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本届年会的会议纪要（全文）

    易纲（年会主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现在开幕。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我是易纲，作为今天会议的主持人，我非常荣幸。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

    国家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先生，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先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组长韩文秀先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先生，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局长王沅女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女士，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鹤庭先生，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先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先生，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总经理郭翠萍女士，新世界(中国)科技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劲先生。

    本届年会的第一项议程：向新加入的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颁发证书。现在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宣布：由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秘书长林荣强先生、企业家理事陈建先生推荐，经论坛学术委员会及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段永基先生、柳传志先生同意，广州日报社集团董事长戴玉庆先生、《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兼执行总编沈颢先生、华欧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总裁朱德贞女士从2007年1月起正式成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理事。请吴敬琏先生为这三位新加入的企业家理事颁发证书。

    第二项议程：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做论坛2006年工作总结以及2007年工作计划报告。

    樊纲（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大家下午好，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对论坛过去一年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另外把2007年的工作计划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把论坛的活动列入自己的日程中。

    首先报告2006年的工作。

    一、内部研讨会。2006年论坛共举行了三次内部研讨会。第一次是4月份，主题是“体制改革的新问题与新领域”，到会的专家和企业家理事比较多，有三、四十位；第二次是6月份，主题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第三次是10月份，主题是“对外开放的新特点和新对策”。另外，2006年7月，我们在青岛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11月份我们又在昆明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二、长安讲坛。长安讲坛到2006年年底已经连续举办了112期，2006年当年举办了20期。2006年6月29日，我们举办了长安讲坛第100期学术演讲暨庆祝活动，论坛成员吴敬琏、樊纲、易纲、许善达、曹远征、贺力平以及100多位来宾出席了这次活动，吴敬琏等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举办的这个研讨会原来叫“长安论坛”，从100期以后正式更名为“长安讲坛”，主要考虑是不和50人“论坛”名称重叠，其性质不变，还是面对公众的政策性的公益讲坛。06年长安讲坛还邀请了两位知名的国际学者来发表演讲，一位是原波兰共和国副总理兼财长科勒德科，演讲主题是“转型：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位是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顾问尼古拉斯Ÿ斯特恩，演讲主题是“气候变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三、论坛月报。截至去年年底，月报共出刊26期，去年出了12期，发表论坛内部研讨会纪要和专家文章共22篇。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月报在上报有关部门之前都经过学术委员会专家的审阅，并做适当的修改、补充和调整。

    四、丛书出版。我们把长安讲坛2004年到2005年的演讲文稿进行了整理，出版了《长安讲坛Ÿ第一辑》，也是为了配合100期的庆祝活动。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几位论坛成员的个人专集，今年我们会继续做好这项工作，希望各位多支持。

    五、对外合作交流。2006年的对外交流活动比较频繁，包括应新加坡驻华使馆的请求，部分论坛成员与新加坡经济贸易发展局主席张铭坚进行座谈等。另外，经过友好协商，论坛分别与《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等媒体达成合作协议，新浪已经安排了9位论坛成员到财经栏目和网民交流。

    六、财务报告。50人论坛2006年年终财务结算报告已报论坛学术委员会和企业家理事会课题经费监视小组审核，并报企业家理事会全体成员进行监督。

    七、网站建设。2006年论坛网站共收录论坛成员文章205篇，外界学者来稿388篇，在论坛网站注册会员达到15300多人。2006年共有19位论坛成员向网站投稿，共96篇，希望诸位多向论坛投稿。在论坛网站上投稿属于内部交流，并不影响您往其它刊物上投稿。论坛网站主页还和新浪财经做了链接，今后论坛重要活动新浪财经都将给予报道。

    八、召开了一次论坛学术委员会特别工作会议。11月2号，学术委员会召开特别工作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关于成员资格终止问题的决议。增加一条，“任何成员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在审查期间，其成员资格自动中止；如果经有关部门审查定案为违法，其成员资格自动终止”，这一条已经获得全体成员的同意，目前已实行。第二，对部分论坛成员提出的“适当扩大学术委员会规模”的建议，我们一致表示同意，并建议对论坛章程中第16条进行修改，明确学术委员会由执行主席和学术委员共7人组成。论坛成员许善达和吴晓灵在近期内会有较多时间为大家服务，我们提议，请大家考虑一下，是否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决定增补他们两位加入学术委员会，年会结束以后由秘书长把这个建议放到网上，由全体论坛成员民主决议。

    九、2007年工作安排。第一，举办3到4次内部研讨会，我们会尽快排出一个时间表发给大家，具体议题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确定，也请大家提出一些建议；第二，应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三月下旬在广州举办论坛主题研讨会；第三，七月下旬在青岛举办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第四，九月份将在外埠举办一次主题研讨会；第五，继续办好每月两期的长安讲坛；第六，继续办好月报，出版专家论文集和《长安讲坛Ÿ第二辑》，请大家继续支持；第七，和《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频道合作，在媒体上开办50人论坛专家的专栏，具体的安排我们会和这两家媒体商谈，我们是50位专家，大家在时间上可以错开，灵活一点，如果大家共同参与的话，我相信这两个专栏会办得有声有色，也为大家提供一个进一步发表自己观点的平台。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会后可以和我们联系，请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

    易纲（年会主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会议第三项议程，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嘉宾合影。

                        （合影）

    下面由三位专家进行主题发言，首先请吴敬琏老师发言。

    吴敬琏（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记录片《大国崛起》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由于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的话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从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电视片提到的九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一些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了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作一简要的说明：

    1.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而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欧洲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第五的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和海上霸权。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记载，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18600吨和黄金200吨）。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相反，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财政却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从1575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布破产（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布坎南等编：《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的事情。14－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做出了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由斯密《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叔父、老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产业革命》一书中就已指出，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气机的发展，而是“用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转引自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2.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讲英国走向兴盛的历史，通常都要从1216年的《大宪章》讲起。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而且像毛泽东故主席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于是有人就认为，法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只要遵循祖制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法治的思想和制度。其实，法家和我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和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韩非说得很清楚，“法”是与“势”、“术”相并列的帝王手中的工具，是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以致在正式文件里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降到了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就以《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来说，好几位学者论述法治的讲话在变成字幕或解说词的文字时，也都变成了“法制”。只说“法制”而不说“法治”，实际上抽掉了法治的精髓，回到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人治。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

    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有人以回归前的香港为例，认为只要在英国派出的总督治下实行法治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就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论证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法律体系是依托于它的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制度的，而英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前西班牙殖民地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法治始终无法确立，与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香港等形成鲜明对比，就是一个证明。

    3. 宪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加以怀疑。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分析，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向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往往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而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很少注意这种思想的内在缺陷和警惕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的可能性。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在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的框架内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认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顾准大义凛然地宣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有利于民主原则的真正贯彻。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一切权力归于国民公会”）和“直接民主”体制。这种体系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空名，沦为少数人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后一种体系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专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参见王元化：《研究<社会契约论>笔记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都值得认真汲取。

    4.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大国崛起》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甚至连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也没有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妨追问，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提倡用理性去批判地考察世界，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欲望能否得以发扬，作为18世纪以降经济革命源泉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是否有可能发生？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拨款的多少，领导机关组织的“攻关”活动进度的快慢，而忽视了西欧国家17世纪以后教育普及和科学迅猛进步的思想和人文基础。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与文化的必由之路。

    5.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兴起

    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把它称为“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进入近代以后，中等阶层增加了以中等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成员。但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力量单薄，仍然受制于大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处于从属的地位。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开始形成和日益壮大。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只要比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所作的分析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使“新中等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凸显，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elite，或译“精英”）。第一，他们的人数剧增，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工薪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1900年白领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17%，到了1970年，上升为47.5%；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人数比例1900年为2：1，到了1970年变成1：1.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第二，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过了“以剪息票为生”的中小资产者。第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大为提高。《大国崛起》中谈到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运动”和20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打击寡头和缩小贫富差别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

    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有些论者把对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们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我认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而且容易导致打击中间力量和扰乱社会阵线的后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一些国家走向富强的途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市场经济、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会结构的中等阶层变化。当然，这并没有穷尽各国繁荣兴盛的奥秘。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的普及、国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讲到的五个共同因素，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长短优劣。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探讨。

    龙永图（论坛成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刚才吴老师就年会的主题做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我想讲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在崛起中的形象问题，特别是国际形象。

    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就像是一位新的实力派演员登上了世界舞台一样，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一些“老牌演员”，包括欧、美、日都做出了反应，与我们几乎同时登台的一些“实力派演员”，如印度、巴西、俄罗斯，也纷纷做出反应。当然，还有更多的“群众演员”也有不同的反应。作为一个新登台的“演员”，面对各方面的反应，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主动地以一种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姿态和形象出现，从而引导国际社会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同志说，无所谓，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从来不在乎人家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有些人甚至说，美国就从来不顾及别人说什么，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形象方面下功夫。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塑造一种新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中国不是美国，从经济意义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要准确把握自己的定位。因此，美国人怎么样对待其他国家，这对于中国没有什么借鉴意义。第二，中国人从来不想，也希望永远不要成为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很多大国在崛起之后形象很差，到处挨骂，我们不会，也不愿意做一个丑陋的中国人。第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非常好的战略，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既然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考虑自己的形象，这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的着眼点是什么？就是要让全世界，至少让大多数国家相信，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在这方面，我们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塑造一个负责任、守规则、按规则办事的形象。不管一个国家有多么强大，如果它是守规则的，那么它的行为就是可预见的。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但是它的行为是可预见性的，因为它遵守规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通过接受世贸组织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说明中国是按规则办事的，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国际战略。第二个是承担义务，虽然中国现在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承担起大国的义务。中国愿意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起自己的义务，这一点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也有体会，中央领导在这个问题的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在进行“建立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的时候，我们认为谈判各方是完全对等的，要互相尊重，你让步我们就让步。后来总理批评了我们，说这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谈判，我们就是要让其他国家分享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吸引外资到中国来，这样中国才能大量行销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形成我们的市场。所以我们的谈判应该是有利于他们的，我们应该做出更多的让步，事实证明我们应该这样做。“自贸区”谈判以后，我们和所有的东欧国家达成了共识，自由贸易区协定促进了中国市场的开放，促进了东欧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出口。既然是一个大国，那就要负责任，守规则，承担义务。比如，关于“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承担一些义务，那么我们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今后中国要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这一点不可否认。

    第二，我们的形象应该是开放的形象，要继续开放中国的市场。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是始终存在各种问题，很多部门都没有做好。去年出现了一些关于并购问题的争论，还有“入世过渡期之后是不是暂时停止扩大对外开放”的争论，可以看出，一些深层次的保护主义思想已经有所表现。开放市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使中国的市场保持一种比较大的开放度，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么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就是有利的。要让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匹配，这对于我们的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在对外开放中，怎样规避意识形态的保护，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来制定相关的政策，这也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几年，中日关系的困境让日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国民心态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就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而言，我认为有两点需要强调：

    第一，要进一步培养中国开放、大度、守规则的素质，建立法治国家。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守规则的观念，要建立法治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吃过苦，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有些年轻人存在自私、狭隘的不良品质，诚信在整个民族素质中越来越淡漠，中国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能够负起责任的、开放的大国，这是非常困难的。如何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从而适应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需要，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开放意识。有些人之所以反对开放，主要是考虑到个人、部门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那些掌握审批权的人和部门，因为这些人和部门是政府的代表，是经济的主导，很可能也是意识的主流，他们以各种理由来反对开放是“理直气壮”的。如果不解决行政审批和垄断经济的问题，开放的意识就不能成为主流。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政治遗产，他说“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狭隘主义”，我赞同这种观点。因此，我们要在整个民族中形成守规则、开放的意识，要从小孩子抓起，培养他们守规则、负责任的基本素质，这对于树立中国的形象、对于中国在发展壮大之后成为一个受其他国家接受和欢迎的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建（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所谓大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主要是看有哪些问题我们绕不过去，哪些难题是必须谨慎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我们的大国发展之路就会走弯路，甚至走不过去。我想主要有四个问题，两个对内，两个对外。

    第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变动互相适应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已经快30年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这30年中，大家都共同接受一个观念，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这是中国在推动社会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量变的积累已经接近质变的时期，怎么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问题呢？在中国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变化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我们恐怕绕不过去，30年已经是一代人了，我们还需要一代人来经历这场变化吗？有人说，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不变，所有问题早晚会解决。经济增长能否自行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能够保持平稳？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没有把握，我始终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比如在北京，三环路以内的商品房没有低于每平方米一万块的，有的甚至要两万多，去年国贸对面的楼已经炒到每平方米九万多美金，最近上海又出现了每平方米十四万的楼盘，这哪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政府为穷人建了低价商品房，那么未来是不是富人在城里住，穷人退到城市的边缘地区居住？过去我们谈到财富差距，那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差距，可是现在这种感受越来越强劲地从视觉上冲击我们，而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了，再经过一两代人以后，这种感受会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空间上的差距，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将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可以说没有什么特色，还是重复重化工业的老路。吴老师一直批评重化工业的道路，强调资源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如果不能让中国人过上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日子，那么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目标不能丢失。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用传统工业的资源（煤、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来建设工业化社会，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但是这个创新和我讲的创新的含义不同。现在发达国家基本的重心已经转到虚拟资本主义，转移到金融资本市场，这个变化使他们在物质生产中继续追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比如在一支股票上平均停留的天数是两天，基金是八个月，而开发一个重要的技术至少也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英国一个大的上市公司的老板讲，“股东就要红利，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我的老板，我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但是没有人支持我”，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现实。要走新的技术路线只能靠自己，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还继续走下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新的技术路线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别人替代不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比我们先进，但是他们对于新的技术路线并不感兴趣，他们也没有技术创新的精神。因此，历史的责任在我们肩上，中国要突破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军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打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崛起，拿破仑在欧洲想用军事实力完成霸业也没有实现，德国、日本想凭借军事实力崛起，最后被列强联合起来打下去。中国现在提出“和平崛起”，在网上有很多讨论，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很多人认为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战火，必须伴随着军事实力的扩张。因为别人不愿看到我们强大，中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其他国家会不会联手遏制我们的发展，这也很难说。前不久中国用导弹把一个旧卫星打掉了，这说明中国已经具备扫平外空间的能力，这是一个空间技术的进步，美国马上就提起新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家知道，前苏联就是被冷战拖垮的，中国会不会也被冷战消耗自己的实力，也像苏联那样在冷战中倒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网上也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是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的，美国就是一个和平崛起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不是美国人自己提的，是英国人给美国的建议，背景是在神圣同盟七次反法战争以后，把拿破仑打下去了，但是法国和西班牙要联手干涉南美国家的独立，英国担心法国的势力在和欧洲旧势力联合之后又重新复活，于是和美国联合搞了一个宣言，就是所有欧洲列强都不插手美国的事务，美国听了这个建议，不想附和英国，他们就自己发表了《门罗宣言》。在其后50年中，是英国扶持美国，看着对手长大并超过自己。当代大国主要的敌人不是已经崛起的大国，而是当代大国对正在崛起的国家有某种依赖，这是一个逻辑，有了这两条，大国就愿意看着有代替自己可能的大国成长起来。就像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对中国有依赖，需要中国的产品，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崛起的机会，这和美国当年的崛起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造航空母舰，把军队搞得很庞大，那么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经济增长最后就有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被拖垮，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个问题，外交方面，我们要重点处理好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二战以后，国际分工中存在水平分工体系和垂直分工体系，水平分工体系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分工体系实际上正被中国拷贝到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当中。发达国家是虚拟资本主义，他们搞金融、资本市场，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物质产品、虚拟金融产品的交换，而物质的生产主要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化平台，把东亚国家组合到我们这个水平分工体系中来，然后和非洲、拉美国家再进行垂直分工体系的交换。现在国际上有“金砖四国”的说法，俄罗斯和巴西向中国供应资源，印度提供服务，只有中国是在搞生产制造业。现在有一个说法——“新殖民主义”，我们很不愿意听到这个字眼，但是有些人就是这么看的，比如南非总统就不只一次地讲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和发达国家搞好关系很容易，但是和发展中国家就不容易搞好关系，因为有过去的历史背景。怎样在未来的逻辑关系中成为一种新的关系的构造者，而不是走过去发达国家的老路，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易纲：

    下面进入讨论阶段。今天到会的专家、企业家理事和嘉宾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的发言尽量简短。

    任志强（论坛特邀嘉宾、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

    我们要避免走别人走过的错误道路，但是别把自己没错的事情当作自己做错了。

    最近社科院提到中国现在已经出现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出现房地产的时候和中国现状的对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制，而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中国农村的土地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城市的土地被政府严格控制，所以中国不可能出现泡沫。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化，农民和政府机构之间进行买卖，而我们是从政府手里买土地再卖给单个消费者，土地制度是截然不同，所以中国不可能出现泡沫。

    中国现在的城镇住房是一亿两千九百万套，美国是一亿两千六百万套，但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要比美国大得多。日本和中国的金融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最近的股票也在上涨，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不流通的，隔绝的。全国现在只有100多家房地产公司通过股市融资，股市的融资量极低，所以股票不管涨跌，都和房地产不发生任何关系，房地产即使涨了也不影响股市价格。同时，我们有严格的信贷管制，日本的信贷管制和我们完全不同，日本是大力支持，包括房地产信贷。日本的资产价格和我们差得很多，土地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好几倍，而我们的土地是不可流通的，所以对GDP的产值没有任何作用。日本的税收制度是有利于土地的流通，而我们的税收制度是严格限制，没有办法流通，包括二手房的交易也采取了加税、利息的政策，这就限制了资产价格的上涨，所以我们不存在泡沫。我们的土地现在是权利价格，供应少，价格就增长，这几年土地价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房价的增长速度，而日本的土地受到市场价格的限制。同时，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受到政策的打压，政府严格限制房地产的发展。而日本从1987年以后，土地价格增速已经高于股票和GDP，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资金比重非常低，而日本当时的资金比重在土地应用上非常高。

    在目前中国的现状情况下，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房屋，所以可能做出了“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的错误判断。从现在的情况看，全世界还没有达到户均拥有住宅1：1的国家有可能出现泡沫，而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大概只有1：0.7，所以中国的房地产还有很长的发展时间，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泡沫。

    张维迎（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断动摇，我们对过去20多年走过的道路表示怀疑，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80年代我们经常讲价格规律，现在搞的都是反价格规律，包括房地产调控等措施，这些都是反市场的办法。可能大家觉得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有些人归结为市场化本身的问题，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简单地讲一下。

    从中国30多个省市的情况来看，市场化最低的地方就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现在政府控制着很多资源，这导致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发挥价格作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的作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刚才吴老师讲民主政治很重要，还有两个潜在的威胁，一个是民粹政治，这也很危险。德国的希特勒、法国的巴黎公社等政治运动都与此相关。民粹政治的威胁非常大，我们走向民主政治的时候，如果没有很强的设计和主导，就有可能走向民粹政治。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大家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民粹主义和学术界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最后就会导致政策上的偏差，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乌合之众》这本书对我们研究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有一些帮助，大家可以看一下。

    胡鞍钢（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的年会非常有意义，现在国内外都在谈中国崛起，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是不是在崛起；第二，用什么方式来衡量中国的崛起；第三，中国崛起的根本动意是什么？所谓崛起，很重要的一条是创新，是国与国之间的创新。中国不是没有创新，我们在农业文明时代也有过创新，但是那不能和西方的工业创新相比。进入21世纪，仅仅有工业创新还不够，还要有知识经济的创新，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回答或者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的崛起之路》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今天王建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正在成为一个非传统的国家。因为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一样。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资源条件下，通过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崛起，我们不可能再走这条道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源于1985年的《生存力发展报告》，中国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均能源的消耗量，也达不到日本的消耗水平，即使从现在占世界能耗的百分之十几达到百分之二十，世界也承受不了，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这个命题非常有意义，可惜我们还没有更多的深入讨论和思考这个问题。吴（敬琏）先生这几年一直在讲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本质上就是要找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既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又不对世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很赞同。

    夏斌（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我从经济方面谈一谈大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从总体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挑战。第一是环境和资源，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立法。第二是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政权的稳定。第三，不管叫做“发展”，还是叫做“崛起”，实际上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利益上的重新分配，伴随着这个过程，摩擦和矛盾会越来越多，其他国家会要求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不管是投资的问题，还是农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政府都有能力解决，在开放的过程中最容易出问题是金融，我们可能要警惕。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有很多争论，潜意识里有一种“闯关”的思想，人民币增值加快。80年代的价格闯关最后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当时的背景是收入差距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而且现在我们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远远高于80年代。大国要塑造一种负责任的形象，我们的和谐战略是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让老百姓富起来，因此在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形象，开放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开放了。如果开放得越快越好，那么我们马上就完全开放，为什么没有做？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海闻（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我只想谈一点，就是对“大国”要定义一下，国土面积大不一定是大国，大国是具有绝对经济量控制的国家。中国在10年前不是大国，而现在是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绝对量越来越大。一旦国家可以称之为大国，它就会对国际市场有所影响，很多资本集中到一个行业，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所谓“黄金周”放长假就是自己在制造“洪水”，这是一个大国的典型特征，全国的量很大，但是往往冲击着某几个地方。有人说，我们要争取定价权，其实大国要争取的不是定价权，而恰恰是对我们不利的价格，所以大国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对贸易条件是起负面作用的。

    既然存在大国的特征，我们就不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政府统一行动。当我们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种政治行为：一种是政策的随意变动，这种变动带来的冲击会非常大；另一种是中央集权下的统一行动，小国可以这么做，大国不行，因为大国的总量太大了，由此带来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现在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能马上就想到政府控制，政府控制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小国而言，搞计划经济不过是发展得慢一些，而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决策由政府的少数几个人来完成，甚至随意地改变政策，由此带来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郑京平（论坛特邀嘉宾、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

    首先，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对大国的定义。大国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人口、国土等总量方面来定义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还有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这两个定义实际上有很大区别，在座的主要是经济学家，所以我们主要从这个方面来说。大国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大国，它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有些国家并不具备很大的总量，但它确实是世界某一个产品、某一个行业的价格制定者，而不仅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比如商船，排在前四位的是巴拿马、利比里亚、希腊、马尔帕，还有像南非的钻石、沙特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瑞士的手表。从服务业来看，出口排在前四位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排在第九位，这是2003年的数据。金融服务业（2003年）英国是第一位，接下来是美国、德国、日本，中国排在第七位，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绝对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从申请专利的角度来看，前四位是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中国排在第九位。中国生产的鞋、打火机、玩具、纺织等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都在50％以上。根据这些定义，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中国的人口总量、国土总量、经济总量、科技总量、军事总量等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将逐步成为这些行业的价格制造者。比如劳动力，在经济封闭、全球化流动比较弱的时候，一个国家无法大量输出劳动力，但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印度的劳动力现在被全球各个国家使用，这样它就成为劳动力的价格制造者。

    有了明确的定义，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才比较清晰。在明确了大国的定义之后，我们来看，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压力；第二是国际上的竞争压力，一个国家在逐步发展成为大国的过程中，大国在压你，小国也在妒忌你；第三是转轨比较缓慢，像瑞士的钟表全球闻名，但是它要转到别的行业就比较慢。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大国的机遇首先是定价的话语权，可以制造适合自己的国际竞争环境，可以用率先发展的垄断优势创造自己发展的条件，可以不依靠外部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中国现在是总量意义上的大国，但在有些行业已经成为世界价格的制定者，如果中国在今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就能够在更多方面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

    戴玉庆（论坛企业家理事成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

    我简单谈一下我对大国经济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中国只是供给意义上的大国，而不是需求意义上的大国，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从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不能相应地转为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也不能成规模地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国际性的市场需求。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专门提出，要把进口上的交易外汇改变为出口上的交易外汇。从外汇储备的使用上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导致人民币的供给量增加，顺差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后的结论是，在新的非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之前，中国最好不要提大国经济，而是为今后成为大国经济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要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消费的规模。

    段永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四通集团董事长）：

    我的发言和本次年会的题目关系不大。我代表民营企业家向在座的知名企业家和各位领导提出一个请求，请你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建一个坚实的平台和基础。魏杰曾说过，政府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无奈选择；还有人说消灭自由资本是共产党人永恒的追求，我们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的企业主体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反过来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或者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再进一步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句话对不对？国资委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这个规定合理不合理？

    魏杰（论坛成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有两个问题很困惑。

    第一个问题，中国靠什么崛起？我参加了一个社会学方面的研讨会，有人说中国崛起要靠传统文化的堆积，我越听越糊涂。传统文化不能带动我们崛起，否则我们在旧时代就不会任人宰割。中国现在碰到许多新问题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来考虑，中华民族应该发扬优良文化传统，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每个民族的崛起都要有一个重要的价值体系来支撑，那么中国靠什么？

    第二个问题，靠谁来崛起？有人说是靠全国人民崛起，这一点我不反对。吴老师刚才讲得非常对，中国的崛起最后一定要体现在人的头上。中华民族到底靠谁崛起？对此我非常困惑。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我看要实现崛起是很困难的。现在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可能比解决收入差距要好得多，有时候一些政策的误导会影响我们的崛起。

    这两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现在提出来请各位一起思考。

    张曙光（论坛成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我也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胡鞍钢的报告用了四个指标，主要讲的不是经济问题，那么大国崛起是不是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在座的大多数是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学是我们的本行，大国崛起离不开经济，但是大国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

    第二个问题，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会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提出来。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大国，经济规模也很大，为什么在近代与大国失之交臂，为什么落后了？很重要的问题恐怕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说，崛起的条件是否成熟？如果不成熟，缺少哪些条件？市场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同时对市场建立必要的政府管制。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在做，但是很困难，政府管制和国家垄断结合在一起可能是阻止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政府部门下面都有挂靠的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下面还有挂靠单位，再加上一些临时成立的办公室，社会进步消灭了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但是家族式的结构在政府部门又出现了，我们在近代与机遇失之交臂和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要想把握机遇，我们就要反思到底是哪些问题阻碍了我们的发展，我想这对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益的。

    陈建（论坛企业家理事成员、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但是中国能不能崛起，我对这个问题是有疑问的。中国的崛起要具备两个基本指标：第一个指标，“人人平等”的梦想，包括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平等，普通老百姓和精英的平等；第二个指标，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全体人民是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没有给股东权利，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

    陈东升（论坛年会特邀嘉宾、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觉得中国崛起是一个不需要再讨论的事实，要讨论的只是我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现阶段存在哪些问题。崛起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今天经济学家们都在讲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这个概念再缩小一点，就是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最核心的三个要素是资本、技术、人才，围绕这三大要素的组合，解决三大要素短缺的问题，以及三大要素在国际上的领先，这是实现大国崛起、经济崛起、和平崛起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经济崛起，经济崛起带来技术和品牌的崛起，带来文化、军事和政治的崛起，这六大板块整合起来就是中国的全面和平崛起。我们要抓住这三大要素来分析和研究问题，这是中国崛起的根本性问题。

    石小敏（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的新问题，特别是遇到了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遇到的问题。大家谈到很多知识泡沫的问题，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和日本非常相似。西班牙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遇到知识泡沫的困扰，南美的巴西、墨西哥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曾遭遇经济危机，但这还是属于传统的通货膨胀，是传统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日本出现的十年经济低迷，这是一种资产泡沫经济所造成的危机。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还不能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信心，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压力下，资本大量流入，外汇汇率不断增值，泡沫经济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形成，最后破灭。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得多，人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排名第四，但是人均收入很低，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衰退。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不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如果出现资产泡沫直至破灭，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在大国崛起之路上多付出几十年的努力。

    易纲（年会主持人、论坛学术委员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在拟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非常谨慎，没有用“崛起”两个字。我们邻国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东南亚怎么看待中国，俄罗斯怎么看中国？还有欧盟、美国以及非洲，它们怎么看中国？我们在非洲的外交非常成功，特别是“中非论坛”的召开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形象，这种良好的形象能不能持续？会不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最近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体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日本人不喜欢中国的六个原因”。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我们怎样塑造中国的形象？这是我们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家在讨论中提到了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的问题，吴老师讲了学术自由的问题。其实我本人不太喜欢用“崛起”这个词，如果我们用“崛起”这个词，人家的防范心理会很强。中国要发展，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宣传、口号会造成人家对我们不必要的恐惧和防范呢？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好好考虑这些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平常心？在讨论中大家都谈到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最近有很多学者，包括余秋雨，都在谈这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沉淀下来的人格。对文化的定义太多了，大家比较公认的有三个核心词——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群体都以这种生活方式所沉淀下来的集体人格。中国有不同的区域文化，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这种中华民族文化给全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今天的讨论非常重要，我想，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会持续下去。

    刘鹤（论坛学术委员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论坛学术委员会让我代表他们表一个态。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很感兴趣。从古到今，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始终关注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以前中国能够兴旺，而明朝以后就开始衰落了？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未来会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中国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要做出众多选择，很多国外的专家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诺斯说，大国的发展要具备四个要素，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第一个要素，外部环境使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个要素，要做出新的制度安排；第三个要素，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第四个要素，社会意识形态对未来的发展高度统一。在这里，我想附和一下张维迎的观点，就是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要坚定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心。

    最后，我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各位专家、企业家理事、嘉宾以及新闻记者拜个早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