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消费、零储蓄、高负债的模式追根溯源始于货币，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美国没有谨慎对待美元的这种地位，而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滥用。费雪在1991年评论说“所有不可兑换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颇具远见地预言了今天的美国。
    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后，为什么还是被许多国家所持有？因为相比而言，美元还是较好的货币，其他货币更易被滥发。原本美元是好货币，其他国家只要盯住美元，滥发货币的几率就下降了；而在本世纪初前后，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全球独大之后，美国也开始滥发美元、大幅调低利率。
    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利率维持十年不变，美元滥发的影响就会传导到中国。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而美元价格波动会造成资产损失。另一方面，所有贸易顺差进入中国后都变成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向外增发。
    结果是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上证指数在一年半内从1000点猛增到6100多点，然后推动了房价的攀升，再刺激了CPI的高涨，最后迫使政府进行控制。这个链条当然还有不少辅助环节，比如大量的出口，低廉的电价、油价，环境污染留在国内等。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增长模式是否还能持续，以及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模式。根据目前的经验判断，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关键是因为美国的高负债、零储蓄的模式不可持续。
    通胀和资产价格都是货币现象。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首先是本币低估造成中国出口过热。正是因为部分人基于名义汇率给出的信息，向着外需的方向投入过量资源，才造成了现在的问题。当名义汇率不反映真实的相对价格时，真实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大量贸易顺差造成基础货币的大幅增发，价格便会上涨，PPI会上升，从而企业成本增加，最后会把汇率校正过来。
    其次，1997年、1998年之后国内发行了两万亿国债，内需被启动。在内需、外需双旺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了一轮又一轮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发生在某个产业领域，而是发生在许多产业领域。这背后有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货币的力量；而且还不是金属货币的力量，而是纸币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市场失灵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摆脱政府，因为货币只能由政府印发。货币一旦出错，整个市场就会出错。
    资产价格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在股指缩水后，不但出现了财务危机，对人力资本也造成巨大损害。股票的过山车坐过以后需要疗养很长时间，因为赚过快钱之后就会觉得上班好没有意思，整天考虑的就是股票什么时候能涨回来，而不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最后就变得没有竞争力。
    经济活动的体制障碍只有针对性强的体制性政策才能扫除。对经济下行的严重困难，我不认为仅靠松货币就可以解决问题。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也要看到，经济活动的体制障碍只有针对性强的体制性政策才能扫除。在这个意义上，应对当前困难局面，体制性政策要靠前。
    首先是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人们总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问题是价格体系能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的变化。不让兰州拉面涨价是可以的，但商家被迫把拉面做细，最后消费者不会受益。要是有人以降低品质来对付物价管制，后果就更严重。所以，即使CPI、PPI高企，也没有搞价格管制的道理。现在，物价环境松动，更应明令取消一般产品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让灵活的相对价格来告诉企业和顾客，引导供求之间的调整。
    进一步的价格改革，不但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务，还要推向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近年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是名义上的相对价格，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实际的市场相对价格。“管住”名义变量的结果，是误导产业和企业，延误经济调整的时机，到最后还是躲不开市场调整的现实。像汇率机制这样的问题，不准备重大改革，未来还可能再次酿成大祸。
    第二是减税。这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里已经安排了的，问题是力度可能不够。因为仅把投资活动的增值税率调低，在企业实际投资额大幅度减少的条件下，减税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么大。何况偏向投资的增值税减少，可能有歧视就业和消费的效果。建议把增值税平头减去若干百分点，给当下要倒闭的公司一个立竿见影的帮助。
    第三是扩大市场准入，继续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改革。中国的储蓄率不低，为什么大量转为对外债权，同时国内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原因很多，其中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不够有关。前几年的“非公经济36条”，有非禁即准的规定。1998年后，我国在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等领域有过破除行政垄断的举措，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的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作一个系统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再不把那些捆着经济实体的那些抑制性绳索解开，经济调整将更加困难。
    第五是这几年为了防过热，政府一直严控“土根”。现在有必要审时度势，适度扩大供地。更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增加国内投资和建设的机会和总量。
体制性障碍涉及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对经济行为影响极大。在货币政策已放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出台之际，需要体制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励人们的创业、投资和工作意愿。否则，修成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