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研究渐进改革有效理论

如果存在渐进改革的有效理论，就是相对于休克疗法，旨在揭示渐进改革道路中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在制度渐进变迁中又是同时如何确保了产出高速增长，即指明渐进改革道路的有效性。在这方面，我是更倾向于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及其最新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分析框架。因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2005）^【[i]^】：

“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标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

“新古典经济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情况，但是没有解释市场和整个仅仅是如何演化的。要更好地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需要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缺陷。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无摩擦的、静态的，没有考虑人类的意向性问题。”

“……对于变迁过程的理解清楚地表明了赶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创造将经济规则与正确的激励恰当的配置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我们对于复杂制度和政治经济在技术上相互依赖的结构的理解还很不充分。”

“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论是用来处理19世纪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那个时期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将那个理论进行修订以适应发展的基本问题，对于解决本研究（指经济变迁——引者注）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这个理论是完全不适当的。”

可以看出，诺斯对于运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范式知识来理解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不满意的。道理很简单，新古典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是对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中复杂经济现象进行高度概括后的抽象，使用以解释经济现象因果变量间的关系，是纯而又纯的经济分析。而人类经济的发展绝不是纯经济因素的单维发展。同样，经济制度的演变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等各方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既然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们在稀缺的社会如何进行选择的理论，在一个不确定极为普遍的世界，人民需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不确定的问题（诺斯，200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想整合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构建一个反映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其中不乏包括了经济学前人所阐述的新古典理论等产权理论。在这方面，诺斯从新古典出发，走向研究人的心智结构和认知科学，由此进一步挖掘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变迁的理解。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则是从博弈论角度为研究制度变迁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ii]^】。

中国30年奇迹及其背后的制度演化逻辑同样清楚地表明，近30年内的经济变迁绝非是纯经济制度因素所能概括。所不同的是，诺斯等辈经济学家所探索的是整个人类经济史变迁的解释科学（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学），今天，我们所探索的不是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跨度，而是从短短的几十年中，并仅仅限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过渡过程的特定领域，研究“制度供给”问题，即要从理论上回答，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为什么”以及又是“如何”内在地不断提供相对新的市场导向的经济制度，并同时推动了13亿人口大国人均产出能够保持持续的高增长。这里相同之处，即基本相同的思维与分析框架。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当今的探索更是侧重于两种经济形态过度的特定领域这一较狭窄范围内的制度变迁问题。这恰恰是总结中国奇迹30年中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的理论要义。

多少年来，中国许多出色的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的转轨经验，都在努力探索渐进改革理论^【[iii]^】。例如，樊纲关于“非帕累托改变和补偿问题”的讨论（1990年）；盛洪基于科斯“社会成本”理论衍生的“计划权利交易”的观点（1991年）；张军从中国价格双轨制入手解决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逻辑（1997年）；林毅夫关于应放弃现有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的讨论（2002年）；李稻葵关于渐进改革中政治官僚的合作与激励问题（2002年），以及其他包括华裔经济学家在内的一批海外优秀经济学家，也在从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一角度探索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上述一批优秀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我基本同意复旦大学张军和盛洪博士的判断。张军教授认为：

“我们还没有关于‘如何改革’的全面知识，我们还需要研究‘过渡’的经济学”。“从根本上讲，西方经济学只告诉一种最优均衡的结果和状态，但他从来没有面临一个设计、营建新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过渡问题），特别是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时候，直接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推论出改革的方式和政策的建议的做法（正如渐进改革的倡导者那样）无论逻辑上还是方法上都犯了‘理性的自负’的错误。”^【[iv]^】

盛洪博士认为：“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来说，近年来在原计划经济国家中发生的市场化改革，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挑战。……尽管亚当·斯密本人有着深远的历史眼光，在他之后逐渐形式化的正统经济学家却缺少动态特征，它只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这样。……不少人误以为只要选择对了目标模式，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这正是正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没有解决的问题（重点号是作者加的）。^【[v]^】

那么，具体如何构建较为完整、系统的改革经济学（transformation economics）或称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过渡经济学（transitional economics）？早在经济学史上有“演进的理性主义”和“建构的理性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深刻性，最终曾升华到了哲学层面。^【[vi]^】其中，美国马里兰大学彼得·默雷尔（P·Murrell）教授从哲学和世界观的方法论角度充分肯定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vii]^】近二十多年来，海外一批学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东欧的经济学家和西方的经济学家。在转轨经济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曾对两种不同的改革道路选择做过详细的总结性论述。他在挖掘、阐述休克疗法（或称华盛顿共识）和渐进改革（或称渐进——制度观点）两种道路选择背后的知识和哲学方法基础上，以当代经济学发展新动态为基础^【[viii]】，试图通过描述渐进改革中激励与市场的关系、产权与激励的关系、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组织的关系以及改革中的利益集团关系，以建立转型经济学。但是，罗兰教授在对转型经济学作出一系列理论贡献的同时，却又在怀疑：转型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从三个领域界定，一是对特定问题的限定的特定方法论的研究，如博弈论。但是博弈论的讨论又不仅涵盖了经济学的多数内容，同时也可以涵盖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可以说这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次领域。二是由特定的现实经济世界领域界定的，如讨论一般均衡、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学等。三是制度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如果把转型经济学定义为一个领域，它显然属于这一组。然而，罗兰教授转而又认为，转型的面显然更窄，甚至可以看作是这些领域的次领域。因为转型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历史，迟早又会成为经济史的一个次领域。因此，可以把转型看成具有特殊初始条件下的发展经济学的次领域。^【[ix]】

罗兰教授这一席话，无非是表示了对处于渐变“过程”之中的“非稳态”的经济状态，能否建立与此相对应的、可以完全解释“非稳态”状态又区别于当代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的怀疑。因此，其在几年后的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索性将其构画的转型经济学所涵盖分析的政治、市场和企业三大块内容中首要的一块内容称之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构建这个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即强调转型经济走向并收敛于市场经济模型并不一定是清晰的。而且，这个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假设，是一个现实。正是由于对此的不同认识，才产生了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具体不同的改革策略。二是改革的互补性。即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制度已经存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市场经济处于“稳定状态”，不需要竭力去理解市场体制中多项要素的联系性问题。而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市场与激励、金融市场之间，政府组织与经济之间，都存在一个经济相关性如何？如何联系与制约的问题。由此，存在一个对大爆炸式改革和逐步改革中改革顺序优劣的评估。三是政治约束。即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改革的可接受性）和事后的政治约束（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两者间要取得均衡，又涉及改革的成本、收益问题的讨论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对在此领域研究颇深的罗兰教授的思想作一主观概括，可以说，其充分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及其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对渐变的改革过程确实做了大量的精彩的理论解释。但是，罗兰教授同时仍在对转型经济学这个“狭窄的课题”能否建成独立的理论表示怀疑。因为他同时承认：“一般均衡理论是我们非常了解彼此依赖的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太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要素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关系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各式各样的变形，先后不同的顺序以及不同的初始条件演化并逐渐形成（重点号是作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