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迅猛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经济发展很大的区域性不平衡格局。也带来了一个人口素质区域差异变大的严重社会发展问题。本文所指的人口战略,既不是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大家熟悉的一般人才问题.而是在此格局下,将有可能演化成一场严重的区域性人口素质变异。这一推测似乎危言耸听,然而大家都观察到一个事实。三十年前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流动,并逐年加大.其流动的特点和结果是,在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此之多的优秀人才几乎无一遗漏地,集中到如此之小的区域里。它潜移默化作用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为了便于说明,在这里把绝大部分县(市)、一大部分地级市和农村等落后地区设定为A区域,把以上海、深圳、北京为代表的发达地区设定为B区域,把大部分省会和部分相对发达城市设定为C区域。不用做过细的分析,大家对这三个区域的面积和人口比例关系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下面对中国在这些区域间发生的人口变迁特点做一粗略分析。

由于落后和封闭，解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最初的较大规模人口迁移，应该是随着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的脚步，留在全国各地的优秀军队干部。这是一次南北文化交融性的接触和结合，涉及人口虽然不多,但涉及面却覆盖了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对增进南北文化了解，提高国民素质产生过深远的意义。另一次是文革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次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大撞击，它所涉及的人口和涉及面都是空前的。由于时间的短暂,对人口发展未能产生根本性的长远的结构性变化。但对促进中国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融会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两次人口变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高素质人群和B、C区域人口向A区域的迁移。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使中国的人口流动逐年加大,成为一项从没有间断的正常的人口变迁。主要是升学就业人口和打工族的临时流动人口.以下仅对前者的特点和影响,做一阶段性讨论。在以下分析的是新生代优秀人才的变动,人口流出地均指A区域,比例仅为感知的模糊数据,不排除特殊性和相对性。

1.改革开放前,(不考虑文革中的人口变动)中国人口流动几乎是零。

 

      不足5%升学----其中的80%---回到A区域

优秀人才---20%招工、参军---其中的95%---回到A区域---95%以上留在A区域

       其余的一直留在A区域

 

2.改革开放初期的前五年.(历史原因造成老三届同考等原因)

 

        50%升学----其中80%-----回到A区域

优秀人才-----                                  80%的优秀人才留在A区域

            50%招工、招干顶编等留在了A区域

 

3.之后的十年(83----93年)

 

        85%升大学--不足20%---回到A区域

优秀人才--- 15%升小中专---100%---回到A区域----30%留在A区域

       (10%在职优秀人才-----离开A区域)

 

4.改革开放的后十五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B、C区域各类机构和企业对人才的容纳量持续扩大.除历史沉淀的优秀人才外,A区域优秀人才几乎无一遗漏地奔向B、C区域.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观察推断出一个可怕的结果.不出十年A区域将严重出现,优秀人口甚至次优秀人口的断裂层.这里的优秀人口(人才)指的是高综合素质人口,而综合素质指的是智商、情商和与之形成的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此而言书读得多或掌握多少现代技能和知识不等于高综合素质.虽然它们有一定的关联,在这里指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以上人口流动特点,仅从对A区域国家工作人员的观察来做一个粗浅的推测。在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由于逐年留下和返回的以及历史沉淀的优秀人才,可以说充盈了这一时期的A区域国家机关。特别是局、乡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整体综合素质都非常高.虽然,他们的文化层次当时并不高,大部分却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主要表现在判断处理问题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及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工农干部或高中文化,但在众多人群(其中不乏大量优秀人口)中能脱颖而出,可见其能力无疑是出类拔萃。到这一时期的后期,随着前期升学回乡优秀人才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使这一期间A区域领导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走上一个巅峰时期。但随着原有优秀人才的老化和新生代优秀人才涌出的不断升级。到改革开放的中后期,A区域普通公务员整体综合素质明显已大幅下降。反映出中层领导干部整体综合素质已进入一个较差水平阶段。目前县处级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还基本保留较高水平.换句话说,再不用多久这一区域的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整体综合素质,也将进入低水平时期。同样可知,A区域各个行业的高综合素质人才都已出现严重匮乏的局面。这势必严重影响到该区域经济下一步的摆脱落后和赶超发展。

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量的优秀人才和次优秀人才长期地、源源不断地、不可逆地从这一区域流出,必将使这一区域的人口发展出现严重的恶性循环.如果说人口遗传基因理论不需要进一步求真的话。那么,再过三十年或半个世纪,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人口整体综合素质将出现普遍的大幅下降趋势。换言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曾经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优秀人才的这一区域,若干年后将不再(相对而言)生产高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经济的不平衡,自然会产生人口发展的失衡状况。它的负面作用不是排山倒海,而是缓缓侵蚀。

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土地面积和人口远不足一成的B区域,发达程度是如此之高.而土地面积和人口远大于七成的A区域,却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状态。如果这种不平衡状态保持过久，势必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其中之一的人口发展不平衡问题,在A区域已经有了明显感觉。要改变和阻止A区域人口发展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促进优秀人才向A区域的回流。引导ABC三区域人口,逐渐形成相互流动的格局。

1、提高A区域人口总体收入水平,是促进优秀人才向该区域回流的根本途径。如(一)所提三个目标的实现。首先国家应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在短期内,消除国家公务员收入巨大的区域性差异。同是国家公务员,没理由至少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保持如此之大的差距.例如,在A区域中一个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仅3万元左右(有些恐怕还要包括没有兑现的津贴),一些年轻一点的公务员年收入不足2万。而B区域普通公务员年收入已达到8—9万元之高。国家应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务员工资津贴标准。一个除年限、级别、城市类别外没有任何差异的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差异已经不需要考虑,而住房补贴确定可做一个假设:以B区域按80M²、每平米8000元,20年结清计算,住房补贴约每月3000元. 再加交通费3—5百,中餐补贴3—5百。而A区域可按120M²、每平米3000元,20年结清计算,补贴约每月1500元,如双职工按揭期则为十年,标准可同比升降.面积差别是城市与城镇的拥挤差异.这样,公务员标准工资,同比仅存在2万元左右的类别差异.因此，在权衡工作生活压力、住房条件以及生活空间环境的基础上,人口向A区域流动将成为可能.国家和地方对经济总量低，发展慢的地区，只能适当降低工资城市类别和缩减人员编制。而不能随意降低或克扣公务员工资标准。公务员对国家的意义是绝对的一致,国家给他们应该的是公平,至少不能差别太大,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农产品和三产服务价格也会随本区公务员工资提高,而自然上涨.我们应该相信价值规律的存在,这种价格上涨始终是一个价值回归过程.但一产还必须借助政府合理的惠农政策作用。二产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关工资保护政策.才能达到这一区域国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

2、国家经济平衡发展是人口协调发展的基础.国家在下一个发展时期,应侧重培植A、C区域产业资本的长足发展，甚至施加适当的政策外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促进部分产业群向AC区域合理转移。这时B区域应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向金融和贸易中心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产业资本逐步合理分布和平衡发展。

3、重点抓好A区域生存空间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加大力度，使城镇建设朝合理化、园林化、文明化方向发展。农村则以改善居住环境、卫生环境、生态环境为主题，加快实现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由此可见,无论是现实感知,还是对三十年中国人口变动特点的推测.A区域的人才问题必将演化成严重的人口素质变异问题.它潜移默化的负面作用,最终影响着中华民族整体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撰写人：徐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