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多来，全球石油、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物价出现了持续、快速的上涨，有50个国家的物价出现二位数的上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红利”的高回报和世界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重大转折。因此要搞清楚当前全球性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还需从“全球化红利”和世界经济周期说起。

    始于上世纪最后约20年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印度加上其他一些转轨和新兴国家近37亿人口的国度内，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发达国家资本的重新配置（仅金砖四国的外资流入占全球的比例，从200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15%，扩大了三倍），促成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一大批以出口为主导的新兴国家在取得高增长的同时，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便宜商品。使得2003-2007年期间，出现了典型的全球高增长、低通胀。全球GDP平均增长4.9%，物价上涨3.6%，（而1998-2002年，GDP与物价分别为3.4%与4.4%）。当然，在短短几年内，随着几十亿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石油、粮食、矿产等大宗自然资源自然会产生需求提高的压力。但是，如果此期间全球货币供应较紧，欲扩张的需求得不到货币供应的支持，物价不可能飞速上涨。

    然而，恰恰这一轮促成世界经济周期上升的主要力量——新兴国家的快速增长基本都是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又程度不同的实行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出口快速增长，外汇增加，尽管一些国家央行在进行对冲，但仍然容易出现本币流动性宽松和利率较低的局面，进而放大国内需求。另一重要的方面，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及俄罗斯等产油国家，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积极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需要寻找投资的出路，这就为美国拼命扩张美元供应和信用提供了可能性。

    因为此时期，美国经济刚刚走出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的阴影。美国出于本国经济利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需要不断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不断降息，长期利率由亚洲危机后的6%下降到2008年的4%左右，另一方面，美国默认金融机构向全球发行大量的次贷产品以扩大信用，扶植房地产市场。随之房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财富效应，促使居民扩大消费，使得美国国民在充分享受新兴国家提供便宜商品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此时期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巨额开支需要大量发行国债。正是房地产市场和战争国债的大量融资需求，即贸易和财政的巨额双赤字，在支撑美国经济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给许多国家的巨额美元储备找到了出路。也就是说，正是美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的固有矛盾，趁新兴国家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未到位的时机，向全球投放了大量的美元，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缺口。供需矛盾和信用膨胀积累到一定地步，全球物价不可能不快速上涨。加上市场上多年积累的大量过剩的资金，在面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又基于全球实体经济供需面的失衡，加上生物能源、自然灾害等因素，就趁机推波助澜进行投机冲击，这就必然造成近年内石油、黄金、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的轮番上涨。所以，归根到底，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全球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上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和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果从货币找原因，应该说是全球的货币原因，而不仅仅是一国的货币原因。

由此，进一步的判断是：

    1.这一轮全球性通胀的深层次原因，是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矛盾未能彻底解决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简单讲，是全球化因素和美元因素。这与七、八十年代纯由石油供给短缺引起的全球物价上涨原因不完全相同。

    2.既然全球性物价上涨是全球化与美元因素的矛盾反映，从世界公平与和谐的角度思考，要继续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增长，相关国家都应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协同合作，紧缩信用，减少需求，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更应该多做贡献。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内保持人民最低生存需求的食品在CPI中的比例相当悬殊（美国13.8%，欧盟19.6%，中国与印度分别达到33%和57%），因此粮价的上升对一国社会稳定的危险性显然不同。如果经济规模最大的发达国家不主动压缩需求（即美元停止贬值或加息），在全球物价不断上涨的压力下，只能使众多的风险防范能力弱的新兴国家和小国提前“买单”，如前一时期因物价原因引起海地总理下台，近期的越南危机等。

    3.既然这一轮全球性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世界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上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结果，而扭转这一供需失衡局面又涉及各国的经济利益，此局面能否扭转、如何扭转？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博弈与协调，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国在“以加息压增长”面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最明显的例证。因此可以预期，今后二、三年内仍会是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和物价的高水平运行。

    4.就世界与中国物价关系而言，中国物价的上涨中有世界因素，世界物价的上涨中同样有中国因素。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动紧急“刹车”，以控制物价为宏观调控的唯一目标，大幅减少需求，自然是对稳定世界经济作出大贡献。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过快，代价巨大。就国内而言，人均收入低下，每年又面临1000万人新增就业压力；就全球而言中国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对全球GDP贡献率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经济不讲代价的紧急“刹车”，对稳定全球经济也极为不利，容易助长全球性的“滞涨”局面。因此，对中国经济的挑战而言，一味压物价绝对不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首要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在保增长与压物价之间取得适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