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效率低的问题一直备受诟病。我们知道，经济效率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是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的产值规模，这是由技术最终决定的；二是成本，即单位产值的消耗，这是由制度最终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生产率水平提升较快，但是成本的下降相对缓慢，这就导致了粗放式的增长，即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经济增长。
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还不到4%，却消耗了全球8.1%的石油、5.4%的钢材、32.4%的水泥，消耗了全球原材料增量的71%左右[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报告，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资源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资源绩效指数列世界5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3.7%）的第54位[1]。以水资源消耗强度为例，中国的单位GDP耗水比较高，按汇率法计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约5倍，是美国的约10倍，日本的约27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单位GDP耗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美国的2.2倍,日本的2.1倍[2]。资料显示，我国化工生产能源消耗损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4倍[3]，采暖用能平均水平是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的3倍，能源系统总效率为9.3%, 只及发达国家的50%左右，大量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6]。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报告《气候变化解决方案———WWF2050展望》，称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落后10个百分点，相当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3][4]。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给中国乃至全球的资源、环境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也成为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的预期目标，同时要求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很多专家们认为，“十一五”时期，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难度相对较小，而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的目标难度相对较大[6]。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前面提到，决定经济效率的两大关键因素是技术和制度，而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看，制度的落后可能是主要的，这从一些具体例证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比如，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制定了节能建筑的强制性设计标准，按照这个标准设计可以做到节能50%。但该标准实施多年了，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在新建筑里估计不到10%，城乡建筑总量中可能不到1%。类似的问题其它领域也同样存在[6]。这说明制约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制度因素。
迄今为止，我国在制度改进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缺乏实际的措施。笔者认为，这与学者们对成本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深有关，更深层原因则是现行的制度经济学在定位和研究方向上存在缺陷，其客观上造成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空白，也降低了制度经济学的功能、地位和吸引力。为理解这一点，同时推进中国的制度改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弥补经济学理论的缺憾，以下阐述成本核算影响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现行制度经济学的局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成本核算与经济的效率
成本核算是科学组织生产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计成本，而是无法计算成本，尤其无法计算人力成本。因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就无法进行经济计量和成本核算，也就无法科学地组织生产。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即使主观上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客观上也难以做到。
在众多生产要素中，惟有人的成本弹性最大。所以，对于无法进行科学成本核算的经济体制，当面临外界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控制成本时，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压缩人力成本，如压低工资和消费水平等。由此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低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以人为本也可能最终沦为一句空话，经济建设的成就往往是以牺牲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成本构成的主体是要素的价格，而资源以外的要素价格在经济学中可以统称为租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由要素使用权市场决定的，包括资金借贷市场、设备租赁市场、房地产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许可市场、特许经营权市场等。如果要素的使用权市场不健全，就会产生寻租腐败。
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率，在制度方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成本的构成是否合理；二是租金的形成是否合理，以下略述之。
（一）关于成本的构成问题
在产权不明或产权公有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成本无法在资源价格中体现出来，因而无法纳入成本核算，这就会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一旦资源价格上涨时，还会导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如果资源的产权是明晰的，则资源的稀缺性成本就会在资源价格中体现出来，如果资源价格上涨是资源稀缺造成的，这种稀缺就会反映到资源的远期价格中，从而使矿产主减少资源的开采以等待更有利的价格。所以，同样是资源价格上涨，其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会导致资源的节约，而在产权不明的情况下会导致资源的滥采，两种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在成本构成中，难度最大、问题最多的是社会成本的核算，这个难题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存在的。忽视社会成本是使环境污染加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三种：
1、公共产权的私有化
将公共产权私有化可将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从而解决成本核算的漏项，这种思路主要适用于土地、矿产等资产（根据科斯理论，私有产权可有效地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前提是这种产权可以被清晰地界定）。
2、社会成本强制承担
在大气、土壤、河流等污染治理方面，适合采用由污染者强制承担社会成本的办法，如可采取给污染定个价，由污染者缴纳污染处理费和进行污染权交易等。
3、公共资源自治管理
对于产权不宜私有化、外部收益和成本又难以测定（或测定成本很高）的公共资源，可交给利益相关方通过民主程序自行管理，如此一则可以培养草根民主；二则可以因地制宜、因情制宜灵活决策；三则有助于降低政府监督的成本和责任，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扁平化。这种思路适用于公共用地、公用设施、公共资金等资产的管理。其中，农村公共资金的民主管理可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内容。
所以，在计划经济体中，存在成本核算无法实施的问题；而在转轨经济体和市场经济体中，则主要是成本构成有待完善的问题。一般说来，资源稀缺成本没有体现到资源价格中是转轨经济体容易出现的问题，而社会成本的核算难题对于转轨经济体和市场经济体都是存在的。
（二）关于租金的形成问题
租金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基本的经济制度设计，与之相关的制度也是政治体制的基础。租金的形成取决于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而影响到成本和经济的效率。
任何要素如果没有价格，就不得不进行非市场化的分配（如计划分配、协议分配等）。无论何种形式的非市场化配置，其最终都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
那些绝对短缺而又不可或缺的基础必需品，非市场化分配往往是必要的，否则其价格就会失控，进而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和人道灾难。
非市场化分配可以解决公平问题，却无法解决效率问题，而且堵死了运用市场机制调动资源来扩大供给的道路。所以，当某种必需品由于短缺而转入非市场化分配后，这种短缺就变得无法解决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是一种常态，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短缺通常只是暂时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便某种资源处于绝对短缺的状态，市场机制也会找到替代品来满足需求，从而间接地消除这种短缺。
在分配方面，非市场化分配也只是暂时解决了公平性问题，时间长了就会滋生寻租、腐败而损害公平。所以，从市场分配转向非市场分配的过程，短期看是牺牲效率换取公平，长期看是以隐性租金替代了市场租金。隐性租金的收取人主要是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官员，而市场租金的收取人是财产所有人。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市场化配置虽然不够公平，但是最有效率；非市场化配置虽然公平，但是没有效率；而寻租腐败损失了一部分公平，也引入了一定的效率。市场化配置对应的是市场化租金，非市场化配置对应的是零租金，而寻租腐败对应的是隐性租金。隐性租金介于市场租金和零租金之间，其提供的公平与效率也介乎两者之间，因而可以称之为准市场租金。从这个角度看，腐败并非全无是处，其至少比绝对非市场化分配更有效率。
但问题是社会不能容忍腐败。在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政体中，社会或许能够忍受长期的贫穷、落后、专制和愚昧，但却从未见到任何一个社会能够长期忍受严重的腐败。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社会舆论无不对腐败深恶痛疾，反腐败也几乎是每一个社会都颇得人心的举措。
所以，隐性租金的滋生与蔓延必然引发社会的不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总需求的膨胀，各种要素都会越来越稀缺，市场租金也就越来越高，隐性租金随之抬高。这必然使社会的不满日趋严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既然社会危机是隐性租金引发的，其结果当然是要清除隐性租金。这种清除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右向的改革，即建立要素流通市场，以市场配置替代政府权力主导的配置，从而将隐性租金转变为市场租金。另一种是左向的改革/革命，即严厉打击腐败，彻底消灭租金，恢复绝对的非市场化资源配置。
表面上看，右向的改革和左向的革命都消灭了隐性的租金，前者牺牲了公平换来了效率，而后者牺牲了效率换来了公平，两者似乎各有千秋。然而根据前述原理可知，左向改革只是暂时抑制了腐败，只要短缺没有消除，零租金和市场租金之间的落差就会产生腐败诱惑，经济越发展，市场化租金越高，诱惑也就越大，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腐败寻租必然重新抬头，即使铁血高压政策也无法根治，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最后又会来个总爆发。所以，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不是打击寻租和侦缉腐败分子（尽管这是必要的），而是要素市场建设。
与一般商品市场不同，要素市场分为使用权市场和所有权市场两个层面，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功能、特点是大不相同的。要素使用权市场包括厂房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设备租赁市场、资金借贷市场、特许权市场等；要素的所有权市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产权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知识产权市场等，其中知识产权市场是一个相对新的产权市场，而劳动力市场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市场，这是当今文明社会注重人权的表现和结果。
显而易见，对生产资源配置起直接作用的是要素使用权市场，要素使用权价格是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因素，直接影响经营和产出；而产权市场主要关系到租金收入的分配，进而影响信用的扩张和资本的形成。这意味着决定经济运行效率的主要是要素使用权市场，而决定经济运行规模的主要是产权市场。换言之，一个现代社会的国家如果处于短缺状态，可能是产权制度存在问题；而如果是经济效率不高，则可能是要素使用权市场存在问题。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不难判断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只能解决农业的生产效率问题，却不能解决农业资本的缺乏问题，而农地私有化才是解决后者的有效途径。
要素的使用权市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泡沫，即便有也会在一年左右消减，这是因为购买要素使用权的经营者通常都会进行年度的利润核算（这不仅是经营管理的需要，也是税收的要求），如果要素使用权价格存在泡沫，就会削减年度的利润，进而使要素需求和价格的下跌。相比之下，产权市场很容易出现泡沫，因为决定产权价格的不是对要素的实际需求，而是要素的收益（包括租金收入、转让溢价）预期，故而基准利率、市场容量、市场信心（一定程度反映到市盈率上）等因素都会影响产权价格，其中市场信心是极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当经济向好的时候，资产的价格通常都会出现泡沫。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房地产价格出现严重的泡沫，但很少看到房地产租金出现大的泡沫。当房地产价格高速飞涨的情况下，房地产租金的价格常常变化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下跌。
目前，我国缺乏租金方面的统计，现阶段只能通过财产性收入数据来估算租金收入的规模，两者的口径差别不太大，但是官方的统计忽略了隐性租金部分，而隐性租金在我国现阶段可能大大超过了市场租金的规模。
根据上述原理，不难诊断出我国经济效率低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资源体制的缺陷导致资源的稀缺成本没有充分反映到资源价格上；二是污染等社会成本没有进入成本核算；三是要素市场缺陷导致租金的形成不够市场化。
正是由于成本构成和租金形成的不合理，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模式，同时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社会福利损失，并减少了就业的增长，导致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
二、现行制度经济学的局限
以上所阐述的原理，本应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但现行的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涵盖这些内容，而主流经济学则缺了成本构成与租金形成的分析，从而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空白。这与制度经济学早期的定位缺陷和研究方向误区有关，深层原因则是学术界对成本核算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缺乏认识。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主流的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制度经济学属于与其对立的旁支学派。然而，综观整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学理论少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成本理论，而这部分内容应属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但奇怪的是，在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以前，制度经济学甚至并不探讨成本问题，迄今对成本的探讨也主要限于交易成本。而根据本文的原理，交易成本实际上只是成本构成中相当次要的一个部分。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制度经济学的定位错误和研究局限有很大关系。
因为制度经济学最初是以反主流的姿态出现的，其试图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市场的功能，这注定了其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而且为主流经济学所排斥。该局面直到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后才发生改变。诺斯（D·C·North）说，有了“交易成本”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变迁的方式，才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诺斯因此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10]。
可以看出，诺斯在经济学领域具有极高的悟性，但其仍没有认识到成本核算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因而未能作出将制度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第三部分的判断，这也反映出其是对经济的运行原理理解尚不透彻。
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至今已有近80年时间，新制度经济学至今也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由于上述局限，制度经济学虽然成果丰硕，但是内容宽泛而不着重点，理论空洞而缺乏价值，文字玄绕而又晦涩[7][9]，减弱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吸引力，这种局面在科斯和诺斯之后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还远不到位。
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不应作为与主流经济学对立的支派学系，而应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共同组成主流经济学，其中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基础，宏观经济学以货币理论为基础，制度经济学以成本理论为基础。此外，治理问题研究应是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柱，而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将来可从制度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中观经济学（本人将另行专文探讨）。
总结：
1、科学的成本核算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关键，而决定成本的制度，主要包括成本的构成制度和租金的形成制度两个方面；
2、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成本无法在资源价格中体现出来，从而会导致资源的低效使用和滥采；
3、将社会成本纳入成本核算是解决污染等公共问题的关键，具体操作时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用的措施，如公共产权的私有化、社会成本强制承担、公共资源自治管理等；
4、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不够公平，但是最有效率；非市场化配置虽然公平，但是没有效率；而寻租腐败损失了一部分公平，也引入了一定的效率；
5、如果要素的使用权市场不够健全，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必然加重，即便采取严厉打击的手段也难以解决问题，故而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不是打击腐败（尽管这是必要的），而是要素市场建设；
6、要素市场分为使用权市场和所有权市场两个层面，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功能、特点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可能是产权制度存在问题；而如果是经济的效率不高，则可能是资源体制和要素使用权市场存在问题；
7、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只能解决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农业资本缺乏的问题，而农地私有化才是解决后者的有效途径；
8、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经济效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源体制的缺陷导致资源的稀缺成本没有充分反映到资源价格上；二是污染等社会成本没有进入成本核算；三是要素市场缺陷导致租金的形成不够市场化；
9、由于制度经济学早期的定位缺陷和研究方向误区，以及学者们对成本核算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认识不足，使制度经济学未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也没有将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基础，这导致现行的制度经济学学术体系混乱，理论宽泛、空洞、晦涩而又缺乏重点，减弱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吸引力；
10、从经济学理论的合理布局看，制度经济学不应作为与主流经济学对立的支派学系，而应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主流经济学，其中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基础，宏观经济学以货币理论为基础，制度经济学以成本理论为基础。此外，治理问题研究应是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柱，而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将来可从制度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中观经济学。
说明：
1）本文的租金，是指要素的使用价格；寻租则是指掌握资源分配权的行政官员利用该权力索贿受贿的情形，这种定义是基于阐述经济学原理的需要，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与学术界经济租金概念也有所不同；
2）我国经济效率低的问题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原因，本文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作出的诊断，揭示的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原因。
3）本人的分析表明，技术的进步从长期看主要由需求决定，对开放的经济体尤其如此，因而技术的提升与宏观调控等宏观经济政策有关。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信用结构不合理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而导致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缓慢（参见本人学术专著《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与应用》[8]）。
参考资料：
[1] 周宏春：“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几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第78号；
[2] 张军扩、高世楫：“我国初级资源的供求形势、利用效率和配置机制改革的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第110号，2006年6月9日；
[3] 蔡秀云：“我国能源产业调控政策探析”，《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91期；
[5] 中国电力报：“能源使用效率低是祸首 节能应成经济发展最强音”， 2006-7-24，http://www.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SS,20060724,30420269
[6] 张永军：“我国资源消耗强度较高的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2006-6-14，http://www.sei.gov.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73286
[7]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1版
[8] 宋鸣：《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与应用》，《发现》杂志2007年贺岁专刊；
[9] 黄少安：《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0] 百度百科：“制度经济学”http://baike.baidu.com/view/4822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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