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自2007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上升、CPI指数连创新高的现象，认为国内目前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不应该在任何人群中存在争议。然而，产生我国目前较高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通货膨胀的诱因多种多样，诸如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供需综合的结果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等。众多的原因中究竟哪一种或哪几种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成因？这在国内的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一次通货膨胀单纯是由某一个因素引起的，必然是众多因素复合的结果。在此，本文试图将上面提到的众多因素暂且剔除掉，从国内角度寻找更深层次的制度诱因。

   从纯粹的数字关系上来说，总产出由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与总人口决定，下面分别表示了第t期和第t-1期总产出、人均收入和总人口的关系：

 Y_t = y_t * p_t               ①

 Y_t-1=y_t-1 * p_t-1         ②

Y—总产出，y—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p—总人口

  现在假定人口增长率为n,人均收入增长为△y，那么①式可变化为：

Y_t =(y_{t -1}+△y ) *(1+n)* p_t-1   

则△Y= Y_t- Y_t-1 = (y_{t -1}+△y ) *(1+n)* p_t-1- y_t-1 * p_t-1

             = y_{t -1}* p_t-1*n+△y*(1+n)* p_t-1

   那么总产出增长率就可以表示为:

  △Y / Y_t-1 = [y_{t -1}* p_t-1*n+△y*(1+n)* p_t-1]/ y_t-1 * p_t-1`

           = n+(1+n)*△y/ y_t-1

  △y / y_t-1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于是得到总产出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及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Y/Y= n+(1+n)*△y/ y

    从这个关系式中可以看到，当经济处于长期的均衡状态时，即△y=0[1]。此时，△Y/Y= n，即总产出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反之，当△Y/Y= n时，△y=0，则经济会处于长期的均衡状态。此时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中的自然增长率，也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均衡增长率。

    当经济处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时，△y≠0。那么总产出增长率不仅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而且受到人均收入的影响。

当人均收入增长，即△y>0时，尽管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随着人们手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会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总需求的增长必将促进总产出的高速增长。在人口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总产出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总产出与人均产出的这种相互促进效用，使得经济持续增长，甚至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当经济出现过热时，人们手中的货币往往会积累得比较多而且比较快。同时，经济持续增长而推动人均收入继续提高的预期，也使得经济主体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和投资，从而催动物价上涨，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甚至高的通货膨胀现象。

    当△y<0，即因为某些原因使得人均产出下降时，总产出增长率△Y/Y会小于人口增长率，这样又进一步使下一期的人均产出下降。人均收入的下降以及对经济继续下滑的预期使得经济中的消费与投资总量缩减，即总需求缩减，因而总产出水平下降。这样不断的相互作用，使得经济出现持续的下滑。结合上面的分析，当△y≠0时，在政府不加以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在短期中出现持续的高水平增长和持续的下滑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当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就我国目前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怎么能够产生较高的通货膨胀？因此，仅就表面现象而得出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之一，显然有些牵强。但这也正好说明了存在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本文看来，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制度因素是导致目前我国较高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因素之一，而且这个制度因素是人口政策。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在转轨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执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为地使△Y/Y= n+(1+n)*△y/ y中的n增长缓慢。根据各国发展状况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增长缓慢反而说明经济运行良好。关键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并不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人为地强制干预下的结果。另一方面，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改革开放引入大量外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即△Y/Y增长较快。2008年之前，我国的总产出增长率连续五年超过10%。而之所以能够大量吸引外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具有时滞性，我国在最初利用了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积累了较高财富以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才逐渐显露。这样就使得人均收入增长率（△y/ y）高于其自然增长率。而这种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较快发展也仅仅是相对于在没有人为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自然增长率而言。否则，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我国总产出以赶超式的速度在增长，而人均产出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发达的国家。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明确比较的方向：人均产出增长高于自然增长是向内比较的，而人均产出远远落后是向外比较的。之所以我国人均产出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发展初期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人口基数却比较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使用人口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来分析人均收入的增长，进而找出我国目前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政策制度层面的原因。当然，这种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自然增长率的情况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促发高的通货膨胀，而是当受到国际、国内其他因素的诱导时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比如本国货币升值预期、外国市场物价上涨等。但是，这一制度性因素毕竟产生了在政府行政干预下的隐性通货膨胀问题。

    为了避免在人均产出增长过程中，因实际增长高于自然增长而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问题应该重视以下两点：一方面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速度，不至于使人口实际增长速度与其自然增长速度之间长期保持太大的缺口。在此基础上，加快教育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劳动力素质，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由原来低等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变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优势；另一方面，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尤其要控制投资需求过热。改变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缓减国内绝对流动性过剩与相对流动过剩问题，尤其是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

    进一步分析△Y/Y= n+(1+n)*△y/ y可以得出，当人口增长过快时，总产出的增长在短期内也不一定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较高增长以及国内人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也就解释了一些国家在某种特定时期，总产出虽然在增长，而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的现象。而当考虑人口增长超过了总产出增长的极端情况时，即出现△y<0的情况,根据上面的分析经济将可能出现持续的下滑，人民也可能陷入严重的贫困中。

    对照以上的分析，可能会得出一个关于人口政策选择的看似两难的结论：

选择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有可能带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由政策本身所诱致的隐性通货膨胀问题；而如果让人口实现自然增长就很难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甚至可能使国内陷入长期的贫困状态。

    对于一些原本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制约经济继续增长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是人口数字的过于庞大。因此，纵容人口的快速增长，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明智之举。那么，通过实施正确的人口政策来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在本文看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不必进行长期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府在调节经济过程中有从紧和宽松两种手段，在实施人口政策时同样可以采取适度从紧和适度宽松的方式。所不同的是，经济波动的频率相对较大，政策见效比较快；而人口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政策见效比较慢。因此，在人口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某种政策的持续时间也可能比较长。

    就具体的人口政策的实施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横向来讲，针对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与非经济状况，实施松紧不同的人口政策。同时，尽可能消除人口流动的地区性、部门性障碍，使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从而解决某些地区或部门劳动力闲置而另一些地区或部门因劳动力不足而使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问题。

    其次，从纵向来讲，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实施松紧不同的人口政策。如果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较快的同时伴随较快的人口增长，这时就可以实施从紧的人口政策；反之，如果经济增长较快而人口增长缓慢，政府可以实施较为宽松的人口政策。尤其是一国长期采取了从紧的人口政策，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政府最好转向较为宽松的人口政策。

    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适度的松紧结合的人口政策，虽然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积累起潜在的通货膨胀，但这时的通货膨胀已不再像长期从紧人口政策下那么高。而且实践证明，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孟熙，2003：《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R.M.索洛，1989：《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3] 包亚钧，2007：《论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选择》，《经济与管理论丛》2007年第4期。

  [4] 肖曼君，2007：《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目标标准设计比较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3期。

  [5] 汪小勤，汪红梅，2007：《“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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