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长、高通胀趋势
    如果我们观察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四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负增长，实际投资增长率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
    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是投资和出口，从投资看，由于目前已接近本轮投资周期的末尾，新上项目投资已出现了显著负增长，投资完成额也出现了明显回落，由投资所贡献的需求动力正在逐步回落。从出口看，由美国次债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中国出口增长的衰退和贸易顺差的缩减也不可避免，因此至少在今、明两年由出口贡献的需求增长会极其微弱，甚至是负值。而在分配矛盾未获显著改善的时期，消费始终仍会是投资和出口的应变量，即会随投资与出口回落而下降，所以经济增长率在今、明两年将会持续走低。
    从通胀趋势看，食品供求仍是推动消费物价上涨的主要国内动力，因为今年将进入“十一五”时期的人口增长高峰，去年中国人口增加了681万人，今年预计将增加1800万人，而且明、后两年仍将维持在1700万人左右的水平，但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却比去年减少了0.4%，主要减少的是秋粮面积，所以今年夏粮虽获丰产，但全年粮食总产可能只能维持在去年水平或是略有增长，粮食产量持平而人口大增将是从目前到2010年推动食品价格与消费物价总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看，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是数十万亿美元级，而国际期货市场的资本容量目前仅是万亿美元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国际资本从金融市场向大宗商品市场转移的浪潮，将继续推动石油、粮食等大宗产品价格走高，推动输入型通胀继续发展。所以中国通胀率在内外两方面因素推动下，不会低于8%，很可能逼近10%。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已经开始露头的低增长、高通胀格局至少会持续3年，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都有可能破“8”。即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而通胀率上升到8%以上，中国就是真正进入了“滞胀”格局。
    不能用美国当年的办法防滞胀
    基于以上的判断，中国宏观调控方针必须根据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进行重大调整。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是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格局，宏观调控方针应当保持“双稳健”，即既不扩张，也不放松。高增长、高通胀格局预示着有过热的可能，实行从紧的方针，适度加息和提升存款准备率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危险和发生宏观调控误操作的可能就发生在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向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
    之所以可能发生危险与误判，主要是伴随着高通胀的高增长一向以来都被看成是不好的经济增长形态，人们喜欢高增长但厌恶高通胀，所以从宏观层面看，就会做出把保物价放在首位的选择，通过紧缩宏观需求来抑制通胀的发展，并且会把由宏观紧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胀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样就极易把经济的内生增长率下降与宏观紧缩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长率下降混淆起来。
    经济增长格局之所以会走到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其原因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指由投资周期结束和外部国际经济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动进行的宏观紧缩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当已经出现了内生性经济减速趋势的时候，仍然把保物价而不是保增长放在首位，仍然实施宏观紧缩，就是典型的宏观误操作，其结果就是使经济增长加速进入“滞胀”格局。
    当然，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导致的滞胀，是一个国际性的新现象，也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新课题。最近已经有许多人在把目前已出现的滞胀苗头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相类比，并且提出应当用美国当年的办法来解决滞胀，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当年“滞”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情况类似，即由于分配矛盾产生了严重生产过剩，导致最终需求严重不足与经济增长停滞，“胀”则是由于采取了宏观扩张政策，财政与货币双放松，结果是经济增长起不来却引出了严重通胀。到里根时代，采取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用减税来刺激供给，用极高的利率来抑制通胀，才走出了滞胀格局。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不一样，主要区别是“胀”的动力来自成本推动而不是过多的货币需求拉动。前面分析已经说明，在未来中长期内人口要增加，耕地要减少，而宏观紧缩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减少人口，所以是无效。同时，美国资产泡沫的崩溃导致国际投资资本大量向商品期货市场转移，从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输入型通胀，这也是中国一国的国内货币紧缩政策所不能改变的。
    需要得当的宏观调控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怎样应对，就需要有新思维。我所认为的新思维主要有两条：
    首先，在成本推进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增长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对付通胀就有了收入保障。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物价稳定而牺牲了经济增长，导致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通胀率，其结果就是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通胀率在10%以下，经济增长率是超过了通胀率。反观西方国家，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0.9%，CPI是4.3%，通胀率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以上;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是3.5%，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60%。通胀率高企而经济增长率缓慢，这才是严重不利的宏观形势。在发展中国家，目前越南的经济形势很不稳定，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虽然还有7.4%，但同期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胀率也已经比增长率高出两倍。所以，要把握好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在高通胀时代构造出一个较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格局，则可能应当把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控制在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胀率，这可能还是一个理想指标。
    其次，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各国通胀率的发展就是各国商品和资产相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则中国国内通胀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升值，尤其对资产价格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国际资本来说则构成了吸引力。越南目前酝酿的金融危机，其国际背景是越南已经出现了持续贸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续贬值，再加上严重的通胀，就构成了金融危机的条件。但中国很不同，不仅有能力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更以产业结构向重制造业升级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球产业资本的新一轮流入。同时，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为标志，全球货币资本已经开始了向物质产品的回归，中国以庞大的物质资产规模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吸引全球货币资本流入的一个中心区域，这才有了4月份单月外汇储备增加745亿美元、前4个月新增外汇储备2284亿美元现象的出现。所以，只要在通胀过程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就不必担心外资大规模流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从这个角度看通胀、增长与汇率的关系，只要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0，较高的通胀水平就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大的威胁。
    言至于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方向到目前已经必须转轨了，这个转轨是因为经济增长与通胀关系的格局已经进入了转变点，已经开始转向“滞胀”阶段了。而宏观调控转轨的核心是货币政策，目前现价GDP对广义货币M2的比率，已经从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在6月6日央行进行今年第五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后，估计二季度这个比率还会下降，而这个比率的下降，意味着货币供给在满足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构成的货币需求后，已经极大压缩了实际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货币需求，在现行生产流通和资本市场运行中，也的确已经发生了资金供应的全面紧张情况，如果继续紧缩货币，就会加快滞胀的发展速度。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供给不足，必须靠制造金融泡沫产品来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但是目前金融泡沫破了，物质产品的供给链就断了。中国则是物质产品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只要能创造出需求，经济增长就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只要宏观调控得当，中国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保持“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