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际粮价自2002年开始上涨，近年来涨势加快。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仅2007年一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今年更是涨势惊人。2008年3月27日，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泰国宣布，其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每吨760美元；4月17日，泰国大米爆出1000美元/吨的天价，比3月的米价整整翻了一倍。 据世界银行报告，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储备急剧下降，到今年4月只够维持53天的消耗，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降低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迄今已经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大米出口国柬埔寨、越南、埃及宣布禁止、减少或暂停大米出口[2][9]。
在国际粮价大幅攀升、全球爆发粮食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粮食总产连续四年丰收，夏粮连续五年丰收[12]，国内的粮食价格在政府管制下走势平稳。目前，国内小麦价格比芝加哥粮食市场低30％左右，大米价格仅为泰国的1／3、越南的1／2左右[1]。国内外粮价的巨大落差使一些地方出现粮食走私现象[5]。由于粮价上涨不能弥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增加，国内的种粮比效益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耕地大面积荒废，一些水稻主产区出现了双季稻改单季稻的趋势。农民也缺乏保护和养护耕地的热情，加上建筑占用和自然灾害的损毁，中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全国耕地面积正越来越逼近18亿亩“红线[2]。
在这种形势下，调整我国粮食价格已经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这是扭转农业生产不利局面和确保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以下略作分析，并运用价格双轨制原理提出一套风险小、代价低、易于实施、可兼顾多目标的推进方案构想。
一、粮食价格改革的必要性
1、现行粮价使粮食种植业难以为继
从1996年到2006年的近10年间，我国消费价格年均仅上升0．9％，小麦、大米、猪肉等价格直到2006年仍低于十年前的水平[1]。
近年来柴油、化肥、农膜、农药、种子等价格不断上涨。 2007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最高点接近140美元/桶，推动了以石油为原料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扬，增加了粮食的种植成本、加工成本和运输成本[12]。比如，化肥“二胺”在年初的时候140多元一袋，到7月已经涨到了260多元[3]。据河南省供销社的统计，与上年比市场上的尿素涨11.7%，碳胺涨40%，种子、农药上涨20%左右。仅农资价格上涨一项就使粮食生产成本每亩上升23%以上[11]。
与此同时，政府严格控制粮食价格上涨，使种粮比效益迅速下降。浙江衢州1000亩规模的种粮大户前几年一亩地的净利达300－400元，去年就减到100元以内[8]。抛开人工费用，今年种植小麦的每亩成本已经达到600元，按亩产小麦1000斤，售价0.77元/斤计算，每亩小麦的纯收入只剩150元左右，而在2007年还是400元左右[3]；河南省平均每亩小麦纯收益仅80多元，相当于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1]。根据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中心副主任许为刚的调查，2007年河南纯种粮农户劳均年收入为1300元，而种植高效经济作物的农户劳均年收入4500元，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年收入达到9600元[11]。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下降。对东北、华北、江西等地农村的调查发现，部分农民从种植粮食作物转为种植油料作物；南方一些水稻高产区已经出现了双季稻改单季稻的情况[6][8]，一些地方发生土地大面积摞荒现象[16]。
显然，我国相对过低的粮食价格若不调整，粮食种植业是难以为继的。
2、加大财政补贴不能弥补粮价亏欠
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按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梯次构建支农惠农的长效机制。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创历史新高。目前，针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就有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直接补贴等三种以上，每亩从25元-75元不等，这些补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粮价亏欠，但是作用有限，种粮比效益低的问题仍越来越突出，2004－2006年，我国粮食每亩实际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和320元，呈下降趋势[5][11]，今年更是呈加速下滑的趋势。
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3]。虽然可以呼吁政府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但是情况不容乐观，即便政府能做到也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照顾弱势人群的政策往往难以执行，财政补贴款可能在各个环节被截留侵吞。如2004年陕西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资金被挪占侵吞的比例超过99%[15]。资料显示，有些地方的种粮补贴基本没有落实到真正的种粮人头上。
另一方面，即便有限的财政补贴能发放到位，效果也无法替代粮食价格调整。2007年9月，我国稻谷、小麦、玉米收购价格与2006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8.5%、10.5%和15.6%。分析显示，2007年上半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村居民人均增收217元，增长11.5%。若通过直补等措施使农民人均增收217元，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6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一半[17]。如果按全国耕地18亿亩计算，则意味着中央财政需要增加转移支付1800亿元才能弥补每亩100元的成本增量。
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74元，占现金收入的32%，比上年增加了200元，增幅高达17%[19]。5年前，珠三角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每月600至700元，现在提升到1,600元[20]，工资大约年均增长200元左右。这意味着即便农业生产资料不上涨，国家财政也需要每年增加1500亿元的农业补贴才能弥补种粮比效益的下降，5年时间每年的农业补贴额度就需要扩大7500亿元，这已经超过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一倍。
可见，靠财政补贴继续维持我国目前的低粮价是不现实的。
3、国际市场不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在我国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国际市场能否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呢?分析表明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
以大米为例，这些年国际大米市场正常年份的贸易量在3000万吨左右，2006-2007年度世界大米产量达42910万吨，贸易量占产量比例不足十二分之一。2007年度国际大米贸易量为3100万吨，2008年印度、越南等主要大米出口国家减少的大米出口量仅300万吨左右，约占国际贸易量的十分之一，就使得国际大米价格大幅上涨(涨幅近1倍，见前言部分)。2007年我国稻谷产量为18549万吨，按照70%的出米率计算，大米产量约为12980万吨[4]，这意味着即便我国的大米年产量下滑3%，也足以推动国际大米价格成倍上涨。
从目前到2030 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还要增加近两亿，按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人均年粮食消费500 公斤的标准计算，到2030 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就是7·5 亿吨，如果未来20 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出量只能达到5·5亿吨，缺口就是2 亿吨[10]，缺口比例达36%，这显然是国际市场绝难以承受的。
4、粮食价格改革已没有再拖的时间
过去10年，我国人口净增加9000多万。目前全国到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务工农民有2．26亿人，这些人过去在农村种粮、养猪，现在到城市务工，需要买粮、买肉吃。短短10年城乡居民购买食品的支出增加了80％以上，肉类增加了三成，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分别增长40％和60％左右[11]。
“十五”期间（2001～2005 年）我国年均新增人口量才刚刚超过800 万人，根据有关预测，包括2008年在内的今后三年新增人口将超过5100 万人，年均超过1700万人，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对食品需求的压力也会随之上升，从而形成对消费物价上涨的新压力[10]。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耕地日益减少、淡水资源日益短缺、自然条件日益恶劣、农民也日益缺乏种粮和务农的热情，农业劳动力素质也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而呈结构性下降。
在农业要素供给下降而粮食需求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必须及时提升粮食价格才能提高农业效率、改善农业要素的供给和鼓励粮食的节约。所以，我国的粮食价格改革已经不能再拖。
5、粮价改革符合中国农业模式选择
农作物种植业与其他产业最为重大的区别，是其产能扩张受制于自然条件，而资本投入只能替代劳动而不能扩张产能。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种植业的比效益将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农业的运营能够持续下去，必须采取如下措施中的一项或数项，即：
（1） 提高农业的补贴；
（2） 扩大经营的规模；
（3） 提高农产品价格；
在发达国家中，通常是多项措施搭配使用，并形成了以某项措施为主导的三种典型的农业模式，分别是欧盟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其中，欧盟模式是以高额农业补贴为特征的模式，美国模式是以扩大经营规模为特征的模式，日本模式是高农产品价格为特征的模式。在这三大经济体中，都不是单纯地采用一项措施，其共同之处是都采取了较高的农业补贴，以此减轻其他措施的压力。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尽量发挥精耕细作的优势，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单产量是明智而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规模经营的美国农业模式不适合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承受日本那样的高农产品价格，也不大可能承受欧盟那样的高农业补贴，故而日本农业模式和欧盟农业模式也都不适用于中国，至少一定时期内如此。
鉴于此，符合中国国情的较合理的农业模式应该是“适当的农业补贴+适高的农产品价格”。这种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价格总体上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受其影响，部分畜产品（如猪肉）和奶制品的价格也会高于国际价格。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中国丘陵山地多、平原面积小；平原较多的三北地区日照充足、日温差大；加之中国地域跨度大、劳动力丰富，故而在水果、蔬菜、特种养殖等农副产品经营上具有国际比较优势，这些产业的附加值又通常较农作物种植业高得多，因而有利于冲销高粮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营销得力，我国在大宗农产品（粮食、猪肉、蛋、奶等）价格上调后，仍有望总体上维持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顺差，而且还可能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而逐渐扩大顺差，从而使我国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可以看出，所谓“适高的农产品价格”主要是针对大宗农产品，如粮食、猪肉、禽蛋、牛奶等，对于水果、蔬菜、特种养殖品等类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价格仍有望维持在低于国际价格的水平。
目前，我国的粮食收购价格与其现金成本基本接近，尚不足以弥补其全部的成本投入（如劳动力成本、地力消耗、农家肥等）。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我国的粮食产量势必大幅滑坡，或随着粮价波动大起大落（市场的蛛网效应），这无疑会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会使农业陷入长期的衰退，使我国丧失成为农业强国的机会。
长期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除非逐步提高农业补贴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弥补种植业比效益的下降，否则即使不主动进行粮食价格改革，我国粮食价格也会被动提高。相对而言，主动调整有利于控制风险和协调解决问题，防止粮价大起大落造成的社会冲击和对农业的破坏。
因此，我国粮食价格上涨不仅是必要的，长期而言也是必然的，主动推进粮食价格改革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的粮食价格改革是必要的、紧迫的，也是无法回避的，时间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改的问题。
二、粮食价格改革的风险问题
尽管如此，粮食价格改革的风险仍令许多人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粮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又是食品工业的上游原料，我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几乎都与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密切相关。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并不富裕，许多农民也要购粮吃。现阶段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粮食涨价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13]，社会影响面无疑是巨大的。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物补贴来减少社会冲击，但一则会加重财政负担；二则国家大、牵涉家庭多，又是长期性的操作，财政补贴政策的执行可能遇到很多问题，很难确保这些补贴总是及时、足额地发放到需要的家庭。所以，将粮食价格普遍性地抬高具有相当的风险，即使周密部署也难免不出茬子。
当然，如果拒绝、拖延改革而导致粮食价格被动抬高的风险同样是巨大的，而且后者的风险更加确定。
三、粮食价格改革的推进思路
考虑到粮食价格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骤然放开粮食价格可能造成的社会冲击，以下提出一套运用价格双轨制原理的推进方案，这是以超市销售撬动农业大局的大胆构想，理论上具有风险小、代价低、操作灵活，可兼顾多目标的优点。
笔者认为，如果实施顺利的话，该方案有望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持续提升农业收入，并使我国粮食种植业的品种不断优化，农业新技术和绿色环保的标准得以自发推行，从而扭转近2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加剧农业衰退的困局，使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方案内容简述如下——
方案要点：
1、由中粮集团（假设的国家授权主体）和一些城市的连锁超市签订代销协议，在其超市里增设“高档粮”和“中档粮”两个专柜，货源由中粮集团提供； 该代销协议具有排他性，入选超市不得与其他主体签订类似协议；
2、高档粮的价格一般是平价粮10倍以上，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品种优良、口感良好、营养价值较高、农药残留率低、主要采用有机肥种植的优质绿色环保细粮；另一类是有特殊营养和保健功效的地方特色杂粮；
3、中档粮的价格约是平价粮的5倍左右，主要是品种较优良、口感较好、农药残留较低，较少施用化肥的绿色环保细粮；
4、平价粮是一般品种的大米和小麦，其价格受到监控，如果平价粮的价格上涨过快，中粮集团有义务增设“平价粮”专柜，以稳定的平价保证供应；
5、高档粮和中档粮的品种由中粮集团研究后确定，种植户和种植地须经中粮集团认证。一般严禁在>25゜的坡耕地上种植，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受到严格控制，鼓励采用生物多样化等先进种植技术。中粮集团与种植户签订长期协议，中粮集团提供技术指导、质量监督和相关的支持；
6、中粮集团关注各城市、各超市的粮食销售情况，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高档粮”和“中档粮”的种植面积和供货量，并提供平价粮的不中断后备供应；
7、对于土豆、甘薯等大宗性杂粮，原则上不纳入高档粮品种，其价格和供求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不作干预；国家鼓励和支持土豆、甘薯的种植、加工，并建立深加工厂以消化过剩产量；
8、玉米原则上也不纳入高、中档粮品种，但某些产地集中、产量有限、又有特殊品质和功效的品种除外,其余大众性品种的价格和供求完全由市场决定；
9、平价粮也可参照上述原理适度拉开不同品种的价格档次,并视情逐步提高基准价格；但低档次的平价粮必须保证供应且符合健康食用的品质标准；
10、中粮集团销售高档粮和中档粮所获利润的至少50%以上（具体比例待议）用于建立“平价粮补贴储备金”，专项用于粮价大幅波动时的平价粮价格稳定。
解释说明：
这套推进方案暗含了价格双轨制原理，具有风险较小、进退自如、操作灵活、易于实施，可兼顾多目标，而且不增加财政负担等优点。
首先，提价的幅度虽然很大，但范围限于被选定的地方特色杂粮和少数优质品种的细粮，大众品种的细粮和大宗杂粮并未受到影响，消费者可根据购买力选择适合的粮食品种，从而控制和减少了社会冲击；
其次，中粮集团虽然获得了销售特权，但也承担了必须保证平价粮供应不中断的义务。在既定的销售量下，高档粮和中档粮的提价幅度越高，其保障平价粮供应的能力也越强，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对种植户和种植地的认证既是推行质量、环保标准的要求，也保证了方案实施的可控性；由于代销协议的排他性，又由于特色杂粮和特定优质细粮的粮源容易垄断，这就保证了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第四，近年来一些杂粮、“天价”大米在我国部分城市的销售案例[14][18]证明，“高档粮”和“中档粮”的需求不小，这种需求还会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从而使“高档粮”和“中档粮”的种植比重和销售量不断提升，这无形中起到了增加农民收入、优化粮食品种、推行绿色环保标准和农业新技术的作用；
第五，以上操作不涉及农业基本政策的任何调整，而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且基本是市场化操作，其试点布局、具体的方案设计都可高度灵活，方案实施可进可退，因而基本不存在改革阻力和政策风险问题。
第六，本方案将价格双轨制与粮食品种、绿色标准和质量等级挂钩，这一方面减少了改革风险；另一方面减少了监管成本，而且使粮食品种、质量的改善和推行绿色环保标准获得了自发的动力，这是有别于传统价格双轨制的重要改进。
第七，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看，本方案建立了以富人补贴穷人的制度，因而得以摆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整个改革能否最终成功，与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抛砖引玉性的初步框架构想，实施主体“中粮集团”也是假设的，具体方案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调整、完善和补充。
参考资料：
[1] 郑新立、申剑丽：“用三年时间理顺十年积累的价格扭曲”,《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7月14日第39版
[2] 林毅夫：“中国粮食安全绝不是高枕无忧”，2008-4-17，中国经济50人论坛，http://www.50forum.org.cn/MediaCommentdetail.asp?MediaCommentID=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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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永军：“中国商品已成全球‘价格洼地’?四明显错误”，2008年07月11日，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zgysj/200807/11/t20080711_16121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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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杰：“受制粮价 农产品期货多空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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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腾讯网：“全球粮食储备只够维持53天”，2008年04月14日，来源：武汉晨报，http://news.qq.com/a/20080414/001832.htm
[11] 张百新 訾红旗 林嵬:” 小麦主产区丰收使中国粮仓更加殷实”, 2008年05月29日, http://news.sohu.com/20080529/n257162592.shtml
[12] 任兴洲、王微、程国强等：“2008年下半年我国粮食市场形势与调控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8年8月25日
[13]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8年5月8日，http://www.50forum.org.cn/Articledetail.asp?ArticleID=3367#
[16] 吴红缨、宋超：“连续两年撂荒由发包方收回”，《21世纪经济报道》2008-02-21第08版
[17] 程国强：“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与调控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7年第249号，2007年12月22日
[19] 张育林：“解决农民增收难要从流通产业入手”，《经济观察报》2007年11月12日第16版
[20] 《东方信邦》3543-1，2008年9月4日，“广东工资大涨，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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