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由于次贷问题引起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加大，世界将在能源高价的背景下进入发展减速时期。当前世界金融面临的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信用紧缩，因为大家对受到次贷影响的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不了解，所以银行不敢放贷，而并不是没有可贷资金。而且，从货币供应量来看，我们讲，全球流动性过多，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过多，已经创造出的货币供应量只要信贷不是绝对收缩的话，是不可能消除的。当前只是信用紧缩，并而没有改变货币供应较多的现实。并且，由于美联储现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会进一步导致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很多人讲到的会出现“饮鸩止渴”的现象。

  其次，中国进入后WTO时期，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之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如果周边环境不好，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因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是会有影响的。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部需求的变化而是自身结构不合理的影响，是资源、环境的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自身利益所在，外在环境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中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严重的挑战。我认为，外部需求减少使得我们不可以过多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如果不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因势利导，而是采取不得当的方式的话，将会加重自身的困难。

  第一，自然灾害总会发生，货币在经济增长中长期是中性的，不能靠增加货币来刺激经济，在通胀压力加大时更应控制货币供应。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提出目前货币政策应该松动了。我个人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这个“成本推进”包括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必须上升；包括我国现在资源的价格是世界的“洼地”，如果我们用较低的资源来进行生产的话，只是用中国有限的资源来补贴全世界，因而中国必须及时地调整资源价格，包括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而这些价格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推动成本的上升。如果我们不想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就必须在管住货币的同时调整价格。如果能管住货币，就会出现价格的有升有降；而如果在调整价格的时候不管住货币，其结果就将是全面的通货膨胀。

  第二，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降息会压缩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需求的空间。此时，央行会比较多地运用数量工具和汇率机制调控宏观经济，对此社会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从图1可以看出，2007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基础货币量的差距不是太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来收紧银行的头寸，所以显示出两者差距减少，基础货币增量增加。中央银行采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只不过是把社会上多出去的那一块儿基础货币供应收回来。有人提出，中央银行2007年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加息来调控货币，效果很不明显。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央银行不是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多次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不会把多出去的基础货币供应收回来的。而且，2007年M2增长16.72%，保持在16%左右，应该说，中央银行的调控是有效的。但是，中央银行的调控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只能解决货币领域的问题。

  第三，为了减少从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我认为，首先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公司债、企业债的发行；要消除不必要的禁令，由市场主体选择融资方式与条件。比如，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要求，刚开始要求必须有银行担保；而现在则要求银行不能对所有的发债担保。担保与否是市场主体各自的行为，应该由市场主体自己来选择。

  目前，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不必要控制货币结构。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对CPI的调控应放在M2，在控制住M2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调整M1和M2的结构来调控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M2余额约40万亿元，定期存款余额约17万亿元，如果定期存款能够通过直接融资变成活期存款，其实是有调节余地的。因而我们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严格管制存款市场的基础上放活贷款市场，特别是要正确引导民间融资，让利率杠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里，我强调一下，居民和企业的资金是充裕的，单2007年企业的定期存款就增加了1万亿元，而A股市场融资额仅为2964亿元，如果我们能够尊重企业资金的自主运用权，它可以直接去放贷的话，那么，这对缓解银行货币紧缩后企业的资金需求是有好处的。因而，我认为不应呼吁人民银行放松银根，应该呼吁监管当局放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自己去选择融资方式和投资来源。而且，如果大企业能够向市场去筹措资金，就可以腾出有限的信贷规模为中小企业融资。

  第四，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应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增强中国经济的适应力。

  二是必须重点研究建立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的机制、制度问题

  第一，在扩大内需时，在消费观念上要树立有限物质消费与提升精神消费的理念。中国的资源、环境不可能承受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的消费方式。

  第二，中国目前的物质生产已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消费，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如果有些地方解决得不好，则应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以解决。

  第三，中国的体制是强政府、小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消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冲动，让政府真正致力于公共事务和为市场参与者解决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界定政府的职责，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进一步完善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政府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

  第四，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社会发展观的基础，能否形成和谐社会，能否让社会成员活得有尊严，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应抵制炫耀式的消费观和“强者为王”的价值观，应提倡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平等、博爱、自由不是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是人类共同本性的追求。因而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武装我们的头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的作用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