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理论中，我们大多是这样描述纸币流通规律的，也即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决定纸币需要量，纸币发行量决定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的规律。显然，这种表述是在以金、银为本币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随着货币体制的改革，这种表述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的纸币流通规律是指，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决定流通中的纸币需要量，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由流通中的商品量和纸币发行量所决定的规律。假如流通中的商品量少于纸币流通量，纸币的币值就有可能下降，商品价格水平就有可能上升，或者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的商品量的需要，造成纸币流动性过剩，其结果也相同；反之，如果实际流通的纸币量少于商品流通量，由于流通中纸币量不足，因而将导致商品流通速度下降，纸币的币值就要上升，商品价格总水平就有可能向下波动，形成流动性不足。实际上，在现代市场中，由于流通中的纸币量只是货币流通中的一部分，因而要影响纸币的币值和商品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还需要有信用货币的支持。也就是说，纸币发行量如果同信用货币流通量同时扩大，并且高于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价格总水平才有可能普遍上扬，也就会发生我们经常讲到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否是货币运动的一种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目前理论界尚有争议，但至少从货币发展史来看，只要存在货币流通，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一般商品市场得到充分发展之后，通货膨胀就如同干旱和水灾等自然现象一样，经常困扰着人们。通货膨胀单从现象上看，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的、全面的上涨和货币的不断贬值，然而，真正导致通货膨胀的动因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一般都把它归咎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两种原因。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生产成本的普遍提高，而推动物价总水平普遍上涨。引起生产成本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如生产物耗的增加，流通费用的提高，负税加重，利息率上升等等。所谓成本推进，就是说因生产成本的提高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商品价格水平普遍上涨。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大多同结构失衡相联系，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随消费结构进行调整时，因商品之间的原有比价关系被破坏，在新的调整过程中，通货膨胀就以其调节分配的作用，在货币价值的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新的商品比价关系。

　　所谓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主要指因市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买方竞争中推动价格徐徐上升。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多数与总量失衡相联系，也即市场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大于市场可供交换的商品量，在商品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必然引起卖方相互攀比而纷纷提价，以实现供求运动新一点的均衡。从本质上看，无论是成本推进型还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都是价值规律在现代市场中的现实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要想得到一定量的商品，必须付出一定量的有效劳动，市场交换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必须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价值规律无处不在约束着人们，要求人们的生产必须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适应。通货膨胀就是要使价值规律得到贯彻，是强迫人们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特殊方式。其实，在现代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动因往往是混合型的，既有成本推进也有需求拉上，但从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主要有信贷膨胀型、财政赤字型、货币贬值型。也就是说，市场失衡既有结构上的原因也有总量上的原因，二者很难加以区分。

　　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也就是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特别是信用交换的发展又为货币超量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我国当前，还要作具体分析。在两种市场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小生产者沉淀的巨额货币，常常造成市场流通货币的相对紧缺，这就为信用扩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外在力量。被沉淀的货币退出了流通，就使得市场货币流通量尤显不足，而沉淀的货币不仅迟滞了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同时又为市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为沉淀的货币是作为现实的购买力而存在的，一旦投向市场，必然对市场供给造成巨大的、而且是无法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任何一个市场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再加上财政透支和信贷膨胀，这一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在叙述通货膨胀时，都以显性通货膨胀为主，也就是以人们觉察到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为主，而与其性质相同的，但表现相反的就是隐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是：在对市场进行严格统制的条件下，为保持市场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对极端匮乏的商品实行配给，货币流通量中的相当一部分货币被强制沉淀，市场需求得到抑制，商品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市场的外部干预为前提的，其表面貌似平稳，而其代价则是经济的衰退和就业率的下降。

　　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总是和物价上涨以及货币贬值相联系，但物价在一定幅度内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通货膨胀。某一商品市场的物价上涨并不能说明整个市场的物价上涨，因为相互抵消的作用总会把物价水平加以平均。只要货币投放及货币流通量的增长与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即使是适当的扩张，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反而，适当的货币扩张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往往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复苏的初期尤为如此。但在我国目前，在投资扩张和财政信贷双超前的经济状态下，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将更有利于稳定市场。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总是把通货膨胀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通货膨胀，客观上说，这种看法不免带有一定的偏见。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它同社会形态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存在商品货币交换，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根据通货膨胀在市场中的作用，可进一步划分为过渡性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过渡性通货膨胀是市场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换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价格上升和货币扩张中，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抑制市场需求；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速货币周转速度；重新构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消费结构；通过调节利益分配，重新调整和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调节资源流向，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总之，过渡性通货膨胀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常和市场活跃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特别是财政收入，同时也为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然而，事物一旦走向反面，就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是以对市场有序性的破坏为其主要特征的。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首先是信用危机，由信用货币支付职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即“三角债”，推动市场走向全面崩溃；物价在短期内的跳跃式地轮番上涨，使得货币宛如一张废纸，象烫白薯一样催促人们尽快抛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及购买力水平的急剧下降，标志着经济危机的全面到来；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又为政治的不安定准备了条件。但当经过一系列阵痛之后，市场必将逐步由无序态向有序态过渡，然而代价却是十分惨重的。美国于2007年底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像贼一样悄悄偷走了人们的收入，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无法承担偿还房贷本息的时候为时已晚，在没有信用保证的前提下，必然引起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如何从中汲取教训，简单地说，就是为我们的房贷政策敲响了警钟。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作为价值规律贯彻的现实表现，既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以至停滞和倒退社会进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市场规律的深刻认识，人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将不断得到加强，适度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作为调控手段为人们所利用。当然，能够在价格大体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然而在1992年以前，这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但是，在克林顿执政的10余年间，美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共存的经济现象，人称克林顿经济现象，特别是1992年以来，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3%以内，同时，失业率不断下降，到1997年4月降至4.8%,达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1997年美国GDP增长率达4.5%,1998年为4.3%,但通货膨胀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从1991年的3.4%一路下降到1998年的1.2%。与此同时，失业率也一路走低，从1991年的6.8%下降到1998年的4.5%，1999年则下降到4.1%。衡量美国政府经济影响力的财政部营业帐户，1996年财政盈余高达1300亿美元，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2904亿美元减少至1997年的226亿美元，仅占GDP的0.3%，为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追求预算平衡的目标基本实现。驾驭美国经济一路走好的“美联储”功不可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活动的万恶之源，它不仅扰乱投资秩序和生产经营，而且会破坏职业道德和社会稳定，危害性极大。他时刻保持对通货膨胀的警觉，及时用利率作杠杆，对经济冷暖进行预测和微调，成功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内。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长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但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模型都假定，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就断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就高；反之亦然。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把2.5%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6%的年失业率作为美国经济调控的临界点，即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反之，如果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必然要付出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代价。看来，那种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下降的菲利浦斯曲线真的失灵了，人们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人们还没有充分的能力驾驭市场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或者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及时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防止经济恶化则是最为主要的，否则，市场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的考验。任何经济决策都不能离开市场发展的客观实际，而现实对于我们的要求，仍然是治理通货膨胀而非冒险地利用通货膨胀。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丰富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仅用两年时间就成功地治理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0年底，基本稳定了市场物价，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称道和许多外国人士的赞叹。1958年由于脱离实际地实施“大跃进”政策，在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以1950年为100的话（以下同），1960年为126.5，1961年为147.0，1962年为152.6。经过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以后逐年回落，至1977年为135.0。也就是说，在这27年间多数年份物价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换来的是物资的极端匮乏和短缺经济状态。1977年我国开始调整冻结多年的工资，随着人们工资收入的增加，终于唤起了1978年的消费热潮，其后又出现了1979年至1980年的经济过热，1980年物价指数上升了6%，这对于长期物价稳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支持这次通货膨胀的动因是货币的超量发行和财政赤字过大，因此通过实施压缩投资规模的货币紧缩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83年至1986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通货膨胀，1985年和1986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8.8%和6%，而引起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信贷规模膨胀。无法治愈的“投资饥渴症”推动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同时实施的价格改革“闯关”又导致了全国性的“抢购风”，随着消费需求迅速膨胀，引发了1988年至198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通货膨胀。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8.5%，1989年继续上升了17.8%，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以控制货币金融计划为主的经济调整，使过热的经济迅速降温，但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疲软”和严重的“三角债”。1993年至1996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又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通货膨胀。1993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3.2%，1994年高达21.7%，1995年回落到14.8%，1996年下降为6.1%。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和高工业增长、高投资膨胀、高货币发行、高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资金紧、交通运输紧、能源紧、重要原材料紧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且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概括地说，198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达到1950年的160%，1991年达到190%，1996年超过413%。2007年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又一次为我们上了一课，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

 

　　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因而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正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外部干预，一方面抑制市场总需求的增长速度，阻滞通货膨胀向恶性转化；另一方面实现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的目的。货币政策的抉择有两种：一是权变的货币政策，二是规则的货币政策，两者均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为人们所选择，也就是根据通货膨胀的时间、强度作出相应的选择。权变的货币政策主要指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地实施货币扩张和货币紧缩政策。例如：抑制膨胀的市场需求，就通过货币紧缩政策以减少货币流通量；当市场总需求减少时就转而实施货币扩张政策，通过扩大货币流通量以刺激经济增长。规则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市场供求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相应扩大或紧缩货币流通量。一般地说，规则的货币政策要求同经济增长相适应，经济增长的幅度是多少，那么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也就是多少，两者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定的幅度，而无须考察市场供求之间的偶然变动。其实，这两种货币政策各有利弊，前者往往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后者则不考虑市场的实际发展，一旦市场的发展出现偶然的波动，其政策很可能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可能会理想一些。当然，政策的选择往往依赖于决策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市场发展也不像以上所讲这样简单。

　　无论货币政策选择哪一种，其途径不外乎是通过财政、信贷渠道以及税收、利率、准备金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例如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总需求，反之则可以扩大市场总需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利息率，可以有效地抑制信贷膨胀，减少货币流通量，反之则可以扩大货币流通量，提高货币供给的能力。

　　总之，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根据市场发展的不同状况来选择，一般来说，使用财政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要比信贷政策来得更猛烈一些，见效也更快一些。而在通货膨胀不十分严重的时候，则较易采用信贷政策，因为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于市场的作用相对缓和一些，而且由于货币运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所以效果要较财政政策来得慢一些。但是，违背规律乱贷款的作法其恶果更严重。

　　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对称，其表现形式是物价的普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市场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劳动就业率持续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在这里，通货紧缩不是指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和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通货紧缩的危害实际上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１％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那么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就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如果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２.１％和－０.３％。同时，在这期间，我国下岗职工不断增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似乎可以表明，我国已经处于“通货紧缩”之中。如果仅仅表现为物价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则不能说明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矫正，而且在通货膨胀之后紧跟着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这是自然规律，是很自然的事。1993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曾高达13.2%，1994年更升高至21.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达到14.8%。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后，“通货紧缩”有显露的迹象，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内，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时，持续的时间将会很长。我们曾经于1998年开始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直到2003年才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在这里需要提醒决策者的是，我国当时的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它是对前期高通货膨胀和价格泡沫所实施的一种矫正，尽管这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7%以上的较快发展速度，货币供应量始终没有明显减少，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仍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就业率不断回升。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2002-2006年GDP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基本在低位运行，意味着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出了多年形成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步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我们盲目乐观，丧失了警惕，2007年以来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信贷规模持续攀升，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进一步加强财政和信贷政策的调整，警惕通货膨胀的蔓延，否则，走进“膨胀—紧缩”的怪圈和“滞胀”的泥潭将更难自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