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从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出现“民工荒”以来，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或缓解，反而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在劳动力输出的中西部省份，2007年也广泛存在着普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由于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而有其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基础，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因此，准确把握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动趋势，正确认识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含义，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我们预测中国经济近中期的特征变化趋势。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说，经历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然而，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流行的年代，尚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到达转折点。而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先后进入刘易斯转折期间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盛行，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从转折点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因此，中国在面临这个发展阶段变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这对中国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出挑战，也提供了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经济科学的机会。本文尚没有回应这些挑战的意图，只是先提出相关的问题，初步探讨刘易斯转折点的政策含义。

    二、基本事实

    虽然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总量的多寡，但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开始出现短缺现象这样的特征性变化，却是劳动力总量即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比以往的发达国家短的多的时间里实现的，即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仅仅用了20余年的时间，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转变，从而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特征变化也比其他国家要快得多。

    考虑到城市化的因素，虽然目前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然是提高的趋势，例如2005年-2006年期间从72.1%提高到72.3%，预计2007年提高到72.5%，城镇人口的这个比例则从2005年已经开始降低，从2005年的76.2%下降到2006年的76.1%和2007年的76.0%。预计从2009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可见，民工荒现象由于有其背后的人口结构变化基础，因而不是一个短期或周期的现象，而是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短缺的阶段性变化趋势。

    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也可以印证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这个判断。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按照保守的估计，有大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仍然需要1.78亿劳动力，剩余的大约1亿劳动力中有一半超过了40岁（表1）。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必然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各地普遍的民工荒现象。

表1 农村劳动力的配置状况（2005年）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是说，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其他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当前观察到的这种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三、政策含义

    增长可持续性含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持续居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投入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中国依靠单纯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现了良好的增长绩效。作者曾经做过的一项估算表明，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至少为26.8%。然而，上述增长因素关系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即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则会降低0.115个百分点。而根据预测，抚养比的上升将于2013年以后发生，届时人口红利就会逆转为人口负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面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结束，迫切地需要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真谛），否则高速增长的源泉就会丧失。

    宏观经济含义

    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出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已经有上涨的倾向。例如，根据一项颇为保守的数字，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而2006年则提高了11.5%。由于普通劳动力短缺从而导致的工资上涨，对范围最为广泛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效果明显的收入提高效应，而这些家庭又具有对于普通商品的较高消费倾向，因而推动了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驱动力的轻微通货膨胀。

    如果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足以扩大劳动参与程度，吸引足够的劳动力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则我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消失或减轻。然而，这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事实则表明，上述工资上涨幅度并未达到结清劳动力市场的水平。加上我们对于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估计，我们可以预期，2008年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不会得到消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将继续得到提高。相应地，由于食品、服装在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普通商品消费需求的旺盛将继续保持一个轻微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种工资上涨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所支撑，因而不会危害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1980-200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快的，年增长率达到5.7%，制造业则高达7.9%。不过，考虑到目前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还仅仅是开始，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仍然脆弱，通货膨胀有可能起一个阻止消费增长的作用。加上生产波动的因素，这将导致消费的复苏呈现时起时伏的态势。

国际经济含义

    中国充分利用自身人口红利推动高速增长，表现在中国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其比较优势获得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形成庞大的贸易顺差。劳动力丰富并便宜，是中国国际贸易中享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也给进口国家的居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个因素远比汇率的因素要真实。虽然劳动力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转化为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并且已经反映在进口国家市场上中国产品价格的提高，然而，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贸易伙伴尚有足够的空间消化这种通货膨胀效应，不会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造成损害。

    在劳动力成本已经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应该更加稳妥，以避免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火上加油，以至过度压抑出口产业的增长速度，既伤害中国的国内就业，也冲击国外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即使在减少汇率杠杆的使用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预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问题，可能于2008年或者稍迟的时候得以缓解。

制度变革含义

    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扭曲现象，即一方面农村具有绵绵不断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例如在中国，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畅通地流动制造了障碍的户籍制度，就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则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创造了根本变革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的条件。实际上，改革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就是政府越来越主动地适应现实中出现的制度需求，提供更有效率的制度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对2008年政府政策变革特别是改革做出十分乐观的预期，即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方面，特别是在户籍制度、公平就业、均等享有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改革，政府将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将有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