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我国去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快速下滑，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据报道，中央将连续两年投入4万亿元，各省积极响应，也提出自己增加投资的计划，仅2009年总额已经达到18万亿元。如果各省的计划落实，2009年全年全国的投资总额为20万亿元。中央强调这次扩大投资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把重点放在民生和基础建设方面，社会各界反响很好。但也有不少人担心在这次投资高潮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方向能否和中央的要求保持一致。我认为，即便各地的投资没有严重的重复建设或盲目扩大产能项目，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看，如何将应对当前经济下滑的短期措施与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其中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25%，一些年份高达40%以上，使得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投资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33%，2007年达到55%；居民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46.4%下降为2007年的35.4%。连续多年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过低。这些问题，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必须尽快解决了。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还没有来得及做根本性调整的时候，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又只好以加大投资来拉动经济。按现在公布的数据，2008年GDP为30万亿元，今年预计增长8%，可达32.4万亿元，除以投资20万亿元，今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将高达61.7%，这与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相悖。刺激经济增长的短期措施如何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战略有机结合，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此外，实施各级政府主导的加大投资计划，也要防止影响政府职能转变。一些企业反映，政府硬要他们加大投资力度，有的下指标，他们很为难。不仅企业，就是县市领导也有不少人抱怨，为了完成省市的投资计划，他们不得不再向下压投资，甚至党、政、工、团、人大、政协齐动员，招商引资以加大当地投资。一些学者批评我们部门利益化、地方政府公司化，说的可能尖锐了一些，但确应引起高度重视。不少急功近利的经济增长措施带来的问题，已经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

    2009年投资20万亿元，确保8%的GDP增长，大家都说这与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不同，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似乎已经成为“共识”的结论是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GDP不能低于8%。其实这样一来，GDP挂帅又名正言顺了，而为了保8%以上的GDP增长，加大投资更是顺理成章。但是影响就业的并不仅仅是投资数量，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因素，这里只谈两个。 

    第一，提高就业弹性问题。投资毫无疑问可以带动就业，可是同样的投资额度，建主题公园与建养老院最终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大不一样。600多个城市、2000多个县建了多少主题公园？投了多少资？最终容纳了多少就业？这只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19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万人就业，这一比例到1990年代下降至100多万，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多万，有的年份不到100万。就业弹性大大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近10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十分缓慢，有的年份甚至倒退。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第三产业，其产值比重长期停滞在40%左右、其就业比重长期停滞在30%左右，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创造好的制度条件，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使我们的就业弹性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那么GDP只要增长4%，就可以提供现在增长8%的就业容量。所谓8%才能保就业的“共识”，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

    第二，工资合理分配问题。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17%下降到近年的10%左右。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员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本身就影响了就业总量。再进一步分析，在一国工资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占有过高的份额，也会影响就业总量。我国工资分配差距过大早已影响了就业。以行业差距为例，国家发改委分配司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例举了18个行政性垄断行业，指出其职工总数占在岗职工人数的10.8%，工资总额却占了全部行业的17.2%。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相差4.46倍。如果把垄断性行业的住房等各种福利待遇统计进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认为差距在7倍左右。我国现在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期，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后期的行业差距比（以制造业为100，金融保险仅为138），显然垄断行业占有了过多的工资份额。如果我们把行业差距缩小到合理的差距，达到最高与最低比为1：2左右，垄断行业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至少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就业，也可以提高就业弹性。

    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开发利用再生能源等，都需要加大对相关科技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传统产业的改造也需要加大现代科技投入。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引进与消化再创新的投入比例远低于日本、韩国。有的研究资料表明，当年欧美制造业向日、韩转移时，日本、韩国用于引进和消化创新的投入比例为1：5，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7（www.gov.cn：经济日报2005年12月10日）。再有，制造业的前端（市场调查、新产品研发等）和后端（售后服务、回收利用等）与加工组装比较，是附加值比较高的，从而形成微笑曲线。我们来料加工恰恰是搞加工组装，搞附加值最低的那一段。而要加大制造业前后两端的比重，科技的支撑必不可少。市场调查、产品研发、售后服务和回收利用等实际是现代服务业的延伸，还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渠道，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

    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多年来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正如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国存在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中央加大投资计划已经提出侧重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的400亿元，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350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地方的投资总额大大高于中央，地方投资应当在科教文卫方面有合理的比例安排。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产生的弊端，各方面早就有所认识。经济结构调整“九五”计划就提出来了，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两电一草，五行一保”收入过高之说，10多年过去了，工资的行业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早就提出来了，但自主创新能力现在仍然十分薄弱。这说明，对这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人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相关体制改革不到位，严重阻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例如，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问题，与财税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有密切的联系，也与前一阶段的官员考核标准有关。一些地方领导说，不在三五年内使本地GDP上一个台阶，上级看不到政绩，年龄一过线，再也没机会提拔了；搞科技创新不知何时出成效，搞仿制组装当年就能计入GDP，谁愿意多考虑10以后的事情？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触动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又涉及工会组织、雇主组织等敏感问题，更不是三五年就可以见效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本世纪初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不再需要总体改革设计和综合协调推动了，各部门在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内自己改就行了。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显然过于乐观。仅上面提到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分配体制改革就绝不是哪个部门自己可以改的了的。这次经济下滑使一些深层次问题突出暴露出来也有好处，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经济体制改革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四轮驱动，才能进一步深化。

 

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