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糟糕的是，他们对于通胀问题的基本理论恰好就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对于此次通胀产生的原因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采取的对策，有可能对我们原本还算健康的经济发展带来损害。例如，他们对通胀问题提出过一个这样的基本理念：“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因而在通胀来临时，往往不加分析地采取抽紧银根（加息或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或干脆出台各种限制贷款的行政措施）的办法。可惜，这种办法并不总能奏效，因为此次通胀产生的原因恰好不是货币现象，而是源于社会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

    什么是“社会需求结构”呢？笔者在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阐述。大致说来，需求是人们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于特定生活消费品的一定数量（实物量）的需要。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某特定生活需要，总对应着一系列的需求物品。例如为满足吃的需要，从棒子面、大米到肉类、再到翅肚鲍参，可以罗列一大堆，这些物品构成了一个“需求物品簇”；如果我们对一个物品簇中所有物品按人的一般喜好进行排列、同时又按市场价格进行排列，我们将会发现，这两种排列是同构的或一致的，都是按“贫穷物品—普通物品—奢侈品”的顺序呈现的。另外，根据不同物品簇对于人的生存关联的紧密程度，这些需求物品簇又分为不同需求层次；概括说来，在任一特定时间段，低层次需求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高层次需求则可以是无限度的；这些按一定方式排列的需求物品簇及其层次结构，就是笔者所谈论的“人的需求结构”。

    无需证明可知，为满足需要，任何人的选择都将会指向奢侈品，但他的选择将受到未来收入预期的制约。在人的收入预期既定时，他的选择必定会停留在整个物品簇中的某一段进行权衡。穷人通常会选择消费玉米面窝头、住在棚户区，但笔者并不认为这种选择就是他们的“需求偏好”，随着收入增加，他们的选择必将向同一物品簇的右方移动；随着收入持续增加，其消费选择除了会继续向同一物品簇的右方移动外，他的需求层次也将同时更丰富起来。简言之，假设收入不变，人的需求结构将会持续稳定；随着收入预期的改变，选择将会向物品簇的不同方向上移动（收入增加时向右方移动，反之则反方向移动），这种移动总会或迟或早地促成需求结构的改变（此处只谈论需求，不涉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从整体上看，人口和人均国民收入是决定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社会需求结构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在这两个因素不变时，我们总可以准确推算出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对各类需求物品的具体需求量。

    假设人口总量不变、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那么，该社会的社会需求结构将必然按我们分析过的方式发生规则性变化。举例说：在1985年时，中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0公斤肉类，在已经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后的今天，对肉类的消费需求已经增加到年人均50公斤；过去五年，中国肉类和乳类的消费就分别增长了12%和22%；过去几年，我们还经历了私人汽车和城市住房需求的巨量增长。具有参照意义的对比是：同时期除亚洲以外（其人口和国民收入增长趋于停滞）的其它地区的肉类消费仅增1.6%，乳类消费甚至还略有减少，汽车及住房的保有量也基本维持不变。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由于对肉类需求的增长，还同时极大刺激了对饲料的需求。根据有关资料，在卡路里对等的情况下，每产生一公斤猪肉需要三公斤谷物饲料，每生产一公斤乳类需要四公斤饲料，牛肉则需要八公斤饲料。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的肉类需求的增长，刺激了后者价格的上升，而后者引致的饲料价格的上升，反过来挤占其他农作物的耕种面积，直至各类农作物价格的上涨与之取得平衡时为止，其现实表现就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过去几十年，在集中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亚洲地区，经济都持续保持了6%-1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由此引起的全球性需求结构的变化，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这个词来形容。考虑到这些地区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如果我们还预期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将持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需求结构的全球性调整才仅仅开了个头，还谈不上何时才会趋于稳定。

    另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石油价格高企，已经刺激起人们寻找其他替代能源的巨大热情。生物能源是其中一个重要选项，这从另一方向上增加了对农作物的需求。据资料介绍，2000年美国使用了1,5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到2007年这一数量暴增到8,500万吨。今天美国（世界上玉米最大生产国）所产玉米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被用在生物制油上。

    从这样的角度看待此次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其一，此次农副产品的价格调整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当然，一些精明的投机家由于预见到这一趋势，哄买哄卖，不合理地加大了价格的整体性波动；而这正是需要政府强力干预之处；第二，一切抽紧银根、“减少流动性”的政策措施都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相反，这类措施的强硬推行倒有可能把我们还算健康的经济发展势头打下去（即所谓“硬着陆”），从而带来真正的经济危机。

    价格是两种物品交换的比例。在这个比例发生变化时，如果交易一方感觉到“吃亏”了，必定意味着另一方“占了便宜”。但在谈论价格问题时，在一般情况下用吃亏占便宜等字眼并不合适，因而此处要加引号。这类问题更常见的提法是：价格是否“合理”、是否被“扭曲”。但怎样的价格才算“合理”呢？必须划出一条“理”的具体标准，这类谈论才有意义。按主流经济学的提法，只有处于“一般均衡”点的价格才是合理价格；由于“一般均衡”是一种臆造（尽管构造得很精致），以此为根据谈论价格是否合理是完全无意义的。笔者曾提出过一个这样的标准：交易者可选择的对象越多、交易越自由，交易结果（价格）才越合理。因此，当我们谈论市场的法制建设、劳动保障、反对垄断、自由竞争等问题时，我们实质谈论的是健康合理的交易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有把握说：这样的价格是合理的。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当前热点之一的汇率问题，可以看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加上我们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劣（下文还有分析），我们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币对外汇率确实是不合理的，但我们却没有任何根据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一定比现行汇率高了或是低了。但为什么目前人们（几乎）一致相信人民币汇率太低呢？西方人历来信奉：谎言重复千遍就能让善良的人接受为真理。美国人之所以如此斩钉截铁地认定人民币汇率太低，并施加各种可能的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科学眼光”看到了某种事实（他们所宣称的经济学目前还不是科学），但他们却有足够的精明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之所在。

    众所周知，自从美元成为世界性结算和储备手段以后，各国就用现实的物质资源从美国人那里换回一大堆绿色美钞当作宝贝。假使美国人真是正人君子的话，他就应当恪守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政府承诺，但可惜不是，他们不仅很快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还实际实行了一项让美元渐进性贬值的长期性政策。假设这些欧洲美元、石油美元、亚洲美元等共有十万亿元的话，每年贬值10%，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每年向美国人进贡了相当于一万亿美元的产品和资源——相当于现在中国整整一年的GDP总额。欧洲人当然看到了这一猫腻，他们克服万难地建立起了自己的货币体系，从而摆脱了美国人割肉的软刀子；日本人应该也不傻，但由于他们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为宗主国进贡买单（大量购买美元债券）本也是应有之义。中国这几年大约平均保有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从2006年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来，美元对人民币大约已经贬值了近15%，意味着被美国人硬生生地挖走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实际利益！

    可能有人会争辩说：中国这些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近年更有加速上升的趋势，这就是人民币估值过低的证明。确实，在正常情况下，持续性巨额贸易逆差直接反映了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笔者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必须以交易条件公正合理为基本前提，但只须粗略分析一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实际所处的环境便能发现，我们实际所处的贸易环境是恶劣的，我们因此有必要对人民币币值是否真被低估打一个问号。

    货币主要有两种功能：储藏手段和交易媒介。我们进行国际贸易的目的不是美元外汇，而是要通过交易换回我们需要的产品。大体而言，工业品是我们的生产强项，一般而言都是价廉物美的。我们出口工业产品，最需要换回的是高新技术及其产品。但恰恰在这些领域，西方各国对我们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简言之：我们出口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但我们所需要的却休想得到（包括一些重要的企业并购都受到外国政府的重重阻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种不平等的贸易环境是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货币作为储藏手段，先决条件是要具备保值功能，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渐进性贬值政策，美元储备已经成为美国人的重要吸血工具。要摆脱被剥夺的困境，就必须把外汇储备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形成一种合理的币种结构。

    为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高增长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避免被外人盘剥，首先应该让人民币回到大约1﹕8的水平，根绝升值预期，从而逼使巨额投机性国际游资撤出；同时政策性收紧出口退税政策，对某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加出口关税、抬高出口价格；在进口方面则适当降低关税；还可以同时采取降低利率的辅助手段。通过调节进出口的手段使外汇储备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