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全球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在连续的30年内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底的280.4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60美元,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目前,不仅是国人,海外不少专家都在试图解密中国奇迹的内在规律和理论。
对中国奇迹如何进行总结?一种是成就与经验的总结,成就总结侧重于事实与数据。经验总结毕竟不是理论总结,更多的乃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对成功经济转轨中的政策与制度选择方式的分析和判断,但是不具有全球意义。另一种是按照理论思维应有的方式进行纯理论的总结,即试图从30年中国奇迹的各种表象中抽象出一组概念,进行理论的概括与演绎,形成与“华盛顿共识”相媲美的“北京共识”,以解释人类经济史上由一种经济体制大规模地向另一种经济体制成功转化、变迁的内在逻辑,并且以期具有全球意义。本人能力有限,拙文并非想就理论总结的全部内容作出答案,只是仅就如何形成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框架?该框架内容应包括哪些基本的内容?谈一些粗浅认识,以抛砖引玉。
一.问题与意义
总结中国30年奇迹的理论,首先碰到的是总结视角的差异:是总结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原因,还是总结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化、变迁中又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的原因?因为就前者而言,可以基本不涉及经济体制的变化。如当今“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巴西等国,是在已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样出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后者而言,是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化中,由于转化方式不同,出现了增长过程中速度的显著差异。本文的总结,侧重于如何由于“转化方式不同”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差异,如中国与俄罗斯、东欧等国的比较。如果是确实存在较优的“转化方式”,那么其背后有没有理论?若有,是什么?
由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化中,不同的转化方式集中于两条:即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同行的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东欧国家,走上了“休克疗法”的道路。因此总结中国奇迹30年的理论,又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关于“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两条道路到底孰优孰劣的讨论。此讨论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是相当的热闹【[i]】。我估计,这场在中国境内基本没有市场的讨论在国际上并不会马上结束,也许还会无休止的争论下去。这是因为不同环境下生存的人们,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与累积知识获取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自然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是永远不可能相同的。同时,笔者潜意识的认为,也许30年的时间还短,如果从5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这场争论的结论及意义也许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容易清晰地得到。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从仍处于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数据而是从改革最终制度目标角度看,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两条道路的选择,从更长的历史时间看,我相信,其最终结果可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后者艰难地渡过了一个相对的过程(因为走休克疗法的道路,同样存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而进行制度不断调整的渐进的过程),最终较彻底地建立了“彼岸”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后人看来,我们这一、二代人围绕改革道路选择的讨论,也许都是多余的。进一步说,我们如果沿着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其思考人类经济史一万年间仅有二次经济革命这样一种大历史跨度的制度变迁思路分析,即以更长时间的历史眼光思考,当今的全部讨论内容,几乎更是无意义的。因为当今这场讨论的内容似乎都可以囊括在诺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之中。因此,上述的讨论,似乎显得更是苍白、毫无多余的信息。
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仍需要认真指出的是,世界经济在经过二战后近30年的稳定发展,世界经济矛盾已经逐渐凸显,此时如果出现一个后来居上的国家,由于最初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相对于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不管是原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以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了人均产出的快速、惊人的发展,及时惠及了全体国民的福利,自然对这一国家获利一代的国民而言,其意义肯定是不言自明。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许还有:对不同的国家而言(人口大国或资源大国,也可包括后来居上的经济大国),如果由于最初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其结果,基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诸因素,最后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政治、军事、文化等人类文明因素,从而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当然对全球经济发展甚至对人类历史的演变,可能有着当代人难以估量和预期的其他意义上的历史性影响。由此看,对改革道路选择上的讨论,或许我们不能太近视,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国一、二代人的经济利益。
[i]. 因为关于“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两条改革道路孰优孰劣的讨论,在世界上仍难以有定论。在中国也许已是不言自明的结论,但得到世界顶级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等)支持,并转而成为国际组织政策建议所指向的,往往仍都在肯定“休克疗法”、“大爆炸式”的改革道路。一些赞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基于华盛顿共识对世界上穷国改革内容开出的政策清单,仍在孜孜不倦地扩充,已由原来的仅仅几条扩展、补充到20条。在看到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国家经济增长令人失望的窘局,他们的结论仍是:问题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没有走得足够深足够远。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近年内写的《寻找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对“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十年改革之得失”的评论》,译文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