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是不完全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的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贸易完全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全球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经常表现为“总量逆差”。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逆差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
　　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贸易平衡程度变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从一个较长时间看，一国在世界市场实现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个时期表现为顺差，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转为逆差。这种贸易不完全平衡的周期性演进，不仅与各国经济“景气交叉”的变化有关，而且与各国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调整、比较优势的消长、国际资本流动及各国政府政策的周期性变化等有关。
　　“入世”以来，中国进入周期性繁荣期。近5年中，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动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动力。中国5年中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货物贸易顺差规模从225.5亿美元扩大到1，775亿美元。中国不仅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成就，而且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购买需求，美国等贸易伙伴因此增加了就业机会，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海外人士只看到中国出口和顺差的快速增长，没有看到其进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没有看到中国进口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3.35%提高到2006年的6.81%。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中国虽然存在规模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但是一直没有改变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并且这种逆差规模还在扩大的趋势。
　　即使是从货物贸易的收支平衡的历史变化看，中国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发展的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全社会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选择出口导向战略，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入世”以来进入到顺差增长的顶峰时期。
　　全球化使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因工资和不动产价格快速提高从而投资成本不断提高且需求成长受到约束的新背景下，他们将全球产业链中的部分零部件加工和组装转移到工资和不动产价格相对低廉且需求快速增长的中国（还有巴西、俄罗斯、印度等转型经济体），从而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分工体系。这个转移过程预计要到“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结束时才会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出现前，资本将保持净流入。由于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在生产过程末端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贸易经济体，只能从全球产业链的零部件加工和组装产品的出口中得到很小一部分“附加值”。
　　中国出口超常规增长，既有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原因，也有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原因。尽管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而出台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调整而且目前正在调整之中，但由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国内发展阶段转换推动的外贸出口增长具有必然趋势，不应当用简单的货币法则来遏制它。如果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是由于双边经济结构和其它非货币因素的影响，那么汇率解决方案就可能是无效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2006年的货物贸易逆差8,830亿美元，比2000年的4,774亿美元增长85%，这个增长速度的确惊人，但这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将其仅仅归咎于中国“过度出口”并强迫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度升值是不公平的。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2000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只有8.83%，而德国和日本两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56.52%。2005年，中国的比重提高到28.33%，而德国和日本更是提高到76.75%。
　　相对于外因而言，美国贸易逆差形成主要在内因。其表现：一是，推行“出口保护主义”，科技产品及能源资源出口受到限制，武器出口方面实行歧视性政策和禁售，离自由贸易越走越远；二是，“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对外国资本进行过多限制；三是，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长期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无限制地增加美元发行量，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流动性，让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泛滥；四是，基于资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不断刺激美国人以高负债方式过度消费，家庭储蓄不足，带来几乎是永不满足的私人消费品进口；五是，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政府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2006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财政开支膨胀必然推动总需求膨胀，扩大对外贸易赤字。所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热议汇率时正确地指出；“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而“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其实，除了罗奇指出的“进口过度”以外，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还与“出口不足”高度相关。
　　
　　二、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应当做什么?
　　
　　如果把贸易失衡的根源简单地算在别国头上，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对外市场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别国不公平，而且也会掩盖和激发矛盾。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边共同致力于消除引发这个问题的因素。
　　美国方面应当做的工作是：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为了控制过度进口，需要进一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改变多年来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拧紧美元发行的闸门，控制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联邦储备利率和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的过度私人消费。同时应当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调整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开支，限制政府在高负债下的过度公共消费。控制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实现家庭收支和政府收支基本平衡，是解决美国贸易问题的重要内部途径。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应当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一致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新背景下，美国的产业优势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军品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应用、生物制药、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新的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5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7.45%，但这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看来，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不能“头痛医脚”。
　　中国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适当扩大进口的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继续调整涉外税制和税率，加强进出口准入管理，进一步限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品的出口。2007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采购团多次到美国直接采购技术和物资，增加即期进口；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吨位铁路救援用轨道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制造开发、电器机械制造业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等等。
　　只要中美双方按照共赢的思维和目标，持续推进上述有利于改善双边进出口关系的措施，其贸易不平衡问题可望逐步缓解。
　　
　　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不可能无限扩大
　　
　　从动态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趋势开始有所收敛。2001年月均顺差18.8亿美元，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增加到25.3亿、21.3亿和26.7亿美元，这3年加速趋势不显著。但是2005年和2006年的月度顺差分别提高到84.9亿和147.9亿美元，这2年加速趋势明显。2006年10月突破月顺差200亿美元达到237.7亿美元后，经过了连续5个月的高位扩张，今年2月达到237.3亿美元。从趋势看，这个时点可能成为月度顺差增长趋势的“拐点”，之后虽然还会保持增长，不会很快进入到逆差阶段，但是只要涉外政策和战略的调整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月度顺差的“加速扩张”可能会出现缓慢收敛的趋势。
　　从构成看，一般性加工贸易正在从“加速增长”逐步转向“一般增长”。由于出口贸易的生产结构调整加快，越来越多的加工业由服务于外需转为服务于内需，来料加工贸易增长在2004年达到高点后出现明显减速，加上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长在出口导向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后逐渐放慢，都会限制出口的过度增长。当然，这个进程将是比较缓慢的、渐进的，因为在国内消费型内需持续增长的机制还未完全确立以前，出口增长减速太快会影响就业。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目前的外贸流量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广东、江苏、上海三省市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2006年为59%，2007年头4个月为58.6%，下降0.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达地区产业因本地投入成本快速提高而将其部分转移给东北和中西部等后发地区，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外地区的外贸增长加快，另一方面也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调整外贸生产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原来的数量型外贸扩张正在向质量型外贸增长转换。外贸集中度较高地区调整外贸增长方式，可能会促使全国进出口贸易逐渐转向均衡增长。
　　从目的地看，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正在调整。“入世”前，中国外贸流量一半以上流入美、欧、日，2001年三大贸易伙伴占51.3%，而2007年头4个月降到42.36%。这说明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格局正在从“相对集中”向“相对均衡”转变，对三大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从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位次看，2001年美国第一，日、欧为第二、第三；2002年和2003年，日本第一，欧盟第二，美国落到第三；2005年和2006年，欧盟第一，美、日第二、第三。但是在中国最近几个月的出口增量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这将有利于中美贸易逐步走向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