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金融业要更开放才能对付危机

 

　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时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各种模型兴奋得不得了，一个经济学家一生很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反正他们没有损失，很高兴研究这个案例，所以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最近三年我没有搞研究了，我也忘的差不多了，昨天记者采访我，那你最近关注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最近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对金融业的挑战，并计算由此引起的风险贴水。为了表示对《广州日报》的感谢，我已经将这个研究的原创采访给了《广州日报》了。所以我不在这里说这个事情了。

 

　今天这里说的主题是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好制度保障。许多文献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综述，对这场危机的综述和原因分析很多了，我大概点一下，可能对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开放还是有帮助的。 首先是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模式，粗放式投资型的，而不是集约化。第二是外债结构不合理，银行业大量的借外债。

 

　一个国家当时的情况下，借的是外币，收的是本币。还有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国家的汇率体制不是很灵活，大部分是固定汇率体制，在当时固定汇率的体制下，又本币同时完全可兑换，而且金融自由化。透支型的经济增长过热，大部分的资产膨胀，经济过热，亚洲国家当时比较典型的，而且贷款的公司借钱不还。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都不是很深入，大部分国家是银行主导型，到银行贷款。这些国家当时的金融监管，不仅是银行监管，包括资本市场监管、保险业监管，事后回顾，当时的金融监管都是失衡，当时的监管不是很完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还有一个争议，对国际基金的救助方式有着大量的讨论，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后有很多的讨论。最后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汇率政策的各国感染、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等这些问题。事后大家都认识到个侍猓簿褪撬狄桓龉医鹑谔逑档姆⒄购屯獠啃浴⒁桓龉一懵手贫鹊榷际怯型獠啃缘模疾皇潜竟约旱氖拢舛杂诤罄凑龉式鹑谝档暮献饔泻艽蟮拇俳蠹叶既鲜兜酱蠹叶际腔ハ嗔档模蠹易吕刺致郏萌貌降幕沟萌貌健?

　这些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吴行长坐在这里也知道，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开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是98年初开的，现在是第三次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当时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每一次金融工作会议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所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是一步步的深化，98年那一次，大家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当时决定对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剥离14000亿不良贷款、严格金融机构的监管、落实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我记得当时证券公司的监管从人民银行交到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也都是在那个时候，而且我记得当时关闭了40多个各地的证券交易中心，撤销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两个证券交易所由地方管理改为垂直中央。这些措施、改革、整顿，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吸取的教训。我记得特别提出的，当时人民银行主导下，已经开始探索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然后是城市信用社的退出等，现在一共看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大的分类，中国金融改革有12个方面，有很大的改革，所以从1998年到2005年，在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措施逐步落实之后，中国在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然后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正好这十年当中，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翻了不止一倍。贷款余额，当年是6万亿，现在是24亿多，增长了三倍多。还有存款余额，增长了5倍，储蓄是增长了十倍等等。保费收入增加了6.8倍等，GDP增长了3倍，现在大家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亚洲金融危机这十年中，正好赶上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增长是速度比较快的，而且总体来看，确实是比较健康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想专门说一下危机之后，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实际上大家都记得，1996年11月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在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走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出来，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外汇体制改革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家认识到灵活的汇率体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就是银行业必须要改革，而且我记得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认识还不是那么高。当时都不敢说国有银行要上市，后来这个工作逐步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时，还仅仅是注资、剥离上，但是还不够，到现在产权改革、治理结构改革，最后是上市，而且不仅仅是国内上市，还有海外上市。所以说在这十年当中，因为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在那场危机中，亚洲国家很多大的银行受到冲击，这些教训对后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都有吸取经验，很有针对性的对银行的产权结构等进行大量改革，最后变为公共公司、上市公司，采取信息的透明度，让他们海外上市，按国际标准来监管他们，使这些银行的治理结构有根本性的改善，会计准则、外部审计等等。这些方面来看，确实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好的教训，这是第三个方面的改革。至于说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也不想说的很多，我总体的思想，一个国家金融体制要是不改革、不对外开放，你肯定是应付不了这种国际化大背景。

 

　第一，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而且一个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应付国际性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第二，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既要保持独立性，但是也不得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必须跟国际上有关国家衔接好，不完全是自己国家的事，尤其是大国，有些事情要协调，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不可避免要受到国际上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利率跟国际上的利率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很显然让我们认识到货币政策理论，现在有一种分支，就是国际协调，因为大家原来的理论局限于一个三角，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要完全独立，但是在目前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有外部性的，要加强协调。

 

　第三，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一个国家要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和方法，来加强对本国的金融监管，而且金融监管本身也必须要国际协作，这个事情是人类对金融监管的一个强化认识。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的备忘录、多边监管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家也是认识到，很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是跨国经营的。 第四，最近也有很多讨论关于多边的货币互换过度到多方的外汇储备模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的货币互换好像有八百亿美元，现在大家在讨论这种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区域性的债券市场发展，到区域性的多边外汇储备，这些方面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国家金融改革，尤其是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外交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一种观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咱们国内学术界和实际金融部门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咱们国家之所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幸好咱们自己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现在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不能自己关起门来防止危机。金融业更开放，按照国际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市场上灵活的多样金融工具交易，你才是最后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你自己关起门来，说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这样付出的损失，或者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交易当中去，才能学会各种各样对付危机的办法，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走的路是比较对的，无论是证券业、银行业或者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而且继续在走。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刚才谢平先生就如何防范金融危机提出了非常好的以意见。最近一段时间，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都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反思的目的是朝前看，防止未来再次出现危机。最近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都在组织研讨探讨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在新浪网直播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各国采取一系列的方法防范危机，出现了一系列措施。

 

　我认为，短期内亚洲国家再次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是我们经常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因此在国际组织里更多是讨论远虑的问题。历史上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都是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最近提出一个新的研究题目，跟我们现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和未来的危机非常有关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危机。如果说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陷井之一的话，那么再发展下去还有更多的陷井，之所以目前很多国家不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跟前进中的陷井是非常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一种长期值得关注的远虑问题。这个问题对亚洲国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它的问题，将会是全新的，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复杂的一些思路来对待我们未来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就想讲三点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等收入国家的陷井？第二，陷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们怎么跃过陷井。

 

　首先，什么是低收入、什么是中收入、什么是高收入？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九百美元的国家，我们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九百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都是叫中等收入国家，那么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三千五百美元左右，从九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三千五百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是称之为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是非常大的。

 

　现今社会上，低收入实际上是少数的，只有54个。高收入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而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其实这不奇怪，一两百美元到九百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干一点、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一个国家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九百美元到一万一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才是在较高层次上的竞争。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

 

　拿我们周边的国家看，比如是说1980的时候，菲律宾的人均GDP五是671美元，26年过去了，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东南亚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像是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是2022美元，跟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样了，26年以后，现在是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它只是4369美元。智利，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到现在是6574美元。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一直冲不过一万一千美元的高槛。从两千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不用着这个急。

 

　但是大家不要低估了，如果我们做的好，情况可能不同，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居韩国。韩国在1980年的时候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一样是2074美元，但是过了12年，1995年韩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11469美元。短短的12年之后，就从两千美元到了一万一千美元，如果能够像他这个速度，还没有到2020年时，我们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这么大，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25年、30年，但是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里，确实少数国家，当政策对了、路线对了，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是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从一个很低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后到达高收入国家。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一种可能是不断的在陷井里跳进跳出，这样再过几十年呢，我们可以找出一条快速稳定增长的道路，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使我们不掉进陷井中，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前面有哪些陷井，这些陷井可能很多很多，可以找出一百、一千个，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我个人提出五个陷井。

 

　第一个陷井是收入分配陷井。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的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指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情况在不断的改善。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然而这样的增长模式存在不存在呢？

 

　大家经常可能会听到的倒充理论说，增长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的，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确实从欧洲、美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国家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世界上确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增长模式，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是在不断改善的，当然这是少数的国家，在我们的周边，日本、南韩，包括台湾省。

 

　在这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二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时间里，它经济增长速度是在8％以上，而且收入分配是在不断的改善，日本一直在二十一世纪收入分配才开始有一些恶化，在南韩，在台湾省，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因此倒U形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铁律。世界上存在着增长比较好分配又做的比较好的 国家与地区，打破了所谓倒U形的发展规律，才能避免陷入最大的陷阱中，能从一个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这是我们争取要越过的，起码要跳出的一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里了。第二个陷阱，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骤如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 阱。中国的市场化相对我们同等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比较差的，我们城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的比例连蒙古都比不上，落在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城市化之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而且现在都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确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 日本、韩国、台湾省，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也是可以避免的。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工，是很难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在这种模式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怎样让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居民，真正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的政策、房地产政策、教育、卫生等等怎么设计，来避免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第三个陷阱，当然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之后，就会 逐渐的自由可兑换。资本就会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而这是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的很清楚。

 

　这种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大部分长期在中等收入徘徊的国家，都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的经历过。很多国家正式反复的出现金融危机才使自己的收入上不了高收入国家的台阶。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怎样设计我们在新形势下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一定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定会出现不断的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有一部分的产业要转移过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记过。在不远的将 来，我们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到孟加拉、印度等地方。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国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个可能性，当地产业的空洞化，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我们的金融对这种升级换代支持不够、我们的创新不够、我们的人才储备不够。

 

　第五个陷阱就是社会服务滞后的风险。我们的大众教育能不能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现在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能不能不断的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要知道如果要从低收入的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增加五倍以上，这是一个教育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的卫生服务怎么设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也要提高。一般来说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是两美元一天。如果按照两美元一天的标准，中国还有三亿到四亿人属于贫困人口。从绝对贫困到相对困难，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投入，这些都要重新考虑。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社会不可能很好发展。

 

　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好多很多这样的陷阱，每个人都会列出自己认为最危险的陷阱。现在我们找出怎么样越过这些陷阱的方法。怎么越过这些陷阱呢？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我们要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仅有的单一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 是一个在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各方面都可以兼顾到，这个增长既能高速，又能够长期可持续，这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

 

　第二，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到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好的经验来看来，过多的注重二次分配还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的多，效率高得多，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影响会小的多。第三，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去关心，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就业，并且要有一定的不断增加的收入，然后有很好的社会保障。

 

　最后，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因为过早过快的构建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当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陷入这种福利社会的陷阱。最后我想讲一下广东、广州的角色作用。广东、广州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先富起来了，广东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就有了基础，广东有条件先冲入高收入地区。，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广东也有可能要率先掉入陷井里，因为我们走在前面，稍微不注意，就要先于其他的省份首先掉入陷井里，一旦爬不出来，我们就有可能要吃大亏。

 

　对广东来说，陷井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是金融问题，广东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里，已经尝了一次苦头了。尽管从全国来说，总体上没有掉入陷井里，但是广东是掉进去了，起码是掉了一半。未来的金融应该怎么改？广东是躲在别人后面，让别人掉入陷井、或越过陷井，还是继续跑在前面，如果我们想继续的长期快速发展的话，是避不掉的。对广东省来说，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要保持原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广东在金融领域改革方面，没有真正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个落后也是危险的。

 

　广东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产业升级问题。我跟珠江三角洲的一些老板谈过，他们现在都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升级过程，我们的金融能不能支持他们，也是摆在广东面前非常大的挑战。 广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成先驱就会成为先烈，是先驱还是先烈要看下一步发展采取的政策了。在这一点上，广东应该先于全国的其他省份，率先去研究超前性的问题。在广东不但在实践而且在理论上要超前。 总结一下，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充满了陷井，作为中国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而是先冲入高中等收入国家，三千五百美元。最后希望，广东应该再次为天下之先。谢谢大家。

 

 

　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谈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说金融危机对我国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少的影响，要想谈全了的话，像汤敏一样列出七八个陷井，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想谈两点自己有体会的看法。一个是关于投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的问题。我准备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3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到2006年，投资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社科院有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和董辅初，他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研究中国的积累率，到底多少应该是合适的，他们的结论是25％－30％，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投资（积累）率的变化波动是非常大的，最高的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图），50％多，最低的点是在这个地方（图），只有16％。什么时候是50％多呢？是58、59年，三面红旗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是60、61、62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在中国的专家的时候。投资率的高低，如何解决投资的问题，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后遇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今年，2007年大概是55％没有问题，这是简单的拿现价比，总投资去比现价的GDP。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们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采取投资导向的扩张性的政策，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连续多年了，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的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三年、五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资本形成率图（见图），比我刚才说的比例要低，但是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的形成率是在明显的上升。

 

　改革开放之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时候，国家计委提出按照投资率30％来制订“八五”计划。但是实际情况是80年代以来我们没有一年投资率是30％，都在30％以上。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御冲击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是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国家拿了钱搞项目、搞投资。这样投资导向的政策，就造成九十年代后期之后我们的投资率明显上升。如果简单的比，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已经跟58、59年一样了，甚至趋势还要上去，只要我们现在保持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图（见图），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来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到2000年、01年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消费，图中深颜色的部分是，消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浅颜色是投资增长对GDP的贡献，蓝色部分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了一个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头两年的变化，还主要是靠消费带动经济的增长，也是由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现在使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了。这是不合适的，怎么扭转这个问题，我建议汤敏先生，这个算不算陷井呢，是中国独特的特点？还是这些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转变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韩国七十年代转变比较快的那几年，投资是比较高的，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这么长，日本在六十年代实现经济倍增的时候，也有投资率高的时候，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长，这么搞下去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下一个转变呢？当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个不良循环（见图）。

 

　现在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投资增长过快，货币增长供给过快，外贸、外汇储备双顺差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银行在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行动不利，但是单纯的指责银行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这个不良循环初始点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实施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2003年出现了问题，因为2003年第一个季度GDP的增长率超过10％，我们是不是要踩刹车，刹车就自己就来了，那就是非典，到了第二季度，GDP增长只有6％多。

 

　从当时的数据可以看出来，非典来了之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贷款放松了一些，投资增加了一些。本来连续多年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正使投资加快增长，非典来了又加了一把火，这样就出现了2003年底到2004年，出现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然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04年、05年流行词就是产业过剩，国家发改委有材料说明各部分的产能过剩状况，但是到了2006年下半年，产能过剩好像不见了，谈的不多了，哪儿去了呢？有两个出口，一个是扩大投资，2005、06年每一年都是第一季度投资增长快。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扩大出口，扩大出口的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外贸顺差增加后就把球踢到银行，银行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要把这些外汇换回增发基础货币，虽然银行采取了很多对冲措施，但是毕竟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流动性过剩以后，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投资的积极性，又赶上政治周期，07年要开十七大，地方政府有加速经济发展的热情，他们要上项目，说的不好听一点要搞政绩，需要贷款，商业银行又有欲望多贷款出去，造成进一步的投资扩大。我们解决产能过剩的两个出口，最后循环回来都是增加投资，这样使得未来会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是这两个出口的话，这就是一个不良循环了。这个不良循环的存在，应该说还是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投资。

 

　第二个问题，关于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宏观调控也有很多的影响，先看这张图（见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宏观调控的过程，大的宏观调控有这样几个。一个是1984年、1985年的一次经济过热，第二个是88年、89年的这样一次经济过热，第三次是93、94年的一次经济过热，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那时候讲的宏观调控，都是讲怎么样压投资、压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冲击，就是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运行不仅有通货膨胀，还会有通货紧缩，九十年代后期这一段，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搞宏观调控的时候要注意通胀和通缩两个方向，和以前的宏观调控就不一样了。

 

　所以从2003年再一次进行的宏观调控时，我们就聪明多了，效果也是比较的理想。大家看这三根线，红线是经济增长速度，黄线是投资，白线是消费，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三根线的数值差不多，2003年这三根线明显分开了，投资一下子增长到27％了，这是我们当时出问题的一个真实反映。再接下来我们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个目的是把过高的投资增长压下来，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消费行为，目前来看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了，红线保持稳定，而且不断上升，在10％以上，黄线是在不断的下降，下降到2006年是24％，而消费白线多多少少是有所上升的。

 

　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如果看这三根线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跟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认识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三根线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看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过快的。接下来就是宏观调控常态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说宏观调控，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或者是政府干预，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经常要做的事，是偶尔为之。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总量上。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那两个信条都了新的认识。一个是宏观调控不是再偶尔为之？而变成是常态的了，伴随社会主义的整个初级阶段。另一条，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讲的是有保有压，不仅是总量的问题，而且有结构的问题，结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出现的新情况。

 

　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如果看这三根线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跟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认识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三根线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看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过快的。接下来就是宏观调控常态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说宏观调控，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或者是政府干预，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经常要做的事，是偶尔为之。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总量上。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那两个信条都了新的认识。一个是宏观调控不是再偶尔为之？而变成是常态的了，伴随社会主义的整个初级阶段。另一条，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讲的是有保有压，不仅是总量的问题，而且有结构的问题，结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出现的新情况。

 

　现在流动性过剩，应该说是一个总量问题了，吴行长下午讲的时候，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呢？（笑）。我们从2003年开始，都是讲有保有压，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现在流动性过剩以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怎么去认识宏观调控中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呢？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我想我就讲这些了，谢谢大家。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应该说还是很鲜活的一件事，记忆都还在，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界工作，刚才说到当时经济学界很兴奋，其实最兴奋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界，“亚洲终于出事了!”就像非典时一样，西方说中国会出事，现在终于出事了。但是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不光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织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说是反思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一点，亚洲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内体制还没有发展、改革，到比较成熟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时候，过早的开放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这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顾问们，所有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所到全世界各地“经传布道”所推行的一件事，不顾各国的现实情况，不顾国内的体制弱点。然后经济危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指责的都是这些亚洲国家的体制弱点，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但是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么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什么过早的开放呢？现在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教训。之后，国际货币组织不再鼓吹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而是循序渐进，重点着重讲首先要搞好国内的发展、改革、体制要健全，然后逐步逐步的开放金融。

 

　以上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全面看待亚洲金融危机。第二个问题，中国与这次金融危机的关系。首先我想强调一下，尽管我们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中国97年、98年以后发生的金融风险，其实不主要是外国的影响，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包括信托公司倒闭，是我们自己的坏帐，跟国外没有什么关系，是我们自己的银行贷款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金融还是封闭的，有一些往来，但是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中。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多少，那时候唯一巨大的影响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周边都贬了，大家的说法很多。但是实际上从各个渠道来看，我们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本身的冲击并不大，当然周围的经济环境不好了，对我们各方面是有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大，97、98年当时是外贸顺差和外贸出口最快的。97、98年，一直到2000年，通货紧缩，金融机构的清理，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相当于90年代初宏观调控之后，我们自己出现的一个内部问题。当时信贷萎缩，钱都贷不出去，银行惜贷，然后我们进入了通货紧缩，处理了一些坏帐，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现在老有人说中国增长那么多年了，什么时候发生危机呢？不可能一个经济总是高涨，不发生危机。我说我们现在讨论什么时候发生危机，但是要搞清楚中国不是没能发生过危机，只是我们发生了危机你们不知道，你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99年我们的投资增长率只有5％，比起60年当然高一些，但是是相当低的数据，我们实际上处于危机状态，不是没有危机，当然在座的金融官员当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的处理，也使人家没有感觉，你危机了对他没有影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通货紧缩啊，我们则有几年的通货紧缩，那是我们自己的信贷萎缩造成的。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关系，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象是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人家受罪，我们吸取了教训，对我们的警示真的太重要了。墨西哥95年金融危机，我们许多人认为那是在遥远的拉美，与我们无关；日本九十年代开始衰退，有人说那是发达国家，跟我们无关。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亚洲邻国，许多与我们的发展水平差不多，香港也受到冲击，这就不是与我们无关了吧。这对我们的警示太大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作为后发国家，别人的经验教，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回顾那场危机，对此要充分的给予评价。而且它了提示我们，要认真的吸取所有国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落后国家少数的几个“相对优势”之一，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人家在前面犯了错误，我们在后面吸取教训，让这些错误不再犯。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再来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以对照我们现在。亚洲金融危机跟以前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特点呢？每次的危机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的危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特点，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国内的基础就是“资产泡沫”。往前追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拉美出现了各种危机，它的主要问题不是资产泡沫，股市跟这个可能有一点关系，但是也没有那么大问题，以前的那些危机主要是什么呢？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等，加在一块，产生的支付的危机和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危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世界上开始总结拉美国家发生陷井的原因，得出的共识是重视财政上平衡、防止通货膨胀、搞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教训也，亚洲各国都成功防范了那些方面的危险，财政赤字普遍不高、政府外债普遍不高，韩国是企业借了大量的商业外债，但是其他几个国家外债不多，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外债不是很多，主要的问题是资本流动。这些国家跟日本、香港类似，都出现了较大的财产泡沫，泰国是最典型的，当时资本要跑，就是看资产市场上的情况，房地产和股市。我参加过一个国际会，有人回顾分析了一些大金融机构，97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分析，大家都知道要出事了，都在决定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跑就看这两个资产市场的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就跑，然后索罗斯出来，他们就开始跑了，一跑整个经济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因此给我们一个教训，包括日本的例子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在防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防资产膨胀，如何在产品市场上平稳发展，财产市场、要素市场也需要平衡发展。你多发货币，这个货币是会流动的，在产品市场上没有搞出通货膨胀会在资产市场上弄出膨胀。资产膨胀与通货膨胀有区别，但都是风险，这个对我们也有直接的警示作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为了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过去的金融危机有两类，一类是发达国家，他们之间已经是资本自由流动，与资本流动相联系而产生一些危机。另一类是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基本上跟外界还是比较封闭的，主要的联系，就是拉美那些国家通过债务的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相联接。因为债务的危机导致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导致货币贬值，拉美国家的货币贬值主要是跟债务有关，而不是跟资本流动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呢？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当时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流动还受到限制，国际资本本身在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投入也不大，而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前面那几年正是世界上鼓吹全球化，各种资本到全球投资，这些国家也开放了股市、开放了各种金融市场，大量的资本流入、流出，发生监管不力等等这些问题。因此，这可以说是全球化带来的新型的危机，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新危机，这个特点对我们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这个特点、吸取这个教训，很重要。我们现在的资本流动性也在提高，今年一季度的一千三百多亿外汇储备的增长，其中九百多亿是资本帐户上发生的。这个资本帐户的盈余是怎么产生的，很值得研究。过去几年我们在某些市场上的波动，跟外资的流入是有关系的，我们外汇储备增长当中，当然现在比较大部分的是外贸顺差造成的，但是至少有1/3，有年份2/3外汇储备的增长是资金的流动造成的，不是我们的储蓄是别人的储蓄，是别人的资本流动。随着我们资本帐户的进一步开放，这个问题越来越提到议事日程，我们现在一定要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怎么防范资本大入大出的风险，但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能发生各种金融的风险。 亚洲危机的第三个特点，其实跟第二个特点是相关的，我想单独讲一下。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但是全球性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亚洲危机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资本的流动是全球性的，但是全球没有一个系统的监管。我们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监管，这是对的，但是全球没有一个很健全的监管体制，这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治理结构有待于发展。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暴露出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治理的缺陷，不对称，而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资本主宰的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治理缺陷，危机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里我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一会儿还会讲，包括最基本的货币体系问题，这些对我们都是值得考虑和思考的方向。

 

　我要讲的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危机都是新的，不会重复，都会有新的东西增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的特点？我们现在的问题还真的是有特点，什么特点呢？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家的问题是都没有钱，而现在我们钱太多。那时候危机发生时，是支付危机，外汇储备都用光了，甚至是大家记得电视上演，韩国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着政府还债，就是没有了硬通货了。而我们现在是一万两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外贸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大幅度顺差，我们处于高额双顺差的局面，而且资本帐户还是有管治的，不能自由出去。所以说，发生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目前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太可能，我们不会发生支付性的危机。我们对于资本流动还是有管制的，我们的外债水平很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我们的评级下降，给我们的贷款额度下降，到现在的外债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些新的风险，特别是未知的风险，应该说我们还是在研讨当中。

 

　首先，看得到的风险，就是国内流动性的增强，产生了国内的超额流动性、过剩流动性，对我们的宏观调控、宏观管理产生了问题。国际上呢，将来如果美元突然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会发生什么问题？去年我们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美元对欧元贬值的速度比我们升值的速度还快。第三，我们现在问题的最大特点，我们身处全球不平衡的漩涡的中心，这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美国是7％的经常帐户逆差，我们是7％经常帐户顺差，世界不平衡我们是首当其冲的。我们现在大量的顺差，是集中了地区的顺差，我们现在是处于亚洲供应链的一个中心地位，我们从韩国、日本进口了高技术、设备、芯片等等，然后到我们这里来组装；从东南亚进口了很多原材料、半成品到我们这里组装，我们用香港、新加坡的金融服务和贸易服务，然后我们又进行组装生产，贴一个标签“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但是都表现为我们的贸易顺差。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我们面对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面对的汇率风险，等等，都在加大。所以，现在的特点是我们面临的是全球不平衡。

 

　而全球不平衡往上说一步，后面就是全球治理的问题，还面临着全球治理的问题，这指的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在说我们的外贸顺差太多，、人民币汇率要变，好象问题都是我们的。但是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事，这边是人民币，那边是美元，如果美国那儿在不断的制造逆差，美国在不断的印刷出多余的美元发到全世界，这个“全球不平衡”就总是无法解决。而全世界的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是不可兑换黄金的、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面临的风险。我们现在外贸顺差和逆差，这不光是我们的问题，这是国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97年各国不是说没有，但是不是很严重。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许多是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什么问题呢？发展中国家很少出现长期、大幅度的双顺差，就是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都是顺差的局面，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发生。日本七十年代遇到过，但是日本很快就对外投资，资本输出。台湾遇到过几年，然后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多年都是这样，还是大幅度的增长。我们外贸依存度现在到了80％以上，这在大国中没有出现过；一万几千亿的外汇储备，而且现在看不到头，这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真的有一些新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推进国际的合作，我非常同意刚才谢平讲的，货币市场是全球的货币市场，资本在全球流动，因此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国际的事情，国际上也要体制改？怎么改，美国人是坚决不改的，不会同意改变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世界的事情都是在实际情况的变化过程中逐步的解决。至少现在出现了欧元，欧元也是逐步的发展起来，现在还有人在谈论“亚元”，亚洲银行这届主席，日本人，在极力推进一件事。我去年到意大利一个小镇伯拉基罗，开了几天的会，那个地方五十几年前一批经济学家、金融家开了一次会，被认为是欧元的起源，我们开会是研究要不要有“亚元”的问题。我个人不认为亚元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亚洲国家之间加强相互之间在金融货币的合作，的确有利于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逐步改变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我们那时开会的人都同意即使建立的亚元，也是五十年以后的事，但那时，就不是亚洲自己的事情了，一定是全球的事，因为亚洲五十年后，不仅人口是世界人口的50％以上，而且GDP也是50％以上，欧元再大也是世界GDP的25％，所以亚洲的问题只能在世界的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以全球的眼光看。最近亚洲三国在实行多边货币体系方面在加快脚步，这应该说是好事。

 

　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防范以上这些风险，实现外部经济的平衡，首先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着手，要去分析我们内部的缺陷导致外部的风险，这是我们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基本思路。国际上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去做，但是更重要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当然要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但这还不够，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体制要改革。现在我们说外贸顺差大，经常帐户顺差大，对应的是储蓄与投资，这里的基本关系是：

 

　储蓄 - 投资 = “剩余储蓄”= 经常账户顺差(贸易顺差)

 

　刚才汪同三说的问题是投资太大，但是如果投资不大，外贸顺差就更大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我们的储蓄太大了，消费太低、储蓄太大。现在我们想控制投资都控制不了。07年第一季度怎么来解释呢，就是国内的投资在趋缓，于是大家都挤外贸这一块，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

 

　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越来越多的储蓄。可是中国居民不消费这件事好象也不是事实。仔细的分析表明，居民的消费率，就是居民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消费部分的比率，这些年基本保持72％到75％之间，居民消费率其实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居民消费率相对稳定，储蓄率为什么不断提高呢？按照GDP来计算的话，居民的消费率已经降到40％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在下降，就是居民的收入在GDP中的下降。尽管也是增长，但是比重是在下降，谁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从10％提高了24％，假定政府有很多社会责任要承担，那24％合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企业未分配的利润占GDP的比重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在进一步提高，会达到20％左右了。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占GDP的比例从70％下降到60％。结果，是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从过去的20%，提高到了40%左右，也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基本相同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而不是居民)储蓄的提高!

 

　现在企业确实各方面都是在盈利了，这一点我们要肯定，这是进步，有效率提高的因素。但是结果导致了什么呢？我们过去为亏损企业制订的制度，现在到了盈利企业，就出现了宏观的问题。过去国有企业的利润税后全部是企业留成，不分配利润，利润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效率提高，但利润有了却还是不分配，不形成个人或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或消费基金。而且以前是33％的企业所得税，现在要降到25％，未分配利润就更多了。这些必须得花，而且只能投资。当然你说企业可能会消费多一些，但是一消费又进入了企业的成本，还是没有花掉利润，要花利润就必须要投资，不投资就是剩余储蓄出现。另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的企业在某些行业里，特别是资源行业里利润的增长是因为我们资源开采没有付费，没有为开采全民所有的资源付费，付“资源租”。最近几年我们利润增长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块没有交，又导致资源定价过低的问题，这是因为前面的资源产权问题没有解决、资源租没有交，国家就要不断出来干预资源的定价。然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企业出口竞争力比别人大，利润比较高，导致储蓄不断增长。我们投资多的时候没有问题，投资过热时我们没有“剩余储蓄”或贸易顺差，而一旦我们把投资控制下来，外贸顺差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国家拿不到资源租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就只好多向居民征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无法上涨。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增长的速度在下降。

 

　所以说，解决我们现在顺差太大、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症结问题，是我们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利润，或者是未分配收入(有些不属于利润，是属于国家的资源收益)，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减少那个“剩余储蓄”。这是我们思考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不是光盯着鼓励消费，人们就是那点钱，中国人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而首先是因为没有钱，整个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的钱太少、比重太低，首先是这个问题。对此，我们统筹要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加的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的平衡，而不是就消费论消费、就储蓄论储蓄、就外贸顺差论外贸顺差、就货币论货币，这些问题靠货币升值是解决不了的，货币升值了这些问题还是继续存在，我们还是要继续面对这些问题。很多问题不是靠货币升值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我们内部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要改革、要理顺的问题，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平衡，使我们的金融风险更加小一些，否则的话剩余储蓄老是加大的话，后面的金融风险，银行也盯不住，资本市场也盯不住，这些问题都来了，所以要有综合、全面的眼光看待目前的问题，才能防范和推迟我们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是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使我们的经济持续增长。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本来安排在下午，樊纲让我上午说，可能要回答一下樊纲提出的一些问题。解决樊纲提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就解决了。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不一样，经济学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明天会发生，都在习惯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来证明或者是告诉大家明天有什么灾难，在预言明天危险时，警告不要出现过去的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在努力做的事。我们是实业家，实业家比较现实，更多是怎样赚钱，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怎样的情况，在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发生的危机前，我们先把钱装在兜里。

 

　现在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资产产生泡沫，实业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资产的价格重复过程，比如说我们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泡沫了，可是反过来，国外的那些实业家们都在花大量的钱去购买中国的房地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或者用购买力评价的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如说一千美元、两千美元，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是购买力在对资产的重新评估过程，认为东西太便宜而不是太贵了，所以成为一个反向。我觉得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傻，当你说房价高的时候，他们来拼命买。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套，但是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这可能是实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民众不一样，民众他们一方面为这些大腕的经济学家名头所吸引，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说像汪同三说的产能过剩，老百姓也说产能过剩，今天经济学家说流动性过剩，那么老百姓也说流动性过剩，不管什么都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他们又被实业家所吸引，就像今天的股市一样，大家都跟着。前一段时间，基金获利之后，就开始逃跑，基金一逃跑没有基础了，但是老百姓不听，能赚钱我就继续进。通常最后这个击鼓传花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就开始骂政府，骂所有的人，产生成不好的情绪。

 

　我们说金融危机十年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收益，我们最应该感谢，尤其是中国应该感谢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因为有金融危机才推动的，所以我们的金融外汇涨了一万两千亿，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不会有。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最大的收益者，96、97年是中国93年宏观调控之后，全行业亏损了两年。中国在全行业出亏损的情况不是太多的，但是房地产在96、97年是全行业亏损，谁都没有赚钱。

 

　98年因为金融危机出现了住房制度改革，所以开放了需求市场和住房的私有化，这才促进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住房都好了，不管怎么骂娘，住房条件是好了，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当然也有一些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没有获益，但是多数人是这样。91年开放了土地，93年开放了供给，但是为什么96、97年出现亏损，就是没有需求，房子不是私人的。98年开放需求之后，有了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其他各种税收政策的支持等等，这些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本事，而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所以有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了城市住房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是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形成循环了，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代就开始往下败落，整个经济掉了，重要的原因不是后续的皇帝无能，而是前面的皇帝定了政策，他们不敢突破，变成了我们不能对外开放。鸦片战争，外来侵略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共苦不能共甘，你根本不能在好日子的时候进行自我的革命，一定是在坏日子时革命，雍正王朝的改革就是因为国库无银，国库要有钱的话大家一定贪污，所以这个逻辑形成，外来危机促成我们的改革。

　在发展的过程中，恰恰是因为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加大对外开放，不得不更加市场化，不得不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影响到政府主导的政策制订等等。封闭的中国是以被开放的世界金融所影响的时候，关闭已经不能发展自己了，谢平刚才说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改革是不行的，樊纲说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你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改革，一定要融入世界市场。所以必须用你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去与世界接轨，但是当我们经济这几年发展之后，突然进入了经济的转型，富起来了，因此又面临了一次更加保守的关闭去市场化和反改革的一些倾向。

 

　我认为才出现了樊纲所说的东西，如果更市场化一些，或者是把政府的干预，或者是影响改革的东西去除掉一些，也许那些东西用市场的方法就去除了。汤敏说可能出现一些陷井，这些陷井都可能因为我们去市场化的一些因素，而最终造成就是陷井，但是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高一些，也可能这些东西不再是陷井。我们不能说希望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痛苦是全世界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金融危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忘了我们必须融入世界大经济环境中考虑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必须要高度的市场化。

 

　我们认为最大的危机，不是世界变了，也不是中国的能源紧张，更不是金融风险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坚决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假定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或者不考虑去市场化的东西，那么能源、金融危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看，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最近在开广州交易会，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房价都在涨，你是不是下了一个命令广交会期间房价不能涨，没有人说这个话，实际上市场化已经在全世界通行了，在香港旺季和淡季时有不同的酒店价格，这就是价值规律。

 

　取消价值规律一定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其他的危机。我们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出现危机之前，还在坚持这些东西，而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先要承认我们确实在很多经济政策上有一些去市场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必然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出现。那么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可能不是在讨论创造财富，而是在讨论分配财富。汤敏特别强调了我们要注重一次分配，注重一次分配中的共享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二次分配代表一次分配，仅仅用二次分配的来解决一次分配的转移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财富就会转移了。

　我觉得樊纲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剩储蓄，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到国外，既然中国人解决不了，就转移到国外去，但是其实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很高明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卖给外资将储蓄对外转移，最近我们都说的原罪问题，都可能使这种趋势加剧。我们想想土地承包制是不是违法？土地承包制时宪法说土地是不能承包的，党中央有文件，很清楚的。所以说如果从改革的最初开始，都是存在着原罪的问题。任何一样的改革都是这样，我们的土地承包是在土地承包制冒险实行之后，才不得不去修改的宪法。用这个理论来说明，那么在所有改革初期的民营企业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原罪，所以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倒过去必然出现危机，这是我们的政策指引出现的。

 

　一季度又增长了这么多税，税收这么几年连续的增长，要调节这些问题，不仅是看到国家今年的税收增长，可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和社会舆论，更多的是要求财富分配公平，不是说一次分配中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而是一次分配没有解决好劳动力、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和共享问题，很多人都说企业暴利问题，希望劳动者可以买一个低价产品，我就说限价商品房，第一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出台双限房和限价商品房的法律，我们最大的法是房地产法，宪法中也没有，这都没有规定，没有通过听证会。

 

　限价是去市场化的，本来十万块钱的东西，政府告诉你可以卖四万块钱，我是卖四万块钱，可是买的人当四万块钱使用吗？不是，他是按照十万块钱用。当我们的产品价值被低估时，人家就会说你怎么把四万块钱当十万块钱分配，所以实际上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居住权利的保障。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限价房加剧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合理，矛盾加大，包括贫富差距，包括汤敏举的几个例子，要不然贫民窟，反正就是这些陷井，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制度创造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不是我们太富了，就像樊纲说的，不是我们收入太多了才产生了流动性过剩，或者是储蓄过剩，而是我们的制度不完整，除了日本是泡沫之外，其他危机是发生在不是太富的国家，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自己就解决了，不会形成全球化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弱小，一个索罗斯就把你弄乱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今天出来一个，明天出来一个，后天出来一个，而且还有部门的利益加在其中，政策永远是前后矛盾、左右矛盾。

 

　吴行长在这里，外汇管理局限制外资购买商品房有一个规定，外资一定要设办事处，要求把你的产权落在办事处上，建设部就不同意，办事处是在中国没有法人地位的，外汇局又说了，要变成这样的话，外汇控制就管不住了。没有法人地位，怎么能有房产证呢？现在我们的政策，各个部门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造成我们所有的政策几乎是无法执行的，比如说外汇管理局说你得有劳动合约，人家是董事长，董事长跟董事长无法签合约。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关键是靠市场来解决矛盾还是靠行政干预解决，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是无法靠行政命令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

 

 

 

 

　简单回顾，从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非常果断的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了几年之后，又转换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扩张转为中性。总体来说，财政政策是成功的，为国民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有哪些我们是成功的，或者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借鉴，完善的，这十年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我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想法。

 

　第一，1998年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区别于很多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只采取了发国债、搞赤字，然后去由政府来进行投资，这样一个扩张性的政策。通常情况下，都是有两手，一手是可以搞赤字财政，一手是可以减税，但是我们国家，当时98年没有采取减税的手段，就用了一只手。应该说我们整个新的税制，从94年实行以来，到1998年那时候还是很艰苦的，国家整个收入占GDP的比重，弹性一直小于一，1997年才约等于一。这样一个趋势，使得政府在财政收支问题上压力非常大，所以1998年两只手用了一只手。两只手用一只手的办法，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不足。什么不足呢？这个不足到了1999、2000年之后逐步的显现出来，1993年我们设计新税制，有一个原则，保持原税负，保持在94年改革之前税制的总体税赋不变。93年总体税负什么水平呢？当时是法定税负水平很高，但实际税负很低。那个时候由于很多原因，政府和企业是包税，中央和地区也是承包的，税务征管的水平也很低。

 

　1998年之后，一方面我们是搞投资，拉动GDP的增长，同时我们在税收的监管上也进行了很多努力，征收率就开始逐渐的提高。到了2000年，已经对两只手只用一只手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政府投资拉动GDP增长，但是经济体本身的增长能力并没有激发起来，企业界自身怎么能够发展的能力，当时并不是很强。统计数据说明，这部分的增长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主要是靠国家搞的投资项目。因此就提出一个意见，应该采取一种减税的办法来提高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当时也是有争论，一个意见是说没有减税的空间，因为税收当GDP的比重很低，政府收支压力很大。

 

　但是从2001年，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省部级财税的研修班，在那个会上当时的金人庆局长发言中，对没有减税空间的提法就有了一种转变，提了八个字，“总体增长有增有减”，这个提法和没有减税空间、不能减税有重大战略性区别。这个提法在会上讲了以后，四月份在人民日报就以金人庆局长的个人名义发表了，但是这个鲜明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是，从2001年开始，研究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在工作层研究的时候，比较多的人都赞同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方针，多数人认为没有减税空间、不能减税这样的提法，已经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得不到激励，完全靠政府搞新项目投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

 

　这样一个“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主张，逐渐的就被考虑到深化税制改革方案设计中去。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特别是到2003年以后，金人庆同志担任财政部长了，在他的讲话里，包括他的一些报告中，都明确了把这八个字的方针。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没有像1994年那样一次性的搞一个税制改革，而是分步实施，但是确确实实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做。这么长时间了，减税都减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减税减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降低了企业所承受的主要税种的负担，特别是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讲最大的几项吧，一个是所得税的两法合并，所得税上税负降低很明显，原来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很重，这次新的所得税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税负大幅度降低。

 

　所得税改革对内资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减税动作，同时我们在东北试点的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从税负来讲也是一个减税的效果。我们国家的税种，最大的流转税、所得税，增值税几乎占了一半，当然现在还没有全国推开，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全国一定要走到这个路上，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实际上通过减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让企业自身发展，而不完全靠政府拿着国债收入去投资拉动GDP，这样的方针已经开始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在收入分配上。这几年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采取了很多的减税措施，当然最典型的，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也就是农业税的减免，这是几亿农民都受益、典型的低收入群体受益的事情。同时城市居民也有不少，比如说个体户起征水平是2000元水平就要交增值税，现在改为5000元了等。这也是对他们很大的税收负担的降低，包括对工薪阶层提高扣除标准到1600元，这对收入很高的人来说意义很小，但是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也是一个措施，类似这样的对低收入群体的减税措施，这几年还是采取了很多的举措，这些举措应该说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上，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减税我是这么看的，以前我们采取了措施，今后我们还应该继续采取措施，还有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还是有的。有增有减，谈了减，还有增，企业的税负还要降低，那怎么增税呢？增税首先是征管的因素，这是我们税务局的责任，要加强征管、减少偷骗税，税务局应该把征收率逐步提高，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有收获。增值税最低是在96、97年，当时征收率不到50％，虚开增值税发票骗税全国是比较猖狂的。现在我们测算，工业环节一般纳税人达到了80％以上，商业环节还没有那么高，因为还有很多零售，控制的力度还差一些，但是总体上已经达到了70％－75％的水平。

 

　现在增值税里差不多有1/3是由于几年来提高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而增加的。而且增值税征收率提高，所得税征收率也提高了，因为减少了虚拟的成本扣除。政策上也有可以增税的领域，当前企业利润比较高，但是我认为企业利润增加这么大的量，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正常的因素，是好的因素，就是企业在市场里面，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改进管理，因而效益提高了。还有一个部分，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有一部分的利润不是来源于企业自身在市场里的运作，而是来源于企业把它应该由自身承担的个别成本，转移到社会，变成一个社会成本了。

 

　这是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增加利润的途径，一个就是环保，按照道理来讲，你这个企业的排污应该治理，治理排污就应该有投入、有成本，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花这个成本，它降低了个别成本，污染的环境变成了社会污染，由政府或者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是属于一种把个别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降低了个别成本，企业利润率提高了。还有能源和资源，我们国家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没有充分的反映市场价值，主要是偏低，实际上企业从低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里获得一部分的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不是企业自身在市场里经营获得的超额利润，而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价格政策、资源政策、能源政策造成的。把社会应该得到的价值，变成了企业的利润。

 

　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要清醒，我们国家的企业利润增长里既有好的，也有一部分是属于不好的。个别成本就是个别成本，社会成本就是社会成本。现在很多人建议要收环保税提高资源税，等等。总而言之，这方面来说还是有增税的需求。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好好研究的。我的看法，在税收问题上，应该继续坚持“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方针。跟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属于基本税制的，如果我们的法定税收负担高于发达国家，应该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渐的降下来，我们本来就是弱国、穷国，在中国这么开放的一个经济里，让企业和世界的企业相竞争。在这些基本税制上我们应该采取税负水平不高于或者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原则，这次新所得税基本实现了，但是流转税还没有，增值税还没有，营业税也没有，我认为都有很多总减税的空间。

 

　讲到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科技进步，提高创新能力，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营业税，营业税自身是不能抵扣的，而且营业税到增值税里也是不允许抵扣，现在销售不动产、销售知识产权、销售技术，都是征营业税，那么你卖技术征营业税，对于买技术的企业是不能抵扣税收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就等于缩小了技术的市场，因为没有人去买，谁买技术负担就要加重。现在的情况下，还不如把污染多排一点算了，利润就来了，何必搞开发呢？搞开发要投入，技术成功不成功风险还很大。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让企业进一步的吸收新技术、购买新技术、发展新技术，营业税有很多的内容是需要改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的超额利润来源，而不是从减少治理污染的个别成本，而不是从资源价格偏低获得超额利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国策，体现在税收上应该有很多调整。谈到第三产业，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远不如制造业，为什么同样汇率偏低，现在商品贸易是大大的顺差，而服务贸易是逆差？原因很多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是不退税的，我们只有建筑业，人到境外给人家施工才给退税，我们不是以服务本身有没有出口来判断营业税的征收，而是以提供劳务的人所在地来判断，这是跟国际惯例很多不相适应的。

 

　在收入分配的调整上，我认为现在的力度也是不够的。在在我们国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我们的税收政策，包括分税制的政策，它的目标功能应该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在很多的方面是在扩大这个差距。一个地区创造的税源由于某些税收政策的原因，税收被另一个地区征收了。我们称之为税收和税源的背离，这种现象目前在发展中，而且发展的趋势比较快，等于扩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地方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本身又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现在政府转移支付有三个手段，税收返还、一般收入返还、支出转移支付，目前来看税收返还的政策，完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现在我们国家的统计，地区间差距拉大的速度在加快，缩小这个差距是财政的一个功能，税收上怎么缩小这个差距。

 

　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收差距也在扩大，我觉得从财政税收来讲，在市场一次分配环节应该是以效率为主。在二次分配环节，税收应有一定力度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到了支出环节，应该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这几项组合在一起，应该是比较符合市场的要求。如果在创造财富的环节，你要赋予很多的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会影响效率。但是如果没有后面已经获得收入之后，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再通过公共服务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公共服务社会无法和谐，这几个方面应该相互、组合来实施，使得我国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以在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实现，既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又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这样的组合方式，是比较好的。

 

　我想在这十年中，这几个都算是比较重大的问题。现在比较乐观的是，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公共财政的方针，这个是01年培训班上，李岚清副总理做了系统论述。公共财政我们国家过去叫国家财政，有什么区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区别，国家财政里，国家作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上要投入很多、管得很多，公共财政基本理论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里功能要缩小，而且它比较多的职能是要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变动，但是总的来看，在整个公共财政的大布局里，我觉得用于经济性的支出，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这几年增长了很多，像教育、卫生等等，但是仍然还是不足的。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公共财政的方向，然后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随着财税制度的不断发展，我相信会出现一个比较合理的又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又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的财税制度。这十年，可以说我们经历的过程给我们的思考，还是有一些值得总结，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我说到这里，谢谢。

 

 

 

　谢谢主席先生，也谢谢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举行了这个研讨会。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十周年之后，我们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有谈到，我就不再说了。亚洲金融危机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我想它的经验教训应该有三个方面。之所以会出现亚洲金融风波，首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危机的发生，最主要的应该是发生危机的经济体它自身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内因是主要的，国际上游资的冲击是外因。

 

　我记得很多人在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时，争论到底是阴谋论还是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苍蝇不盯无缝之蛋，因而主要问题都是在经济体自身内部。亚洲国家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展开说，上午很多专家都有谈到。第一是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外资流入过多，而且在外资里债务比较多，其中短期外债的比重比较高。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当亚洲国家开始改革，开始金融自由化，经济呈现比较快速的发展时，国际上看好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大量的外资投入这里。

 

　在内部发展的动力和外资流动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应该说投资的增长都是比较快的，而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汇率估值不当，再加上贸易条件恶化，使得这些国家造成了比较大的贸易赤字。而它国际收支中的贸易赤字，是靠资本项下大量的流入平衡的，靠这样的格局维持平衡。一个国家当它的贸易出现赤字，靠资本项下的顺差来维持平衡，如果量小是一个比较好的组合，因为你贸易项下赤字实际上是使用别人的物资，但是如果掌握不好，量太大资本进行自由的流动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今天上午谈到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因为资本项下可以自由兑换，开始时大量外资流入，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一旦撤资，也是巨大的损害，因而成也箫何、败也箫何，关键在于把握资本项下的流量。

 

　第二方面，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有失稳健。这些国家当时银行经营粗放，信贷增加过快，风险控制意识不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另外就是货币估值偏高，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监管不是很有力，当时在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监管的能力都还没有达到能够很好的应付由于货币完全可兑换而带来的自由流动，金融自由化和调控能力是不太相适应的。第三个方面，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尽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拉美的债务危机到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已经出现过很多危机了，但是亚洲国家在国内怎么样来很好地处理面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因而缺乏国内处理危机的机制准备。

 

　在国际上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帮助拉美，还有墨西哥处理金融危机，当中都出过比较好的主意，但是在东亚国家这么大面积出现金融危机时，用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更好地来恢复国际上对这些国家货币的信心，反正事后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今天上午哈继铭先生也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总体上，在特别关键的时候，能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迅速帮助，稳定大家的信心还做不到。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储备了大量外汇的很重要原因。最后也是出于再次应付危机的需要，但是后来随着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发展，有的时候外汇储备增加是出于被动的。

 

　上午大家也都谈到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站在旁边看到了这场危机给国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险的场面，因而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也使得我国在不断地反省，如果自己遇到金融危机有没有承受能力？三次金融工作会议，确实也是我国政府在不断地反思金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战争是不会全面爆发了，但是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如果受到大的损害，可能一个是能源的，一个是金融的。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业的竞争，在国际的资源配置方面谁能够有更好的金融配置资源能力，谁在世界上就有很好的实物资产的配置能力。

 

　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中国政府应该说从1997年之后，在不断地加大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上午谢平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我想强调几点。一个是各国在健全金融体系过程中，非常注重对银行进行改组，注重完善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对它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它的银行和企业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很多的关联交易，这些其实对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很不利，因而韩国对很多银行进行重组，特别是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从97、98年之后，一直是在酝酿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因为它是我们金融业的主体，到了十六大，应该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已经达到了共识，这个过程谢平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强调了。

 

　我要强调一点，中国在宏观调控任务较重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银行面临外汇储备激增，对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银行仍然采取了改革优先的策略、加大金融机构改革的力度，动用了外汇储备注资，到境外上市。我们有外汇大量增长的情况下，还要引入外国的战略投资者，还要到境外上市，还要给自己增加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入，为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借助国际经验和市场的压力，冲破我们在现有体制下难以冲破的一些约束。再有我们对农新社的改革，花了一千六百五十亿的央行票据，为农村信用社解决问题。

 

　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比较多的情况下，收流通性的力度是有所顾忌的，当时很多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不足，为了配合证券公司进行综合治理，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加强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收回过多的流动性方面，人民银行还是综合考虑了银行业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是最主要的，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第二点，需要有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大家都知道我们汇率改革的推出是05年7月21日，但是这个方案的酝酿是从01年开始的，长达四年之久，才能够统一政府、社会各界对汇率改革的认识。

 

　你想一项改革的推出，要想获得大家的共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也认为，所有的问题，现在任何一个理论都很难计算什么样的汇率是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供求都能够比较正常反映的市场，所决定的汇率才是均衡的汇率。沿着这样的思路出发，人民银行不断简化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手续，不断放宽资本项下用汇的改制，不断释放合理的外汇需求，可由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条件。第二方面的改进是加强国际合作，防范金融危机。上午谢平也谈到了，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他国的危机也会波及到自己，因而大家都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加强了货币合作，最主要的就是签订了清迈协议，希望发生危机时有一个合作，而且由双边的合作逐步向多边合作努力。中国在进行汇率机制改革时，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汇率改革会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动汇率的时候，我们下午七点对社会公布但从五点开始，给很多相关国家的央行行长打电话通报，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得到好评，第二天马来西亚就宣布他的汇率形成机制加大灵活性。加强监管协调，建立预警机制和信息共享，从亚洲金融风波之后，东盟和中日韩（10＋3）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磋商是比较多的。

 

　大家也感觉到要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亚洲的债券市场，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展不发达也是亚洲国家不能够很好地应对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三方面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刚才讲了三个教训，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存在问题，正因为重要，所以我放在第三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樊纲今天也已经讲了，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漩涡中心。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但是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应，不是一个货币的问题，不是一个货币币值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在整体的国民储蓄中居民的份额是在下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争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居民倾斜的这样一个政策倾向，我非常同意刚才很多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在初次分配当中讲求效率，应该充分的体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除了国民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外贸方面，长期实行的奖出限入，投资向进口替代倾斜，产业方面的填平补齐，外汇方面的宽进严出，这些政策尽管近年来有所修正，但是政策的惯性作用，对双顺差产生仍有很大作用。

 

　我们的出口基本上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种吸引外资的政策决定了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非常有限，汇率无论怎样变动，两头在外，出口方面减弱的竞争力会在进口方面增加，加工贸易就决定必须要有新增的价值，天然就是顺差，这些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必然的。要想减少双顺差，就要解决我们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解决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问题，就难以摆脱现在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外资流入，双顺差进一步增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再次增大的循环。

 

　03年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循环，这种循环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一旦升值预期消失，有可能出现获利资金迅速撤离，从而引发经济振荡。大家说现在是资本项下管制出不去，但是它进得来就出得去，他进来你不可能挡他，他出去你也不可能阻他的。大家要记住老子一句话，非常深刻，“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事情发展很好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危机在什么地方，类似危机都是国家在连续繁荣之后突然产生的。我们处于高山之巅，我们就要想想下面会不会面临深渊，我们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才能保持不对我们的经济有损害。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资金的流动性这几年积累很大。

 

　中央银行在银行体系里，在银行宏观调控当中所做的对冲是不能够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的，只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赢得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加大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我们的经济今后几年会面对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加大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贺力平:亚洲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研讨会，上午到下午已经有很多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我认为是正确的回顾和反思，我在这里的发言很难有新的贡献，但是因为要发言，又不能重复前面专家的话，所以我想就换一个角度来说同样的事情。 我想简单的从四个方面来谈自己的一点反思。亚洲金融危机是必然要发生的吗？亚洲金融危机就那么可怕吗？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危机？如何避免那种危机？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的。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有它的必然性，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第一，所有的经济体，前面专家都有不约而同的指出，都是在一个转型，在一个阶段性、跳跃性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逐渐的走向成熟的经济体系的过程里出现危机，本身就伴随体制结构不完善性，或者有重大缺陷的经济体，再加上经济结构的缺陷，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危机。第二，在爆发危机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是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势必要带来对国内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智力资源的巨大需求，而这些资源的供给往往是不足的，比如说上午哈博士提到的智力资源印度尼西亚没有这样的50人论坛，我们要管理一个庞大的日益复杂的经济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力和经验准备，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东亚经济体在爆发危机前都是处在快速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过去一个不太知晓、不太熟悉的环境，那些风险势必要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传递到我们的身体之内，而如果我们对它没有足够的警觉，是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侵害，伤害到我们自身的抵御能力。第四，在开放的过程中，金融部门几乎是处于前沿位置，国际上有一个说法，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一个说法，说亚洲人不会做金融，但是在国际的金融界大家都知道，在尖端的衍生产品里，大部分都是亚洲人在做，他们的数学很好，技术能力很高强，但是为什么又得出一个结论亚洲人不会做金融呢？

 

　我们亚洲国家的社会经济传统，没有像是英美或者是欧美法律体系产权的制度、市场规则，他们所有的技术是建立在运用和尊重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把技术是作为运用，或者说推广这些制度的一种手段，而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多是没有以这种方式来处理技术和规则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遇到一些危机性问题时，往往采用退缩的方法，包括今天上午很多专家同仁谈到的，使用行政的手段，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东亚其他的经济体也存在，这使我们在金融领域当中所掌握的应对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在经历高速、快速的发展之后，以不同的形式都会面临危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危机是那么可怕的吗？很多专家都提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的几个国家，比如说韩国，很快就复兴了，但是像是菲律宾，现在增长也还是比较慢的，在危机时他是遭受伤害比较小的，很有可能往往是遭受危机比较剧烈的国家、经济体，只要应对得当，事后的复苏还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可以焕发出一种活力。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要纠正以往的错误、疏漏，也许必不可免地要通过危机的形式，因为危机以一场剧烈的变动、剧烈的经济收缩，不仅给决策者，以及中间的干部，还有包括基层群众，重新认识外在和内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才有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新的共识，促进改革和调整，而危机往往也是一个机遇。

 

　第三个问题，危机是多种多样的，回过头来看东亚这些经济体，不管是东南亚的泰国还是印度尼西亚，或者是菲律宾、韩国、日本、香港，实际上各个经济体在97、98年都有不同的经历，今天我们所东亚金融危机可能使用了比较大笼统的词来概括十年前发生的现象，我们也可以说是泰式危机、韩式危机、日式危机，包括今天上午很多专家也谈到我国一些局部性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望未来，是有可能经历哪一种类型的危机，或者跟哪一种类型的危机是比较接近的。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如果从宏观经济的指标上看，我们很有可能跟日本经历是比较类似的，货币方面的危机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刚才吴行长也比较详细的进行了分析，我们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比较强的出口制造业部门，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和日本还有很多不同，我们的社会基础应该说要更加脆弱一些，我们民众的凝聚力也要更加弱一些。当我们面临着一场经济收缩，日本是接近十年左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承受力，很可能我们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要出现类似于某种金融市场的动荡，那传递到我们的实体经济部门时，承受力可能会比较弱的，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要避免危机，尤其是要避免能够使我们整个社会基础遭受到创伤、重大损害的危机。

 

　大家上午从不同的角度都谈到了，我想就现在国内经济规律中脆弱性做一些技术的补充。危机使得我们加快了银行部门的改革、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银行部门获得了汇金公司的注资，而且许多都上市了等，资本充足度大大提高，现在按巴塞尔标准达到10％。银行的信贷活动与国内的房地产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由于这种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看到这种可能的后果，比如说我们银行部门的30％贷款是给房地产部门提供的，如果说房地产的价格下降30%，我可能说的比较夸张一些，如果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下降30％，有接近10％银行贷款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不良贷款？

 

　如果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银行那10％的资本金是不是就要相应为这个部分而冲销了。这是一种情况。 说出现在房地产价格下降30％，这可能太夸张了，让我们设想另外一种情况，银行所有的信贷中，80％的抵押贷款是以房屋和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的，那房屋和土地所有权是怎么计价呢？就是按照当前的市价来计算的。如果这80％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下降10％，那么银行就可能遭受的损失。这是就极端的情况而言，理论上要求银行部门要动用它8％的资本金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10％的资本准备金还是有脆弱性的，就是因为银行信贷所连接的资产，有价格易波动性。

 

　还有一个角度，银行给企业部门提供贷款，它是基于企业的净负债率，或者说净资产的比例而提供的，如果净资产比率很低我就不提供，净资产比率高了我就提供，净资产比率是总资产减去负债，这个总资产部分是不是有相当一块跟企业股权市场价值挂钩的呢？换句话说，股权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到企业的净负债率或者是净资产率，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活动。今天我们的经济活动，跟房地产部门、证券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自动的风险传递机制，这一点肯定不是我们中国的经济是这样，全世界各国经济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这跟前面说金融危机难以避免进一步提供一个注解。

 

　从居民部门来说，随着收入和财富和水平的增长，自动会要求有一部分自己的金融资源要配置到非信贷，尤其是证券资产上，这是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要求一个良性的，或者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是希望随着人们把金融资产越来越多的由传统的现金、银行存款这些低风险的资产，转移到高风险，同时收益相对高的证券资产，居民部门或者普通的投资者要求有相应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知识。而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目前是比较缺少的，因为我看到广州日报前两天一篇报道的标题，“股市疯了。股民别疯”，我受到一定启发。

 

　我们需要帮助教育社会普通投资者以增强风险意识，要避免出现集体无风险意识的情况，这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巨大伤害。在中国要避免金融危机，这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说危机有它的好处，危机会加速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那是有前提的，不是无条件的，有些危机会变成恶性循环。第四个问题，如何避免危机，我觉得前面专家们都谈了很多意见，我只是简单的从我的角度概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要加快制度和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加快，并不是政府出台很多政策就是加快，就像上午和下午专家所讲的，有些政策的思路不一定是正确的。第二个方面，要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的调控，应该是以科学性、预见性为依据。第三个方面，随着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国际经济协调和合作的时代，我们要对宏观经济问题有更多的国际视野。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谢谢主办单位和大会主席。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回顾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实际要是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管中国经济会怎么样的走，我想今天这个会确实至少有一个警示的作用。我准备的这个发言稿，提出了三个问题来讨论它。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看好，存在不存在潜在的危机？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存在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由于内部的缺陷？第三个问题，很多人讲中国与东南亚不同，与日本也有很多不同，这个不同是决定你危机存在不存在，还是说决定你危机发生的方式？我想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

 

　确实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非常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就是从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都是10％的增长速度，中国的贸易28％的增长，世界上没有国家像这个样子发展的，而且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咱们的经济总量第四位、贸易第三位，现在世界人们对于中国确实是刮目相看，而且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近十年来没有超过4％，最高是3.9％。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实际上掩盖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我们长期外向型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这使中国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潜藏着很大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有效的调整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中国离危机不远。看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证明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亚洲金融危机的前30年，东亚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年平均5.5的速度增加，几乎翻了五倍，而亚洲的四小虎成绩更是骄人。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亚洲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的研究报告政策》，总结了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把东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推荐给世界，到了9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东亚奇迹的神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谁能料到不到三年，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而席卷拉美国家的危机在东亚又爆发，从泰国开始，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卷入，新加坡、香港等经济体受到不少的损失，难怪有人说一夜回到十年前。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物极必反，一国经济好的时候，也许是现有发展模式、发展政策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容易盲目乐观、丧失警惕举措失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最容易遭受攻击。中国经济确实改革开放以来表现不凡，近几年确实更是骄人，从上到下咱们现在是人们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而外部世界的一些赞誉更放大了这种情绪，最近出现了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讨论，很多人认为不会，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指出危机的存在，也许更接近于事实，也更加有利。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危机的根源到底是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的缺陷？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索罗斯别有用心和暗中使法还是各国政府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的首相和印度外长持的是前一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而美国副国务卿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持有的是后一种看法。现在看待我国是否存在危机，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阴谋论”，一种是“自身论”，现实中也是在争论。

 

　阴谋论认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是一种阴谋，目的在阻碍中国的强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人民币升值带入的热钱流入，促使楼市、股市过快上涨，使泡沫膨胀，可能被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不过，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升值和金融开放，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那里有高利润，资本就会在那里下注。

　　
  其实索罗斯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够、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给这些外部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索罗斯等人从外部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其实就像是当年冲击英国经济一样，是英国经济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冲击就是阴谋，也不能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索罗斯等人就对它放手，因为索罗斯等人是为了要取利。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着巨大风险和危机，也是导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是危机的根源不是他人的压迫和阴谋，而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缺陷。

 

　我讲四个问题来说明这个观点。第一，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以来，大量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必然反应，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本币高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尽管现在的汇率在缓慢升值，但是不可能一下子调整到位。尽管我们改革了汇率制度，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和汇率制度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升值，我也支持升值，但是单方面的调整恐怕是有问题的。

 

　汇率实际上有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现在是在调实际外部汇率。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调内部的实际汇率，怎么办呢？就是增加国内的收入，提高我们一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价，背后是两个国家商品的比价。提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提高了汇率。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去做，咱们的收入还低，咱们的资源产品价格还低，咱们服务的价格还低，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起来呢？当然资源价格低，在提的同时应该想办法通过资源去拿回来，我想如果从调整内部汇率来同时操作的话，那既可以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可以使得我们收入增加，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考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内外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根源，内外失衡和国内结构的失衡是联系在一起的，从98年到04年，中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0％，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就是04年调整之后，增长率才9.32％，在GDP中占的比例，04年40.67%，05年降到40.26%，如果和印度这些低收入国家相比，我们要比人家低十多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的结构是扭曲的，而贸易顺差不断的扩大，这种失衡状况就是从这里面来的。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制造业是主要的可贸易品，而服务业主要是不可贸易品。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的改革，激励机制在不断的完善，盈利能力和对资源的吸引力在增强。第二，咱们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业部门更快的获得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增强了它的吸引力。第三，我们对于外向型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倾斜、低地价、低的劳工保护等等，再加上现在咱们的流转税，税制，实际上使得服务部门比制造业承担了更多的科员负担，使得现在的制造业对于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也比服务业要更强。

 

　第四，可能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很多现代化的服务部门，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交通等等部门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而行政性的垄断现象相当严重。不仅是这些部门的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改善，降低了对资源的吸引力，而且在严重的行政垄断的保护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也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这样就扭曲了这个资源配置，造成了结构扭曲，这才是根本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推动经济走向危机的边缘。在内外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快，出口和引资都增长的很快，再加上大量的热钱流入，自然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物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价过快的上涨。如果说咱们现在在紧缩投资，对于房价的上涨过快咱们也有了警觉，但是咱们的政策不当，是在相反方向用力，上午任总说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在反市场化，在违背价值规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采取的一系列办法，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管制。

 

　咱们现在把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搅在一起，所有的问题都是宏观调控，其实宏观调控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至于微观主体对于宏观政策怎样反应，这是人家的事情，而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你可以看政府管制的结果！一方面增大了主管部门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房价仍在快速上涨。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北京二手房的房价，有62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中介跟他说，我立即给你70万，你给我。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对房价的上涨还有一些警觉，只是说办法不对，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上涨两条办法就可以解决。一条办法，政府完全承担起廉租房的建设，就是政府拿钱去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不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呢？2月8日深圳市政府公布了它的政策性住房新政，这个政策性住房新政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政府要开发商拿出它开发建设房屋的15％，无偿的交给政府，产权也交给政府，开发商出钱出力，无偿交给国土资源局，由国土资源局出租或者是出卖。我想开发商不是傻瓜，也不是菩萨，都是精明过人的商人，如果政府背后没有暗中操作的事情，我想开发商不会接受，如果有，为什么不写在文件里？荒唐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东西居然叫做政策性住房新政。如果这样叫政策性住房，那什么都可以变成政策性！如果政府承担起15％、20％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价格你就可以控制不让它过快上涨，其他住房的价格也就有了抑制的办法，就像粮价上涨，你储备的粮调节市场一样。

 

　第二个办法，就是开发商自有资本是多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行，贷款比控制银行行长比直接干预开发商有效的多。如果说房价我们有警觉，那么在股市上我觉得我们普遍没有警觉，大家都是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政府也是乐见其涨，去年涨了130％，今年几个月涨了500点，这个涨法涨下去，对中国股市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结构状况以及现在发展的态势，流动性过剩，确实没有多少应对的良策，而且不可能短期解决，不可能短期内将这个问题变过来，发展下去、积累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不能不令人担心。

 

　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银行准备金已经10.5％，再加上超额准备，已经相当高，但是你可以想想提高是什么样的结果？27个百分点的升息无疑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流动性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去年央行为了对冲流动性过剩，发了3650亿央票，一方面使央行的资产负债和货币错配进一步严重，现在央行的资产几乎都是外汇资产，而负债几乎都是本币负债，使得中国的债券市场的结构也畸形，现在国债三万亿，企业债才五、六千亿，居然央行的债券三万六千亿，你想想债券市场是什么样的结果？而短期内你要强力改变它，必然是引爆危机。

 

　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得防范风险和预防危机的能力不足。近几年，中国金融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的开放，再加上东亚和日本的教训，使我们的情况与之有一些差别，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有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去年融资额的82%是间接融资，我们存贷的利差三个百分点，国外只有一个百分点左右。这种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力能力不足，加大了风险。

 

　比如说一方面，现在银行通过坏帐剥离、注资、上市等，资产质量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银行的资金运用存在巨大的问题，一个是高校贷款，1700多个高校，一个高校就贷十几亿，就是几千亿的贷款，而这些贷款都还不起，现在高校的收费只够付息。广东的新校区，380亿的贷款怎么办？现在的一些高校实际上是债台高筑，有的已经破产了。全国664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的财政投入大概只有10％，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贷款融资的。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的贷款增长也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抵押贷款。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些东西，一旦出现问题，现在被看作好资产的，将来都是坏帐，这些问题都应该看到。再如，监管部门监管的问题，现在监管部门提出“宽准入，严监管”的政策，实际上宽准入可以列出很多，最近外资银行的进入就是一从事贸易，但是严监管只是一个口号，不仅如此，任何监管都有漏洞，再加上现行的体制下监管者的寻租和争夺，其效果可想而知。现在一季度的七百三十多亿热钱怎么流进来的，能说清楚吗？东亚的经验、日本的教训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我们能够利用多少，取决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别以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功和股价飞涨，就是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严重的冲击面前，我不知道银行如何应对和能够有多大的作为？

 

　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内部的突然事件和外部冲击，都有可能使危机发生，所以对于外部冲击，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咱们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经济流程和资金循环的中断，一旦中断问题就非常严重，但是什么时候中断、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我想谁都说不清楚。 第三个问题。与东亚和日本不同，不是改变危机的存在，而是危机可能爆发的方式。我们今天确实跟东亚国家有很多不同，比如说他们实施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而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东亚国家有大量的外债，如韩国，而中国却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东亚国家的出口能力开始下降，且外汇储备不足，中国的出口能力不减，而且外汇储备充足。当然后面一点，跟日本有一点相似，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改变潜在金融危机的存在，而只能决定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与东亚国家发生危机的方式和情况不同。比如说，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而世界经济也严重走低，中国的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需求一下子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被高增长掩盖，一旦经济增长掉下来，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象。再比如，国内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资产泡沫膨胀，一旦破灭，大量抵押贷款都会变成呆坏账，就会影响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发生挤兑等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我讲这些的主要目的，中国潜藏着金融危机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危机马上就会爆发。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千万别被当前的景象蒙蔽了眼睛、冲昏了头脑。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时间也没有多少了。我发言的题目是“金融弱国的应有思维”，副题目：关于亚洲危机的反思，对此，有大量的文章，我觉得国外的学者比国内的学者分析的原因、教训深刻、全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还有日元和美元的汇率的变化。哈佛大学的教授还专门提到是国际游资不能辨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好风险、坏风险等等。我在想，我们分析原因与教训，就要总结出几条东西出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是就事而事。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是结果。

 

　这些国家目标都是一样，可以说都是“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方向，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过不去？实际上都是在解决转轨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及制度政策的配合协调问题。更多的不是探讨方向。我们要什么，其实我们都明白，1979年改革开放一开始，应该说方向就是明白的，不过手段有些朦胧而已。 对亚洲危机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思的角度也有不一样。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反思不大，我们要反思的是政策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我给大家念一段外国学者的话吧，哈佛大学经济学有名教授迈昆在《比较》杂志有一篇文章，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宏观经济学家，一类是应用工程，一类更倾向于科学”。

 

　工程师更关注的是解决问题，而科学家们的目标是阐述世界运作的规律，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和工程这两个部门存在的巨大鸿沟，对所有从业者而言都应该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最近以来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无论是来自新古典学派，还是新凯恩斯学派，对实际政策操作的影响都几乎是为零。美联储梅尔耶关于经济政策和波动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是丝毫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痕迹。“从宏观经济工程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陷入了歧途。”这是他对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价。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金融强国和金融弱国的分析。我提出有没有金融强国、有没有金融弱国的概念？我认为有。从现象来看，用指标刻划，因为时间关系，我点到为止，在座都是专家。（1）一个货币的国际化程度；（2）汇率的自由化程度；（3）国际比较下一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及融资能力；（4）金融服务收入占GDP的比例；（5）对外金融资产的规模；（6）金融市场的弹性以及风险消化能力。如果从这些指标来看，我们能够概括出，一些国家很强，有的国家很弱。但是就是按照这些指标来分析，有一些国家的指标很好，照样是遇到了危机。因此就要深入分析了。

 

　插一个事实。我们中国97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门关着。国际金融组织和我们内部人都认为，如果开门，我们问题根本不比人家少，更多，我们是门关着的。另外，我们是在泰国经济危机以后开金融工作会议的，我们是1997年初，原央行行长戴相龙向中央汇报，我们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四月份中央决定成立文件起草小组，来研究十一月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党和政府是驾驭宏观经济、防范风险的能力意识明显提高了很多。二月份汇报，四月份决定，十一月份开会，此期间爆发了危机，无非是危机爆发给我们有清醒的警示。

 

　大家回去可重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当时的讲话，讲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有些国家在危机中，不打一枪一炮政权被更迭了。所以当时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97年的会议是党史中央召开的。那次会议文件标题就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实事求是地说，重点是治乱，是防范和化解风险，重点不是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过了98年到02年的紧缩，慢慢认识到很多问题要彻底解决，仍要加快改革。就上面提到的“指标”，东南亚一些国家指标好，照样出事，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因此，到底什么是金融强国？我想也可以进行定性分析。我认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能力，这个能力强就是金融强国，能力弱就肯定是弱国。你这个能力强，意味着你的门全面打开也不出事。门打开出事就说明你仍是金融弱国。所以指标好，又不出现危机的，就是强国，反之就是弱国。另外从市场资源的配置角度出发，指标很好这是最好，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目标，我认为要达到这个结果，需要很多很多因素，有金融因素，有非金融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包括民主的进程和一国政府对危机苗头的处置能力。这些东南亚危机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我不细分析。

 

　因此我想说，我们目前肯定不是金融强国，是金融弱国，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整个看好，但是仔细分析，是金融弱国。弱国如果说要更快的达到这些指标，我认为不能仅仅是徒有形式，用中医的话来说“虚不受补”。这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就强国、弱国来分析，要先看清楚自己是谁。 第二点标题是，弱国转强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开放思维。大家回忆一下，世界经济近130多年来，已历经二次经济全球化。第一次1870－1914年45年。后来三十年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