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有一个认同度比较高的看法，即中国经济还有较大的持续发展的潜力，至少在今后10年，或者15年、20年，仍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8%左右，往后可能偏低一点，比如6%左右，放到一二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环境中看，这个速度也是不低的。但这样一个乐观的估计并不意味着潜力就是现实。要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充分而比较均衡的发挥出来，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应对至少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在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的背景下，能否通过切实有效的创新，应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在中长期，则是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国家竞争优势。近几年，人（劳动力）涨价，地涨价，石油、煤炭等能源涨价，电也要求涨价（由于价格管制不能随需求涨价），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料涨价，最近一个时期则是粮食涨价。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民工荒”，并不是说中国现在劳动力真的不够了，而是说你继续给过去的低工资，他不愿意干了，工资提高，福利改善，人就有了。这意味着，过去我国维持了二十多年的低价劳动力供给的情况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二是石油价格突破100美元。这表明，诸多复杂因素，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所驱动的全球第二轮工业化浪潮，正在带动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上升。三是最近的农产品涨价，并不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出现。去年农业丰收，包括涨价幅度很大的农产品，供给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出现价格上涨令人深思，说明问题主要不在供求，而在成本。把以上情况概括起来，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要素成本上升，而且上升似乎有加快的趋向。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这种要素成本上升会不会传导到消费价格指数，就是CPI，导致物价上升加快，出现全面通胀。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就是要素成本上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较或竞赛。过去许多年，中国的要素成本偏低，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前几年我们担心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的问题。当要素成本上升加快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差别较大。那些较多使用人工、使用自然资源，较少使用机器、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行业，成本推动价格上升的压力会大一些，涨价也会从先从这些行业开始。农产品已经涨价，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也在涨价或要求涨价，下一步，以人工为主的服务业是否也会涨价呢？最近正在争论的大学学费涨价，也许是一个信号。制造业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较大，化解成本上升的能力较强，加上竞争充分，涨价可能性最小。但当我们看到一些制造行业，比如彩电行业，利润已经很薄，如果到了成本降无可降，否则将出现全行业亏损，而社会还有对其产品需求的时候，涨价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后一个时期，如果说我们不得不对付通胀压力的话，主要压力、也是最难对付的，将来自成本推动的通胀。

    应对这样的通胀，一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使价格上升平缓一些，处在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使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在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就是创新。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讲的自主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体制和政策上的创新，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创新等。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也出不来，出来了也用不上、用不好。从中长期看，在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退后，要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央所提出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第二个挑战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能否推动资源、环境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为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建立长效机制。这几年资源约束的问题讲得很多，那么，资源约束是不是一个新问题？其实，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在资源约束下进行的，差别在于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小一些，有些则大一些。在市场经济有效起作用条件下，资源约束的大小表现为价格的高低，资源约束加强，价格上升，人们就要增加供给，促进节约，如果价格再高，人们还会去发现新的替代品。以能源为例，现在我们广泛使用的能源产品，如石油、电力、核能等，它们的大规模使用也就是一百多年，有的是几十年时间。在今后几十年时间，还会有一些基础性的能源产品问世。所以，如果价格和市场是有效的，对资源约束的问题大可不必悲观。问题在于如果价格不大起作用，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人们大谈资源约束，一方面又在大量浪费，原因在于节约与他的利益没有多少联系。环境保护也是如此。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污染，它把污染物排到企业外部，让企业外部的人、让社会承担其后果，这就是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从企业来说，治理污染的成本不用支付了，变成了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利润是不真实的，成本是不完全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以为只有靠政府管制，市场是无能为力的。前两天我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董事长介绍了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兴起的气候交易的情况。估计多数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气候交易”这个概念。导致大气环境变差的多种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可以被设计为金融产品，在适当的市场和监管体系下进行交易，大大优化了节能减排的资源，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气候产品交易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潜力、最能产生新价值的领域。所以，即使环境保护这个领域，通过创新，市场机制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资源和环境产品形成机制的改革并不必然引起价格上涨，但有时特别是在价格被低估的场合会引发价格上涨，这与我们控制通胀的目标会发生矛盾，所以，这样的改革，时机和方式的选择也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把节能减排不仅仅当成短期口号，而是要形成长效机制，要真正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资源和环境领域使价格、市场起作用的基础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个挑战，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有效控制资产泡沫，推进资本化进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改革初期，先是取消粮票、布票，放开消费品价格，以后逐步减少和取消计划配额，放开了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也就是说，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品化、货币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生产要素，包括企业、住宅、土地、人力资本等，开始货币化、市场化，开始了中国的资本化的进程。现在大家很关心的股市、楼市，就是资本化进程的产物。这个资本化进程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提高效率、技术进步、增强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都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讲的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都离不开这个资本化进程。可以说，资本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资本化进程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不仅交易有形资产，也交易无形资产，不仅交易现在，也交易未来。这样就留下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空间。现在有的企业是按2008年或者以后若干年的预期业绩来定价，你怎么能保证这一期间不出大的问题？预期的偏差和错误、人为的虚假信息，加上人们相互影响，很可能形成由所谓“集体非理性”驱动的资产泡沫。所以，资产泡沫是资本化进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伴生现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资本化是一个好东西，搞不好容易引出不好的结果。

    当然，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既不能由于恐惧资产泡沫而放弃资本化进程，也不能放纵资产泡沫而使真实的资本化进程受阻。事实上，如果发生严重的资产泡沫，不仅资本化进程将被迫中断，而且会使整个经济陷入困境。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广泛介入全球化过程，境内外金融活动联系日益紧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的情景下，所面临的挑战更为尖锐。从国际上看，本币升值背景下的资本化进程，有失败或部分失败的例子，如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有较为成功的例子，如德国。中国的资本化进程走到今天这个程度，退回去是不大可能了，但前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可低估。最差的结局是严重的资产泡沫加实际的资本化过程进展甚微。应当而且完全可能争取的前景是，汲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利用好后发优势，以我们自己的眼界、智慧和决断力，比较平稳地渡过资本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时期。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将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我们将不仅在中低端的产品制造上拥有优势，在高端的金融和其他知识密集型领域也将拥有优势，中国经济又大变强将迈出决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