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20亿元，增长2.8%，回落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0778亿元，增长11.5%，回落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993亿元，增长10.9%，回落0.4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增速减缓，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一季度，价格总水平处于高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比去年末高3.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7.8%，农村上涨8.7%。分类别看，食品上涨21.0%，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1个百分点；其余商品略有涨跌。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7.4%，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9%，比上年同期高4.0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8%，比上年同期高5.7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上涨11.0%，比上年同期高5.4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03万人，完成全年1000万人计划目标的30.3%。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28万人，完成全年再就业目标的25.6%。

 

  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同比多增182亿美元。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1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019元人民币。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845亿元，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18317亿元，增长25.9%，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4688亿元，增长32.3%，同比加快5.4个百分点；农村3529亿元，增长18.3%，加快1.6个百分点。分产业看，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80.8%、25.9%和25.3%。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22.3%、35.2%和27.7%。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国内市场销售趋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6元，同比增长1.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494元，增长1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555亿元，同比增长20.6%，比上年同期加快5.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17377亿元，增长21.2%；县及县以下8178亿元，增长19.3%。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21490亿元，增长20.4%；住宿和餐饮业3687亿元，增长23.6%。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大类商品销售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家具类和金银珠宝类的增长均在30%以上。

  一季度，出口增长回落，进口增长加快，进出口总额5704亿美元，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059亿美元，增长21.4%，回落6.4个百分点；进口2645亿美元，增长28.6%，加快10.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减少4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

  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于原油、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由盈转亏，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盈利大幅下降。比剔除这两个行业，其它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7.5%，上升6.1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5102亿元，同比增长33.8%，同比增收3818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共完成7541亿元，同比增长25.2%；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3814亿元，同比增长34.5%。在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税收政策调整及加强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带动下，其它税收共完成1017亿元，同比增长50.2%。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35.1%、31.7%和30%，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0.8%、15.4%和13.8%。经过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433亿元，同比增长21.9%。

 

  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9%，增幅比上年末低0.4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比上年末低2.80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2%。一季度净投放现金58亿元,同比少投放258亿元。

  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4%。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5%，增幅比上年末高1.28个百分点；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553亿美元，同比下降5.78%。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6353亿元，同比多增7606亿元；外汇各项存款下降55亿美元，同比多降89亿美元。

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9.3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7.5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8%，增幅比上年末低1.32个百分点；外汇贷款余额2688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

  一季度，货币市场交易活跃，交易量放量增加。同业拆借交易量为35154.1亿元，同比增长264.61％。3月份成交14057.33亿元，较上月增加43.0%；交易以1天品种为主，共成交8897.16亿元，占全部成交量的63.3%。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26%，较上月下降39个基点；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2.53%，较上月下降75个基点。

  前两年股市快速上升，市值高估，去年末，受国际经济走弱和国内紧缩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利润减少和大小非解禁的利空影响，今年第一季度，股市经历了多年来最大的下滑趋势。上证指数从年初的5272.81点，下跌到3月末的3472.71点，跌幅达34.1%。4月18日，沪指下探至3078点，相对于去年的高点跌去了一半，引起各方不安。一时间，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遍及各大媒体头条。

 

  三、政策效应

 

  1，总体判断

  今年第1季度，在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和国内雪灾为害的情况下，GDP增长10.6%，CPI上涨8%。这种情况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虽然还算比较稳定，但切不可过于乐观。在目前的形势下，虽然增长滑落和回头向上的可能都存在，但是增长滑落的风险大于回头向上的可能。如果滑落过多，而通胀又比较大，那才是一种比较麻烦的局面。

  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有三，一是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底，外部需求下降已成事实，进出口增长差距会继续拉大，其对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虽然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有所加快，但都处于高位。二是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相对价格关系的进一步扭曲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推动通货膨胀。三是货币政策陷入困境，财政政策又无大的作为，行政干预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大。

 

  2，中国进入了中度通货膨胀时期

  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就超过了5%，三个季度的状态非常相似，且呈现步步高的走势，分别是超过6%、接近7%和达到8%。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首先，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管制汇率的前提下，以资本积累和出口导向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必然扭曲相对价格，增加资源消耗，造成结构失衡，将通货膨胀向后推移。这是可以用严格的理论逻辑证明的问题，也是我们前些年的实际。就此而论，现在的局面是以前政策实施的结果。其次，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而以后者为主。须知，在汇率低估带来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其不是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投资过旺和通货膨胀，就是流向资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目前，股市不断下跌，已经跌到去年年初的水平，房市也处于观望状态，过剩的流动性形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而工资成本上升，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不可避免，构成成本推动的主要因素。再次，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是输入型的，也是结构型，二者密切相关。由于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原油价格已经超过115美元/桶，期铜价格达到8880美元/吨，近三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81%，整个食品价格上涨了83%。而我国进口增长的加速，其影响更大。由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的趋同，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这是造成结构性通胀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度通货膨胀也不是短期的，有可能持续一个时期。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着意追求价格控制目标的实现，而应当设法稳定通胀预期。如果今年能够把CPI的上涨率控制在6%左右，就是很大的成绩。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快的收入增长，再加上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政策，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对于中国经济也许是利大于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出现过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前后，通胀率超过18%，第二次是1993年前后，通胀率最高达到24.7%，现在是第三次。前两次是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膨胀，这一次则是在短缺消除以后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动，而相对价格扭曲会在供求两个方面同时作用于通货膨胀。如果说当时的行政控制还比较有效，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同时面临着通胀上升和增长下滑的双重风险。如果说当初还比较封闭，外部因素影响不大，那么今天，由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其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如果说前两次的政策操作滞后，在通胀过后，利率和汇率都有比较明显的调整，实际上成为马后炮，那么现在，能否及时采取适当的政策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对此，不可寄予过大的期望。

 

  3，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操作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操作以数量控制为主，在去年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达到16%的水平，而对于利率政策过于谨慎。尽管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然而名义存款利率为4.14%，实际利率为－3.86%。央行这样做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仍然值得讨论。不错，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美元利率已经降到了2.25%，中美利率倒挂，升息是增加还抑制流动性过剩，其效应似乎难以确定。同时，贷款利率经过去年的6次提升，也已经不低，再次升息，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不对称升息的可行性是存在的。一是3.43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利差是太大了，银行的日子很好过，用不着下力量就会赚大钱，去年工行的利润800多亿，建行的利润690多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存贷款的利差。在银行利润大增的情况下，这种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帮助银行抢老百姓的钱。二是提升存款利息会不会加速短期资本流入，我看不会。不错，资本的食利本性必然是流向利率高的地方，但是，如果短期资本流入就是为了一年赚取2%的利差，那么，它就会流向比此收益更高的地方。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合计688亿美元，短期资本流入超过新增外汇储备的2/3，其原因与其说是高利率的吸引，不如说是汇率升值预期的激励，有人估计，其中40%要用国内借入来解释。第一季度，本外币存款一增一减，而本外币贷款一减一增，就是证明。因为，借美元还人民币，用外汇进口，再将出口收入换成人民币，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人将个人购汇额度很快用去也是一个原因。三是这样大的相对价格关系扭曲对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虽然这一点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得到，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加快，一季度已经升值4.2%，累计升值接近18%，于是，有人主张放缓升值速度。因为，汇率升值，已经影响到出口和就业。对美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就是证明，一些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是事实。不过，应当指出，这既是经济调整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一个大好时机。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和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分别贬值3.74%和8.75%，说明了其中的问题。如果上述的理论不错，那么，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而汇率的较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在利率政策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它构成了目前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所以，放缓升值速度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这只会推动通胀和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此外，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调整也是需要的。

  在通货膨胀上升而经济增长滑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不足，甚至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进一步突显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如此，在这种矛盾的走向面前，恰当的财政政策也许会更加有效。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首先，应当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因为，低收入群体是受通胀影响最大而又抵御能力最差的。其次，增加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稳定预期最重要的措施。因为，由于这方面的改革滞后和扭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大，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预防性储蓄动机支配。如果这方面的价格随着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提高，必须会形成某种恐慌心理。再次，针对供给明显不足，价格上涨过快、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产品，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提高生产者价格，增加生产者收益，以增加这些产品的投资和产出。最后，可以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一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起征点前年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今年又提高到2000元，居然人大常委会要反复讨论，还要大张旗鼓地作为民生工程来宣传。为什么不能提高到3000元或5000元？从现实情况来看，5000元是完全可以的。不仅如此，为什么个人所得税非要按个人所得征收而不能按家庭人均收入征收？这样做既不符合个人所得税的公平目标，也不利于培养人们的纳税意识，同时也无助于提高税务部门的征收能力和工作效率。这么强大的行政系统，这么庞大的税务队伍，居然连按家庭人均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可见一斑。二是印花税，去年股市狂涨，把印花提高到3%，且双向征收，一年征收了2000多亿，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00%多。既然是调节措施，在目前股市剧烈波动时也可以调低。三是增值税转型，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七、八年过去了，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很多事情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推进、去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地往后拖，以至错过了政策效应的最好时机，甚至成为马后炮。以上所讲的减税增支措施，现在完全有条件实施，因为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多，去年超过了5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3%。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控制的财力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其取得的收入并不相称。

 

  4，如何提高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是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的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进口。今年以来，进口增长较快，这是符合经济调整方向的。为了保证国内市场供给，增加一些国内短缺和市场急需产品的进口是必要的，在有大量外汇储备积累的情况下，也是有能力的。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一个小国的行为，我们不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价格的接受者，我们的进口虽多，但没有制定价格的话语权。因而出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中国一旦出现在国际市场，价格立即大涨。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我们的进口量又比较大，因此，如何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价格决定方面的话语权，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

  取得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过程，是需要我们下大力量去做的。主要办法有，一是把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结合起来，通过做期货来买现货，即在期货价格较低时平仓进口。二是到国外投资并购企业，掌握一部分资源。近年来，国外并购有了一些进展。如，去年7月国家开发银行出资30亿美元购入英国巴克莱银行3.1%的股权。年底外管局设在香港的华安投资公司斥资1.76亿美元参股澳大利亚三家最大的商业银行，据传最近又收购了1%BP的“分散股权”。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投资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一――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必和必拓公司对力拓的收购，也有助于扩大中国企业在国际铁矿石定价中的话语权。中国铝业的收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开行贷款，此前，开行又获得了中投公司2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不过，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少。如何分进合击、联合出海，仍然是需要我们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在大批购买时（如对美、对法等百多亿、数百亿美元的购买），一定要把价格压下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考虑太多，经济考虑太少，大把大把的钱花了，高价买来的商品，搭售的是一些空头的政治承诺。其实，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政治考虑，通过这些购买活动，把价格压下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

 

  四、体制分析

 

  去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财政部和国资委据以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今年起，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国家。有关方面将此局限于一般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一作法并不意味着前进，而是一种混淆和倒退。

  大家知道，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改革，二是国家与国有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30年来，这两个方面都是既有成绩，也有不足，而且进一步改革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人们都说，中国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这话不错。但是，分权化并不是市场化，也不必然导致市场化。为什么1978年以前的放权没有导致市场化，而1978年以后的分权却走向了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不论是国家向国有企业放权，还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均没有超出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范围。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放松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在国有经济旁边生长出日益强大的非国有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市场化的大门。其实，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和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就产权改革而论，真正的突破和前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民营化。其原因在于，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态势，国有企业由于机制僵化，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利润下降，亏损增加，国有资产出现了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不仅如此，相对于大型国企，小企业的竞争力更差，日子更难过，而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是地方企业，企业亏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在“分灶吃饭”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地方从自身利益着想，积极寻求突破。1994年各地开始“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放小”以山东诸城最为典型。1995年“抓大放小”正式成为中央政策，并作为国有经济重组的战略方针。抓大放小的结果是，一方面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很多国有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把一大批中小企业由国有变成非国有企业，大大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现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新的领域。二是股份制改造。在中国改革中，理论上提出实行股份制的思想比较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份化形式也不少见，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是在出卖小型国企的后期发展起来的，而《公司法》的通过实施使其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并从一般制造业企业发展到服务业企业，再到金融保险等特殊企业。应当肯定，不是国有资本的互相参股，而是让一部分外资和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将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造成一种公众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虽然，这方面的改革并未完成，公司治理结构和政企不分之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组织人事部门还掌握着公司高管的任免；在这些改革中也可能发生了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据此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搞糟了，抓大放小和股份化是化公为私的分肥方式，甚至是卖国主义，则是站不住脚的。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中国的市场能有现在的规模和程度吗，中国的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吗，中国人的生活能有今天的状况吗，中国今天能受世界关注吗？

  就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言，涉及到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即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个范畴对应着国家的三重身份，租金是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取得的贡赋或者资源的价格，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利润是国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投资经营的所得，三者之和构成了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毛收入。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背后，实际上是围绕着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展开的。因此，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和焦点。这也贯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始终，放权让利中的利润留成，利改税和分税制中的利税合一和暂免交利，正在开始实施的收取国有资本收益，都是这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额拨付，利润、税收和租金三个范畴是混在一起的。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1983－1986年实施了两步利改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暂免交利，表面上看是利税合一，企业向国家交税，实际上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分开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非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国家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从而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二是利税合一后的国有企业在交税的同时，国家不再向企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采取了“拨改贷”的方式，企业用利润还贷，视同国家投资，虽然在给不给贷款上，政府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三是分税制主要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鉴于当时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由此可见，这不是取消利润范畴，规定国有企业只向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纳税，不向它的所有者交利，而是暂免上交。因此，从利改税到分税制，是规范国家和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重要步骤。现在，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要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决不意味着以前实行利改税和分税制的改革错了，现在又走回头路。而只是把原来的“暂免上交”改为重新上交而已。

  然而，肯定国家分享国有企业收益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因为，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去年的增速甚至超过了30%，达到了15000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16.5%，但决不意味我们就赞同上述的《暂行办法》。在经济理论上，上述办法不是明晰，而是混淆；在改革实践上，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呢？关键就在于《暂行办法》混淆了利润和租金，不仅没有进一步理清和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且搞乱了已经规范了的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其理论依据有三，一是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使用国家的资源要素，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租金。二是租金，比如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即使是非国有的土地，国家虽然不能参与绝对地租的分配，但可以参与级差地租的分享。这是由级差地租的来源决定的，国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据就在这里。三是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只能通过税收手段，不能采取上交利润方式。弄清了这几个要点，现行办法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就昭然若揭了。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好不容易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清了，《暂行办法》又把它们煮成了一锅粥。

  也许，《暂行办法》的制定者会辩解说，他们考虑了实际情况，把上交比率分为三档：资源型国企上交的比率为10%，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5%，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三年上交或者免交。其实，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要知道，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者或者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资源要素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国家虽然是同一个国家，但在经济关系上却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国资委可以要国有企业上交利润，但无权收取国家的资源租金，因为国资委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要知道，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而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中国既然资源主要是国家的，收租就是国家行为，不能混同于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取利行为。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普遍原则，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不能随意改变和违背。承认和实施普遍原则是行动的基础，是行为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中国特色。

  不仅如此，由于同一个国家，在面对国有企业时有三个身份：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和出资人。三个身份不同，取得的利益不同，取得的方式也不一样。公共管理者收税，资源所有者索取租金，出资人取利。交税和分利的区别大家清楚，收取租金的方式也是征税。现在国资委和财政部要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就把利润和租金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因为租金只能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收交，不能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去收取。既然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去收租，也就把利润和税收又混在一起了。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呢？

  退一步讲，即使这里上交的全部是利润，不包含租金，问题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在租金、税收和利润三个范围中，租金是更接近于成本的概念，其次是税收，这些是在扣除成本以后最先分配的部分，不管有没有盈利。而且分配的比例是前定的。与此不同，利润是最后分配的部分，而且分配的比例一般是后定的，是股东和经营者讨价还价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大约占2/3左右。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其所以那么多，秘密有二，一个是现代产业经济学能够解释的，一个是所谓中国特色，是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按照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垄断部门其所以能够取得超额利润，是由于它可以实施垄断价格，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产量减少，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另一方面，把消费者剩余转为生产者剩余，变成垄断者的利润。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量存在。电信部门的高收费、各种套餐就是证明。然而，仅有这一点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垄断问题，垄断部门也是据此与政府讨价还价的。两大石油公司其所以要向政府索要价格补贴，就是因为政府控制了成品油价格，政府也觉得自己理亏。于是，2005年补贴100亿元，2006年补贴50亿元，去年又补贴100多亿元。

  在中国，国有垄断企业高额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资源要素低价。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这些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例如，我国农垦系统有国有农场2000多个，占地5.88亿亩，全国大中型国有矿山企业占地0.113亿亩，均未上交地租。再如，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但《矿产资源法》没有有关资源租金的规定，而矿产资源使用费从原来的8－24元/吨上调为24－30元/吨，仍然是九牛一毛。2006年开始对石油企业收取“特别收益金”，即对每桶40美元以上的部分征收20－40%。至于广播、电视、通信的频道资源等，更是无偿使用。这就大大低估了垄断者的成本，实际上是国家对垄断国企的利益输送，可以称之为垄断租金。因此，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由两个部分构成：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据有人估算，我国国有农场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资源租金约3796亿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其他矿产、电信频道、人文景观等资源，全部租金每年可达上万亿元。在少数垄断国企的利润占据国有企业全部利润绝大份额的情况下，还有意无意地将利润和租金混在一起，用交利代替收租，以掩盖行政性垄断的实质，我们真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到底想干什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没有资源租金的概念，由于不向占用大量国家资源的国有企业收取租金，于是出现了两个荒唐的结果。一是国有企业把国家租金据为已有，租金变成了利润，成为经营者经营努力的成果。这样，就为一部分人无偿占用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使得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考核失去了客观的依据。二是与此密切相关，由于国有企业将国家租金据为已有，特别是随着资源的不断升值，于是国家的资源租金养肥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挥霍人民资财，左右国家政策，甚至要挟政府，最近油荒中两大石油公司的行为，关于石油进口退税的规定，都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人常说，养虎为患。随着这个利益集团的坐大，这方面的问题会不断地表现出来。

  为了明辨是非，防止偏差，纠正错误，我们再一次特别强调，现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收取资源租金的问题，国有企业上交利润是第二位的问题。这不仅是问题性质上的不同，而且有解决程序上的先后，即只有先解决了租金的收取问题，然后才能提出和解决利润的上交问题。否则，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如此，既然国家税收已经不少，收租就为减税创造了条件。在收租的同时减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五、趋势预测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不仅尚未见底，美林公司一季度继续亏损就是证明，而且波及全球，瑞士银行等欧洲金融机构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轻度衰退，美元持续走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于是，在金融市场创新和衍生产品大量产生的情况下，一反以前的情况，出现了金融市场决定商品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决定国际期货价格的局面。这是人类尚未遇到的新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各种国际组织和各种投资机构均看淡今年的世界经济，只是看淡的程度不同而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3.8%和3.9%，比去年的4.7%低一个百分点左右，也比今年一月份的预测调低0.5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只有1.3%，比去年低1.4个百分点，美国只有0.5-0.6%，欧洲为1.2-1.4%，亚洲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2-8.4%，也比去年低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世界经济走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出口的增长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必然会减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国内的形势看，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趋紧的货币政策自然不会放松，但是，随着外部需求减少和汇率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楼市的观望状态，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会紧太多，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下降的幅度多大。虽然奥运的因素会有一些作用，但二季度经济增长有可能降到10%以下。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有可能仍然维持在8%左右。据此，我们对第二季度的情况预测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08－04－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