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零八年。对于中国，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炎黄子孙们翘首以盼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这一年在北京举行。2008这个数字，早就与这一盛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定格在国人的脑海里，引起亿亿万万的憧憬、期盼、冲动甚至疯狂。
    在奥运的巨大光环和躁动下，这一年所代表的另一个意义，或许就略显没那么引人注目了。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个古老的国度翻开了新的历史。从诞生之日起，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注定要承担起史无前例的重任。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国家转型到工业国家，恰逢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知识经济的全面来临，这样的改革，这样的开放，真乃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来都是伴随着思想上的大争论、大解放一起进行的。从最初的真理标准的大辩论，到姓“资”姓“社”的争论，到股份制的性质，再到近年的郎顾之争，还有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争论的议题从抽象到具体，从总体道路到局部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其中有真知灼见，也有虚假荒谬，有仗义执言，也有助纣为虐，而这一切，如今回过头看，都真实地记载了三十年来人们思想上的去粗存精，“改革开放”。
    争论的参与者上至党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显示出我国言论环境的有所好转。在众多的声音之中，最引人注目的生力军之一，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经济学者。在这些我敬仰的人中，有在国内改革最前线奋斗的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等，也有虽身在境外，但心系祖国改革事业的张五常、陈志武等学者们。他们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先行者与急先锋。通过政府体制以及新闻媒体，他们上对中央领导献计献策，下对平民百姓苦口婆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借他们理性的力量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通过他们，政府官员把握了改革的动脉和方向，对发展的情势有了更加理性清醒的认识，而广大民众也开始了解到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改革的动向，对我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可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传教士，是市场经济的布道者。
    但是，我认为这些都还不够，远远不够。
    经济学者们的讨论分析大多数是通过较为专业，高层的媒体传播的，比较知名的有《财经》、《新财富》、《南方周末》等等。这些媒体的受众局限在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群体之内，很少能对再广大一些范围的百姓产生影响。其次，就算是通过真正意义的大众传媒传播的经济、政策分析文章，也大部分是充斥着专业术语和高深理论的，比如寻租（rent seeking），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MBO（Management Buy Out）之类根本不是日常大众话语中的甚至不是中文里面的概念和词汇。这些都会给广大民众的阅读理解造成大小不一的障碍，影响了其思想和理论的广泛传播。我本人通过最近对经济学教科书及一些著作的系统学习，才开始对这些话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仍然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亟待更多的学习。我并非骄傲自大或者是自卖自夸，但我确实认为这些连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都较难理解的文章，会在广泛传播上有不小的障碍。它们更像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沙龙探讨。
    社会变革的最终力量是来自于民众的。一种制度，只有当它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可的时候，当它成为民众的主流价值观的时候，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必要条件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要认同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只有他们相信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和好处，只有他们相信完善的产权保护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条件，这些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才能真正有效建立并运行起来，否则即使精英们有再真切的救国之心，再大的能耐，顶多能够制定“纸面上的法”，而无法真正把这个社会导向他们理想中的至境。吴敬琏教授再三警醒我们，支持计划经济的保守派和期望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们正在广泛地利用改革中出现的阵痛去迷惑群众，让群众认为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弊病，使群众怀疑改革，摒弃改革。吴教授担忧的是一旦改革者们失去了群众基础，改革就很可能功亏一篑，经济学者们是唱不成独角戏的。他们只能哀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我，和许许多多的非经济专业大学生一样，从初中开始在学校里接受的有限得可怜的经济学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那是建立在“只有劳动才生产价值”，“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基础上生产财富的”这些教条之上的理论。我们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得知我们现在身处的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究竟什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资本、货币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在我们头脑里与“剩余价值”，“资本家”等等充满过去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混淆纠缠在一起，似是而非，含糊不清。如果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那么社会上更多的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对经济的认识就更加匮乏了。这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某地方政府限定牛肉面的价格会引来不少民众的叫好声，为什么有些学校的大学生以集体绝食的行动来抗议食堂涨价的原因了。我们可以不知道牛顿力学定律是如何的，但照样可以在地球上走路骑车而不会摔到，但我们如果连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都不懂，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里面做出各种经济决策？更进一步，我们如何去分辨众说纷纭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是非好坏，从而通过民主程序去决定我们社会的发展道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两者的界限在哪里？政府要多小才够小？国有资产是否应该转移？如何转移才不会造成流失？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广大民众没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就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很容易被一些掌握话语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计划经济的权力维护者误导，改革的社会基础则岌岌可危。
    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应该如何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洋彼岸的美国经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国内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盛行，一反其自立国之初就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于是，保守派（实为本来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支持派）和自由派（即对传统的反叛者--政府干预派）之间关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限度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场大论争中，保守派有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对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向自由经济的复归政策（以大规模的去规制（de-regulation）为标志）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并非要介绍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内容，而是要介绍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论宣传武器。
    1980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太太罗斯·弗里德曼一起制作了10集的电视节目《自由地选择》（“Free to Choose”），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连续播放10周，推广他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理念。他们借用了理德（Read）的一篇经济学散文作为开篇第一讲，介绍了一支普普通通的铅笔从生产到最终到使用者手中的全过程，从而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下人们如何有条不紊，有序高效地分工合作。接下来的节目中，他们继续谈到通货膨胀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通过生动活泼的多媒体工具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弗里德曼夫妇将一个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与现实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已非常生动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节目播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造就了巨大的成功。这个节目不仅是美国民众受到了很好的经济学启蒙，同时也给弗里德曼带来了很高的公众声誉。
    学者通过电视传媒向大众广泛地传达思想，将学术变成公民的日常消费品，这难道不是我们最近经常津津乐道的，像易中天、于丹那样的所谓“学术超男/超女”么？我们中国观众全不陌生！
    然而，两国的“学术超人”形式相像的同时，讲述的内容确是大相庭径。与上文所介绍弗里德曼的电视节目迥然不同的是，我国最早掀起电视学术风暴的鼻祖之一，易中天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里讲的大多数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三国历史，汉代历史等。前一阵子我听了人大社会学周孝正教授的讲座，他说，社会上一件大事发生了，冲在最前面的是学新闻的，他们要报道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处于风口浪尖，某些时候危险程度不亚于上战场前线；接下来是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法学者等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要在热点问题上做足文章，观点“有失偏颇”者可能也会惹来麻烦；等事情过去成百上千年之后，历史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当时发生的事情，那时基本上风平浪静，他们可以较为安心地潜心做研究，很少人会再来找他们麻烦；再过上成千上万年，就是考古学者的事情了。我无意为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价值作排序，但是这些学问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同待遇，能够反映一些社会言论生态的问题。在“莫谈国事”的年代，民众聚在一起只能够谈古而不能论今，新闻自由是痴人说梦，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可能有生存土壤。在言论自由遭到更极端摧残的年代，历史也沦为统治者任意粉饰的丫鬟，不容得其他的“野史”存在。在当今中国社会，如若要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势必要进一步扩大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和讨论。但是如今，讨论的公共空间却仍受到挤压，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文人在评说千百年前的历史，一些狗仔队在偷拍某些明星的绯闻或者走光照片罢了。如果民众缺少有效渠道了解、交流公共政策信息，无法参与其中的话，他们除了读古人看花边之外，还有什么可作？
    继易中天之后走红的学术超女于丹教授，主要在央视向观众讲说《论语》和“庄子”。《论语》所代表的儒家伦理，有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与并调整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的，已经逐渐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中央电视台作为国有电视台，是否有必要以国有财产去大力宣扬这些伦理价值观，仍有公共辩论的必要。至于庄子的思想，则更像宗教的范畴了，因为其涉及到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事实上，在很多的学术研究中，道教就是被认为是中国的宗教之一。要是在美国，政府公开宣扬某种宗教思想是违宪的，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美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我国的宪法也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即使国家电视台宣扬某种宗教思想不算“强制”的话，央视有没有必要宣扬老庄那种偏向消极避世的哲学，也还是有待于公共辩论的。
    我对央视讲历史、讲传统文化的电视学术节目加以挑剔、指摘，并不是我认为这些知识没有价值，或者是与经济基础知识相较而言价值要低。我是在强烈建议，我们国家控制下的电视台媒体，在当前的改革形势下，应该借鉴他国的经验，敢于进一步参与公共舆论的建设，促进公民教育，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做好一小块一小块的铺路砖。既然这种电视学术节目在观众中反响很好，能够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国家电视台不能仅仅安逸于超俗于世的历史咏叹和文学赏析。我希望它们能够勇于担当起国家媒体的责任和道义，在艰难的改革时期内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建立？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不断引起举国争议的问题，不断触动改革命脉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众极希望，并且有权利了解并参与讨论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应该以弗里德曼为榜样，不仅是学习他的学识，更是要效仿他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一个个“学术超人”，向普罗大众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一遍遍地讲解经济生活中最基础的理论，从理性经济人讲起！从分工优势讲起！从比较优势讲起！从供求决定价格讲起！从边际效用递减讲起！只有当人民群众都理解了市场是个好东西，是我们通向幸福和繁荣的必由之路时，我们才会真正坚定地走向这条道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在上世纪70年代写了一本书，《经济学家应当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他的回答很简单但很著名：经济学家应该是教育者（Economists should be educators）。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一个词与英文中的Economy完全对应的。“经济”是从日本借来的翻译。有人对这种翻译不解，认为经济者，经世济邦也，更像是Politics的含义。我想，将Economy译成经济是有道理的。经济是社会生活的主脉，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或衰败。经济学家，要勇于担负起社会予以的重任，正如其名，经国安邦，达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