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是研究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特殊性及其效果的新兴学科。其曾因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差异而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莫里斯·伯恩斯坦、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以及亚诺什·科尔奈等人曾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比较经济学经历了一段低潮，但以青木昌彦、A.施莱佛、阿夫纳·格雷夫、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借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约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析工具，把世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纳入研究视野，及时吸　　收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比较经济学“升级”为新比较经济学。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同体制的比较，经济组织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体制的演变，等等。新比较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与新古典经济学接轨并融入主流经济学行列（高新才、滕堂伟，2005）。新比较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比较经济学的复兴。

　　比较经济学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张仁德，2002）。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理论界迫切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中汲取营养，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着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生成本土化的经济学，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影响；二是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概括而论，关于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影响的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实证化和数量分析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得到更加全面广泛、更加细微深入地运用，过去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所克服（刘国光，1988）；第二，开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1995）；第三，体制比较与制度分析，是作为分析我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体制选择的学术方法引入的。这种分析方法引进中国以后，成为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方法。为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提供了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孙宽平，2004）。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一些重大突破，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刘国光，1987）。另一种观点认为，用比较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前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主流（张宇，2000）。尤其是随着对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以及西方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引进，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集中意识”从过去的理论阐释“（大）制度”转移到研究“体制”上来（韦森，2001）。

上述关于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的分析和研究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其不仅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然而，既有的文献尽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本文的相关研究有所论及，但非专项研究，或是在相关研究中顺便提及，或者是从单一角度进行论述，缺乏整体框架性的分析。所有这些本文认为的欠缺之处，正是本文的努力所在。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库恩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经济学的范式概念是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移植过来的。在西方经济学中，范式是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1949至1978年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基本上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可称作“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苏联范式”。“苏联范式”自1954年进入中国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对待的，可事实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距颇远。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传统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酝酿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中国经济理论由此进行了范式的转换，在此过程中，比较经济学发挥着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经济理论界带来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并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由“苏联范式”占主导转向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动力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除了学院中的按部就班的译介，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多少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之非常相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匈牙利的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波兰的兰格，以及后来的匈牙利的科尔内。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东欧的理论家，但理论背景已不相同。前两者主要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方法，尽管他们更强调这一理论的某一部分，如有关异化的理论，尽管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持批评态度。后两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向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他们的特点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计划经济进行分析。当然在兰格这里，目的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进；而科尔内已经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了。尽管布鲁斯、锡克和兰格的理论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但对分权化的改革方向，还是产生了相当的作用。相对而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由于其较高的解释力而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盛洪，1996）。

　　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比较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经济学20年来的首次转型（张军，2003）。这种“转型”，即是指中国经济学由“苏联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型。

　　可以说，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大门。此后，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规模引进，以及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学呈现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亦逐渐占居主导地位。

　　（二）随着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注重运用比较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来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般认为是以决策为分析单元，以体制运行的宏观考察为主要内容，无论是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等的功能性规定分析（1984），还是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的过程性规定分析（1988）；无论是“新左派”经济体制结构分析（林德贝克），还是布鲁斯（1983）和科尔奈（1989）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分类分析，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各有长短。埃冈·纽伯格等把经济体制看作是决策控制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和动力刺激机制的统一，强调的是经济体制的功能；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把经济体制的运行理解为收集、处理和使用信息，进行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从而达到某种结果的投入产出过程，关注的是体制运行过程的要素规定；布鲁斯把经济决策分为基本的或主要的宏观决策、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和个人的或家庭的劳动力分配和消费选择方面的决策三个层次，比较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注重的是决策的集中程度；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区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又把前者区分为直接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行政协调（ⅠB）、后者区分为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四种具体形态，考虑的是经济运行的协调方式。这些分析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各种经济体制的差别及其运行，比较了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优劣，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张曙光，1994）。

比较经济学的这种分析范式对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刘国光、吴敬琏和厉以宁等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刘国光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有关体制比较分析的一系列论著如《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1985）、《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198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1988）等运用了比较体制分析的理论范式。至于吴敬琏和周小川等合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以及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等就是在吸收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主要就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的重要进展，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经济学家通过吸收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逐渐形成了比较制度分析范式（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该理论范式通过钱颖一等人经由《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一学术平台的介绍，以及《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1999）和《比较制度分析》（2001）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不少中国学者尝试运用这种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

 

 

　　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方法，促进了中国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变革。

　　（一）体制比较和制度分析，是作为分析我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体制选择的学术方法引入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场深刻变革。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 但另一方面它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 从而使自己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而“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这就有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启发智慧，去探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一场深刻性的变革（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1995）。”20世纪80年代西方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DIM”方法，即从决策（D）结构、信息（I）结构和动力（M）结构角度来研究经济体制的方法，就曾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在进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比较时，“DIM”方法就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计划体制中，决策的特点是事前调节，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加强事后调节；以往我们经济体制中各种信息流主要是纵向的，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增加横向信息渠道；过去我们的体制过多地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尤其是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过去的计划体制侧重于宏观平衡和长期效益，而“DIM”方法告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着重加强微观活力和灵活性；等等。“DIM”方法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经济体制运行的原则、方式和特点，为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供依据。此外，通过运用“DIM”方法，还使中国经济理论界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模式。可以说，通过引进“DIM”方法，使中国的比较经济研究实现了从“传统”的方法向“现代”的方法转变（王逸舟，1985）。 

　　随着实证化和数量分析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得到更加全面广泛、更加细微深入地运用，过去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所克服。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等领域，各种横向的和纵向比较研究，都在逐步展开。比较分析的运用和推广，提高了人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全面性，大大拓宽了人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是经济研究方法的又一进步（刘国光，1988）。进一步地说，用比较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经济学的主流（张宇，2000）。

　　比较经济学的方法论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分析中国改革问题的主要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同时进入中国的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比较经济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相互比较，而且经由布鲁斯、锡克、科尔奈这些经历过东欧经济改革同时又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比较经济学家的来华讲学，以及他们的有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经济理论界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分析方法。以对中国经济理论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科尔奈的非均衡分析方法来说，科尔奈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广泛吸收东西方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方法论成果，从现实存在的，而不是假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出发，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理及实际运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描述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有规范分析，更有实证分析，而且理论的解释性还较强。第二个原因是，西方比较经济学的一些方法论如“DIM”方法，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存在不少缺陷，但是它们对经济体制的微观比较确实令饱受“教条主义”分析方法之苦的中国经济理论界眼前一亮。

　　（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以钱颖一为代表的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开始把比较制度分析的前沿引入中国。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学也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国际经济学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巨变，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讨论已经变成了转轨问题研究。转轨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争议和探讨的焦点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问题。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演进式的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而激进式制度变迁也被称为“休克疗法”，是一种大爆炸式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
    而中国的经济转轨被认为是“渐进式制度变迁”，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将中国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当作一种既定事实来展开理论分析的。转型经济学也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它更多地关注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逻辑，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盛洪，1996）。近年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张宇，2000）。另一方面，国际上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经济学派，在比较制度分析中采用了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社会学在内的分析工具，为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青木昌彦和钱颖一等人通过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对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青木昌彦，2001，钱颖一，2003），并对国内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从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一系列论著来看，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的越来越多。

　　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之所以能够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尚不成熟，中国学者尽管试图通过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相对成功进行自己的解释，以求进一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甚至希望取得相对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但囿于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功底尤其是分析方法上的局限，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暂时还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比较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适时传播，使得中国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该理论的分析方法，并因此加以模仿或借鉴。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理论界并没有盲目排斥国外经济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是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逐步认识，并结合中国的改革实际，合理地加以借鉴。以吴敬琏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比较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与国外比较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与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交流，尤其是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这种形式，不仅可以使国内经济学界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且经由海外著名经济学家之手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具体建议与方案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准备和理论借鉴的作用。

　　（一）比较经济学研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作用。

　　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是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比较。通过吴敬琏等人的引介工作把这些概念深深扎根到中国经济学家心中。凝聚着比较经济学界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早期，理论界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也有不同模式。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比较经济学界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为了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他们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不仅论证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且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并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甚至直接上书最高决策者，直陈在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刘国光、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等人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吴敬琏的代表性论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概括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李西湖，1992）。在与反对市场经济论的人的论争中，比较经济学界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决策者的思想，为中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比较经济学研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中国比较经济学界从事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以期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在汲取横向和纵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利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如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幅关于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功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该决议而于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被公认为是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与包括比较经济学家在内的中外经济学家为此所作的扎实的理论准备分不开的。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比较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吴敬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借鉴。课题组还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也取得了理论突破。并提出了企业、银行、国有制三项改革的配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指出了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职工保障制度的设计、住房商品化改革、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甚至坏帐问题的处理。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有远见的思路。

　　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1994年，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和楼继伟等人领导的课题组，联合国家经贸委，在京伦饭店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比如公司治理结构、企业与银行关系、不良资产创立和破产程序改进等等，为后续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实践做了铺垫。正如有学者总结的，正是经由许许多多的比较经济学家的艰苦的理论探索，只有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才是中国唯一有效率的体制选择这一观点才逐渐成了中国的政治企业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绝大部分人的共识。也正是随着这一共识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确立，中国经济体系近年来才能比较顺畅地进行着从那种以中央计划的名义通过政府的行政控制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体制向自我运行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过渡（韦森，2001）。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比较经济学已经从过去论证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转变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在充分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经验。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比较研究尤其显得必要和重要。同时，由于在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几乎所有环节都要进一步完善，这就使得需要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非常多。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比较经济学可以并将继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本文所作的相关分析来看，与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比较经济学的传入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催化剂”。众所周知，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学家的探索，因此，可以说比较经济学的传入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由封闭走向开放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当然，这并没有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其他经济学理论较难像比较经济学那样可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因而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应当迟滞些。第二，比较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作用贯穿于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全过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比较来分析制度安排的优劣。正是由于比较经济学具有上述特点，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界探索中国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系，并通过理性的分析与比较来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1] 高新才、滕堂伟，新比较经济学四大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经济学动态》，2005（12）19～24.

[2] 张仁德等，新比较经济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刘国光，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十年回顾，《改革》，1988（5）13～25.

[4] 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回顾和展望——庆祝《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十周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4）：6～11.

[5] 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 刘国光，我国比较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1）：15～17.

[7] 张宇，过渡经济学范式述评，教学与研究，2000，(2):50～56.

[8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9 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1）：69～80.

[10] 张军，走向前沿：读钱颖一的新著《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经济观察报，2003年9月3日.

[11] 张曙光，中国的制度分析：三个理论框架的比较——兼评刘世锦新著《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经济研究，1994（12）：73～78.

[12] 王逸舟，从ISM到DIM——读《比较经济体制》，读书，1985（5）：3～12.

[13] [日]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4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5] 李西湖，改革经济学的精心之作——读吴敬琏、刘吉瑞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经济研究，1992（6）：79～80.

[16] 吴敬琏，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经济研究，2004年（2）：8～16.

[17]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10）：70～80.

[18] 张仁德，比较经济学的危机与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3):106～113.

[19] 章玉贵：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