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

  我国从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以来，又向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方向前进，发展到今天，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如何，学界有着不同 的测量方法。

  （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衡量方法

  尽管关于资本账户开放有着较多的测量方法，但绝大多数学者是通过估算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影响来对资本开放程度给予评论。罗龙(1990)和孟夏(1999)用外资流入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刻画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影响；曲如晓(1997)采用的指标是将资本流入量和流出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资本流动量的代表，再除以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王晓春(2001)则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分别考察，用下述指标来衡量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影响：(1)Q1=CI/GDP；(2)Q2=CO/GDP，其中CI为资本流入额，CO为资本流出额；Kraay(1998)构建的方法是，通过资本的流动量对 GDP 的比重来计算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其中资本的流动量包括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量的总和。

通过对各种方法进行比较，在此，我们决定采取Kraay的方法来对中国资本开放度进行描述，即：资本账户开放度=资本流动量/GDP

  （二）中国资本帐户开放的整体现状

  1、中国资本帐户开放度的测算

  表1是对中国自2000至2006的GDP及资本流动量进行汇总并计算得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的趋势情况，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6年，资本账户开放度不断提高，且提高的速度近年来增加很快。这表明，从横向来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2、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实践及成绩

  近几年，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中国资本账户下的项目控制程度看，控制的项目有所减少

  目前，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范围和可兑换程度己经较大。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下43个交易项目，截至2004年底，中国基本可兑换项目（包括无限制项目和较少限制项目）有22项，占51.16%。管制项目（包括较多限制项目和严格限制项目）有21项，占48.83。这同之前几年相比已有相当大的进步，说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性已十分显著。

  （2）QFII及QDII的推出，表明我国逐步放宽在证券投资行业中资本流出入的限制

  2006年9月1日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获得实施，放宽了境外投资机构者在境内的投资，即QFII推出。QFII制度的实施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走向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阶段，推进了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深化。丁重阳（2003）认为从长远来看，预期QFII对于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有如下一些影响：资金长期持续净流入状态，长期投资行为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引入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和方法；加入 MSCI 指数的国际化效应，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将加速等。郭晓晶（2003）也同样认为，QFII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前奏。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一般是先放宽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再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QDII的推出意味着我国逐步开始放宽在证券投资行业中资本流出的限制。

  自2007年7月5日起，《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开始实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获得允许可以公开募集资金投资于海外。QDII使内地的股民成为真正的全球投资人。另外，2007 年 8 月 20 日公布的在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试点业务，是扩大资本流出自由化的最新体现。尽管近期大规模推出QDII业务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是资本帐户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国家机构对海外投资的增加表明资本自由化的速度加快

  中国在推出QFII及QDII以利于境外及境内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渠道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国家机构的投资。2007 年，在外汇储备资产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投资公司，试图通过借助这个公司进行更高收益的境外投资。与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也宣布了对巴克莱集团进行大规模参股投资。这表明，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大额国有资本的输出，以便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的增值。尽管国有资本的输出与资本自由化无论在政策上或是在含义上都存在一些区别，但从结果上看，都带来了资本流动量的增加，如若利用我们上述所说的方法，则国有资本的大额输出会使我们的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有着较大的提高。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家机构海外投资的增加也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

 

  二、我国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成熟条件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所需要的条件，有如下一些研究成果。Benu Schneider (2000) 基于各国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涉及财政的稳固、通货膨胀、金融部门的改革、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常帐户收支、外汇储备、金融部门的审慎性要求、降低关税和多元化的出口等方面。[1]马科儒(1999)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过程，并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作了详细的讨论，但却并未说明如何将放松资本账户管制的阶段性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庄晓玖(2007)认为，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乐观；在金融体系、微观主体等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

  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对中国如今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以下一些成熟条件。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增强

  Edwards(2001)认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包括总投资）以后，一个资本账户更为开放的国家，比那些资本流动受限制的国家表现要好。并且，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只是在一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才会出现。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稳定在保证资本账户发挥其积极作用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有利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增强其稳定性。同时，和平的政治环境也使中国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声誉，如今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比如，在2006年的世界银行年会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了6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会议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四个投票权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由原先的2.98%上升至3.72%(位于第六)。具备了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前提条件后，中国不断开放资本账户也是大势所趋。

  （二）外汇储备充足

  中国的贸易量在最近的几年中发展势头良好，外汇储备量也增长迅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截至2004年末，外汇储备为609.932亿美元，2005年末为818.872亿美元，2006年末为10663.44亿美元, 至2007年9月外汇储备为14336.11亿美元。在如此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资本账户开放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冲击方面的能力有了基本的保障。

  （三）汇率改革取得进展

  1994年以前，我国先后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度和双轨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制下，除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应当允许用于当前账户交易的货币自由兑换；使用资本控制来隔离国内金融市场，但是开始放开国内金融市场。[3]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这更加贴近于固定汇率制，因此，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是与上述理论相一致的。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汇率改革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人民币不再单一地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人民币有了更大的浮动空间。在完全浮动汇率的美元本位制下，除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应当允许用做当前账户交易的货币自由兑换，同时取消资本账户交易的所有剩余的限制。[4]中国目前仍未实现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已在逐步向这一方面慢慢发展，而根据该理论，中国的资本账户也应逐步向完全取消资本账户交易所有剩余的限制的方向迈进。研究1994-2006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比较稳定，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已发生升值，2006年汇率已升值为797.18，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幅度明显增强。并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在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增强。

  三、对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建议

  虽然我国已具备了更多的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并且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据IMF统计，在“资本项目”下的13个子项目中，除了“直接投资清偿”外，其余12项都处于控制下。而其他发达国家则相对来说限制很少，比如美国限制项目为4个，日本为3个，德国为1个，英国为2个，法国为4个。因此，可以看出，要实现完全的资本自由化中国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加强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使资本账户尽早完全开放，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继续完善对资本及金融项目的管理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速度并不意味着要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相反，必须要完善对资本及金融项目的管理，只有管理水平提高了，才能保证资本及金融项目的安全，也才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Glick和Hutchison（1999）考察了一个包含90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75-1990年的大样本。他们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加上自由化的金融结构，使得它们非常脆弱从而易于爆发双重危机（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同时出现）。因此，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完善管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可以通过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来控制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资本流入、流出、支付和转移等，从而提高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稳定性、可控性和可预测性，并随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收支的信息，增强监管效率、防范危机。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二）适当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一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其经济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增强，因此，我们需要该国能够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来缓解这种不稳定。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Obstfeld与Rogoff(1995)提出，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为了钉住汇率，在面对货币危机时通常要大大提高国内利率，而提高利率从长期来看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会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丧失信心，当该国政府难以坚持的时候，钉住汇率便瓦解了。并且通过对墨西哥1994年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此，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对投机性冲击的抵抗力是很脆弱的。因而，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抵抗力。

同时，根据蒙代尔三角，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性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又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汇率的稳定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有所放弃。[5]

  （三）实现利率市场化

  根据基本的经济理论，资本总是流向能够使其得到最大化利润的地方。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两国利率存在差异时，资本总是流向利率高的国家，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这就要求利率是市场化的，能够反映资本的供求情况。同时，利率市场化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自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使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成为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工具，来平抑外汇市场的波动。如果利率非市场化，当资本流入时，国内资本量增加，利率有下降的压力，但却不能自动下降，因此中央银行只有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缓解压力，央行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通常难以估计，调节力度不够或过大都不会得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并非立竿见影，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效果。但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资本大量流入就会使利率下降，短期资本会流出，国内资本量因而减少，利率回归正常水平，可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建议，资本账户自由化应该按照如下顺序进行：首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然后再完善银行的监管，最后才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因此，在如今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得到增强的条件下，完善银行的监管便是另一个重大的任务。

  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后，投机性行为会有所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加强，证券市场中QFII和QDII的引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如果一国没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应对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严重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通过对1994年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这次危机中，阿根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本国利率上升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并使银行部门遭受的损失达到净值的12%；墨西哥金融危机加重了巴西1995年的银行危机；而相比之下，智利的抵抗力要更强些，因为其银行系统在调控，监管，及结构方面已经经历了主要的改变。与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所涉及的国家一样，中国也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在金融危机的防范及金融监管的加强方面，我国有很多内容需要借鉴，以增强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所需要的抵抗力。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张晓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现状及前景展望[J]，世界经济，2003（3）

[3] 王文平，论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J]，理论探索，2005（5）

[4] 余波，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金融风险防范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2）

[5] 孙林贺，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06

[6] 程鹏，吴志平，詹斌，资本市场局部开放对资本帐户自由化的影响[J]，江苏商论，2005（9）

[7] 甘国栋，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可行性研究及政策建议，2007

[8] 吴国强，关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J]，现代商业

[9] 马科儒，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J]，南京社会科学，1999 (3)

[10] Glick R., M. Hutchison, Banking and Currency Crises: How Common Are Twins?[W], Pacific Basin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9

[11]Maurice Obstfeld, Kenneth Rogoff,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9, No 4,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