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后，逐步确立起以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组织和制度创新）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从而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注入新的活力。由此说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只是一个表象，它凸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面对的困境。以控制需求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在对付成本推动型通胀上作用有限。政策选择的重点，首先是将这种通胀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其次，但也是更重要的，在控制通胀所赢得时间里，切实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这正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所带来挑战的含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