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三个问题

1.理论演绎与实证论证的关系

汇总上述两个假设和三大特征性理论概念及其演绎，应该可以说基本可以抽象反映整个渐进改革可能呈现的全部经济现象，基本可以反映渐进改革是一个不间断递进而且是收敛的过程，从而是有效的过程。但是，因论文篇幅关系，上述的讨论还仅仅局限于理论概念的粗浅演绎，缺乏详细的实证演绎，包括可能的数量建模。

中国30年的改革过程是极其丰富的。抽象理论如果能够一旦确立，自然为实证演绎和数量建模提供了基础。当然详细丰富的实证演绎和精确的数量模型，能进一步佐证理论的演绎，使得国人与海外人士能够更深入了解占全球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30年奇迹，绝非是人类经济史中的偶然片段，绝非一切都是歪打正着，而是背后存在理论的必然。本文撰写的目的之一，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参与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创建研究中，特别是进一步丰富实证的演绎和建立数量模型。

2.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抽象理论的讨论不同于经验、启示的讨论。理论具有一般性，可以不分国别，是事物现象的本质抽象，具有普世价值。经验是人们不断趋近于理论本质的主观选择行为。不同国别情况不同，基于理论，自然有一般的经验与特殊经验之区别。这里结合中国奇迹30年的实践，也试图对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经验以初步的、概略性总结，从另一意义上以区别理论与经验的差别。

1.有力的领导保证。^【[i]^】假设1本身是极其重要的经验。假设1表明，渐进改革的成功，决策者的气魄、战略思维、务实态度至关重要。在中国，迄今为止30年渐进改革中共产党执政的正确，以及改革之初邓小平的第一推动作用、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需要认真的评估。

2. “摸着石头过河”是体现了人类认知的科学真理，是推进渐进改革最有效的指导原则。假设2的客观存在表明，面对巨大且长时间持续的改革工程，改革知识的缺乏是必然的，但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确的认知。不教条主义，不迷信抽象成熟市场经济成熟制度后的静态的书本知识。特区试点是个极其丰富的案例。

3.渐进改革中改革内容和顺序的具体选择要从实际出发，切忌从书本出发。不管是改革的最初时期还是改革中又一新阶段的开始，选择什么内容、遵循什么顺序进行改革，最优的方案绝对不是从最优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逻辑起点开始，绝对不是从“华盛顿共识”的最优顺序开始，而是以提高国民福利待遇为目标，从平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关系出发，寻找最容易解决、社会震动最小的现有制度矛盾焦点，瞄准市场化方向，选择改革措施。如中国早期的农村改革、外贸外资政策的开放和面向居民消费品生产企业融资激励政策的首先实施。这是上述第二条经验在具体改革政策选择中的延伸。

4.渐进的改革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务实的渐进改革特征决定了，市场化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为了保障改革过程中的宏观平衡，不必在乎世人议论市场与非市场的混合弊端、改革的不彻底性。要鼓励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各国制度渐进式的创新。恰恰“双轨制”、“增量改革”、“政府部分干预”、“部分行政管制”等制度安排，恰恰是中国渐进改革某一阶段上最优的策略选择和“亮点”。

5.要正视改革中必然产生的谬误与倒退，这是渐进改革的必然。是纠错性特征所决定的，是副产品，不必大惊小怪。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以改革的态度、市场化的思维，不失时机地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以全球化的视野、开放的态度、在参与全球化中壮大一国实力。

6.取得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均衡博弈，是渐进改革操作艺术的灵魂，是中国渐进改革的主旋律。改革为了发展，是手段，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目的。只有经济的不断发展，才有实力解决渐进改革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才能引导更多的人拥护改革，推进改革。改革又必须兼顾宏观的总体稳定和社会的稳定，稳定是基础，是保障，社会不稳定，改革将难以深入，最终将影响到发展这一根本目的。

7.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有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渐进改革相对于“休克疗法”，从表象上更容易产生利益主体分配的不公平。^【[ii]^】因此，阶段性地不断调整利益分配以及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及时解决居民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是渐进改革持续性的源泉和保证。

8.大国改革（人口或资源大国）不同于小国改革。一旦大国改革启动且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后，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包括产业格局、产品格局、进出口格局以及由此到来的投资格局和货币格局，引起世界多方面的摩擦与冲突，从而又反过来影响大国自身改革与发展策略的选择。因此，为了确保改革的持续性，在进一步的改革步骤、政策措施选择上，既要确保连续性改革中的自身利益，又要兼顾国际经济秩序相对稳定中的他国利益，为此，在保持全球经济秩序相对稳定的过程中，必须寻找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利益的新的改革着力点均衡。

3.渐进改革有效理论与当代经济学的关系

当代经济学中新古典理论是对成熟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现象间因果变量的理论抽象。渐进改革有效理论要解决的是，对完全收敛于成熟市场经济制度之前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前者专注解释静态下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专注解释计划制度“为何”、“如何”演化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可见理论研究的对象与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现象。由于渐进改革本身又意味着在持续不断地引入市场制度，在表现为改革的一定时点上，经济制度体系总和往往是混杂的，因此如前面所述，当需要解释渐进改革中的经济现象间因果关系时，需要在对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或部分内容作出调整后，仍可以对改革中“非稳态”状态做出合理的“补充性解释”，而且不排除有些解释是有逻辑分析力的。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制度体系中市场经济制度成份日益增大的时候。

相反也应该看到，抽象转轨经济与渐进改革经济现象的一些经济概念中，同样又在不断的丰富新古典理论。这些概念未必是渐进改革制度变迁现象的精确抽象，但是对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间因果关系仍是有力的。例如柯尔奈（1980年）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概念，从银行救援问题（美国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瑞典90年代早期的银行危机）到东南亚危机，这类研究对更好地理解存在软预算约束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是有贡献的，其解释力已远远超出转轨国家和渐进改革的范围。^【[iii]^】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在全球许多转轨国家研究中可以举出很多。

当代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结合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博弈论的前沿研究框架，对于专注研究动态制度变迁过程的渐进改革有效理论而言，无疑在分析框架上，是丰富的宝藏。尽管本文在阐述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时，把政治制度因素作为前提引入假设条件，在阐述三个理论特征时没有从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博弈论理论展开对决策者认知的详细分析，但并不是否定与排斥这一系列因素的客观存在。应当承认在这方面，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同样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事例。本文只是专注于表现经济制度自身变迁的分析框架。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前沿研究成果，毕竟是以人类经济变迁和制度变迁为对象，是从最为广义的、更为抽象的、全视角因素进行研究，试图构建综合的社会科学。其重点不在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过渡转化的过程，也不在于计划经济制度又如何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转化的特殊过程。而本论文阐述的渐进改革理论恰恰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索上述的“特殊过程”理论。由于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自然在分析的框架和运用的概念范畴上会有所差异。

当然，仍然不能排除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例如，强调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理论、重视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可以激发对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同制度互补性的重新认识。^【[iv]^】以非一致性、纠错性和收敛性为特征的渐进改革理论同样可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的动态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