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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践背后的理论突破——关于建立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框架的认识(三)
作者:夏斌    发布:2008-06-30    阅读:10480次   

三.理论的边界:过程理论

相对于休克疗法,中国渐进改革强调的是改革的逐步推进。这意味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需要有一个在时间上不确定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研究渐进改革理论,实质是研究过程理论

既然是“过程”,其状态肯定是非完全的过程始点前状态,也非完全的过程终点后状态,即非完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状态,也非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是一个相对于“过程前与过程后”的两种不同状态的中间不稳定状态(非稳态)。此状态完全可以被中国改革30年中无数的经济现象所证实与覆盖。因此,作为对这一“非稳态”过程的理论解释,肯定是既非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能完全解释,也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完全解释

由于“过程”本身是一个渐变的特定过程,是一个由计划经济特质所含的一系列制度向市场经济特质所应含的一系列制度逐步的、局部的变迁过程。因此在这一收敛于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之前的变迁过程中的任何时点上,往往是某些新制度与某些旧制度的同时并存。自然,以成熟市场经济的结果状态抽象出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来解释正处于不同质的“动态过程“的状态,毫无疑问,一定有其局限性。或者,会遇到某些理论假设条件的不成立,或者,会遇到诸如用“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的经济学——在解决政治决策方面其成功充其量是有限的”(诺斯,1981年)等等的故事。

讨论到这里,作者似乎感到,要研究解释渐进的、在时间上又具不确定性的改革过程理论,也许不存在与改革过程前与改革过程后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可以相提并论的、能够自成体系的改革经济学理论。如果要说是称得上改革经济学的理论,无非是在改革过程的初期或者中期,在对当代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或部分内容作出调整后,可以对改革中非稳定状态做出当代经济学的“补充性解释”。然而,随着改革进程中市场制度要素的逐渐增加、转型经济体制中市场成份的逐渐扩大,一些曾经能得到实证解释的“补充性解释“的概念、理论往往又显示其苍白性、短暂性,转瞬即逝,最终仍不得不让位、收敛于逻辑严密的当代经济学。例如,中国改革中承包制为现代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所替代,原先的B股制度转化为现在的QFII制度,等等。当然,其中不排除在改革非稳定状态中运用部分经修改调整后的当代经济学逻辑作出的分析,仍是有力的、具有一定时间维度上的现实指导意义。也不排除有的局部性理论解释本身已可基本归结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作为这样一种判断,是因为在解释中国经济改革30年成功的理论文献中可以例举许许多多的事例。因此,应该可以进一步判断,要研究和形成改革经济学,重要的不是寻找解释“非稳态”过程中经济变量之间能被当代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稳态”情景下的因果关系理论,而是应该要寻找解释“非稳态”过程中为什么一项推出不久的新制度会不断地过渡到另一项新的制度,同时又逐步地收敛于最终能被当代经济学完全能充分解释的“稳态”状况下的因果关系理论。

从此意义上讲,本文认为,如果要抽象渐进改革的有效理论,按照渐变的动态过程特质,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包括运用认知科学和博弈论),重要的是要回答:

(1) 为什么在不同阶段(注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不断划分新的不同阶段)的初始条件下,引入市场制度A而不是制度B?(这其实是在回答一定的市场制度选择的客观环境条件是什么)。

(2) A或者B局部制度的引入,对经济发展与稳定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带来什么新的矛盾和新的“非稳态”?(这其实是在回答即使选用某项市场制度,当代经济学的解释为什么仍会面临窘境)。

(3) 是由于什么原因,或在迫于考虑什么新的制度因素其积极效应后,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纠错?或者说又为什么必须进一步引入新的市场制度来克服“非稳态”?(这其实是在回答当代经济学有力解释的覆盖面在逐步的扩大)。

4)局部的市场制度的持续引进,最后是如何以及为何必定收敛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这其实是在回答此时已不存在所谓改革经济学的解释,而是完全可以让位于当代经济学的解释)。

之所以如此思考渐进改革理论框架的重点,是因为迄今关于改革过程的理论基本是局限于运用当代经济学的概念在解释渐进改革,但是渐进改革却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既不能完全被当代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又不断收敛于能被当代经济学理论解释的过程。所以,如果说存在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话,重要的肯定是要回答一系列的渐进改革内容为什么会不断收敛于成熟的市场制度体系?并且是如何不断收敛的?这就是要研究的过程理论。

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也许正是建立改革过程理论需要探讨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所在。因此,从上述问题的提法和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可以看出,建立该理论体系,重要的不应该是从当代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去衍生改革经济学理论[i],而是必须对渐进改革有效性理论自身进行原创性的探讨。重要的不是去证明人类经几百年经济活动演化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能否有力解释渐进改革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变迁(只要假设条件具备,经济学理论肯定能解释),而是要寻找转型过程中制度是如何变迁的轨迹理论。就此意义讲,这一理论特征如上述罗兰教授所说,是对特定问题的特定方法论的研究(如同博弈论),更多的也许是方法论上的意义。

在这方面,其实十几年前,中国共产党决策者基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经验,曾经做过经验式的探讨,并且用非经济学的语言做出了精彩且具东方智慧的总结,即: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ii]。尽管这是非经济理论的语言,但是仔细琢磨,与经济学大师诺斯等人有关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背后有着极为相似的思维方式与过程,即思索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样离不开产权制度、政治框架、广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对于亲身经历中国30年奇迹的经济学者来说,这一思维似乎更能体现中国奇迹的真谛和主旋律,更能贴近于解释过去的30年历史,也似乎更是能给予我们进行理论抽象以启发。


[i]. 这里无非是想表示对形成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改革经济学理论的怀疑。但是丝毫不排除在研究改革过程理论中出现的如软预算理论等(Janos Kronai),不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理论分析的贡献,同样对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现象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ii]. 即经济体制改革是动力,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稳定是前提,三者是有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