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的山东长行村，1994年的广东草场村，2004年的山西霍家沟村；时空条件不同，人文差异显著，却机缘巧合般地在相隔10年的无论理论界认定的何种改革演变中先后如无二至地、自发地实行了体现了“成员权”平等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种村内全体居民共享产业资本收益的、初次分配就公平公正的农村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村级上层建筑也几乎都势所必然地达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农村改革中基层干部群众深刻的制度创新不仅体现了执政党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也值得所有愿意尊重国情实事求是的理论界人士予以重视。

 

1、大包干 =“均分制+定额租”

农村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后来“大包干”（亦即家庭承包制），及其引发一系列制度变化，是新中国半个多世纪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部分，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突发的。

首先，中国1950年代初的土改本身就承认了按照社区血地缘关系形成的、对外排他的“村社土地产权”的边界，并且也是在国家权利侵入的条件下造成的“农地产权残缺”[4]。这是新中国与旧中国在农地制度方面显著不同的两个新特征。

其次，1960年代初期确定“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政策调整也实际上重新承认了自然村社的地缘关系就是土地产权边界；同时，给了农民在集体化经济体制下部分退出的权利。那以后，各地农村生产队内部的包工包产，早就已经是普遍现象[5]。

其三，被无数文件长期肯定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改称“家庭承包制”）的概念，与农村1982年以后实际推行的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事实根本不同。前者不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只是改变了生产队内部结算方法——把“秋后算账”改为“春前算账”（类似于明确了农户对集体上缴定额租）。而后者作为一种“存量调整”的财产制度改变，却是把土改形成的土地均分的制度遗产和1960年代“调整”时期形成的“队为基础”的制度遗产结合在一起，演变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制”。

由于大部分农户土地规模细小、地块分散、农业剩余太少，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懂得并且试图维持“轻徭薄赋”；民国以来的近现代则强调减租减息和减轻农民负担。如大包干以后规定税费负担的总额不得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其实际内容类似于解放前减租减息之后相对稳定的定额租，也就是国家权力介入村社自治制度，强制性地统一规定了村社集体这个土地所有者的定额“地租”最小化比例。事实上，大包干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一直处在变动之中[6]。

总之，在我国这种资源环境制约下，经过近百年制度变迁进程中政府和农民的反复“谈判”终于稳定下来的家庭承包制，其在基本的财产分配关系上的实际内容是“均分制+定额租”。

2、社区内部化的“成员权”

历史上体现中国农民“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中国农村历来也并不存在完整意义的、完全排他的“私有”产权。这其实是农业社会稳定的内在原因，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基础。

由于国家半个世纪以来难以完全承担对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义务，事实上使农民只能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生存基础。而农村土地客观上又是以血地缘关系维系的村社边界作为产权边界的。村级集体组织是这个产权边界内部所有现实的、潜在的成员结合而成；因此，村社为产权边界的集体共有制是村社内部一组成员权的集合。村集体作为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客观上也承担了对农民的基本保障职能，这种保障又是通过有实际约束力的“非正式合约”——集体对村社内部按照人口变动分配土地的方式来具体地体现的[7]。

有鉴于此，我们在1995－96年完成的“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课题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小农村社制经济条件下，农村以土地为主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特有的、内部化的村与户分享的“产权两级构造”[8]。

进而，乡土中国之不同于城市中国，主要在于大多数传统农区的非正式制度、非规范契约至今仍然是维系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一方面农村社会资源相当丰富，期待着学者去做本土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任何人为地揠苗助长必然造成巨大社会成本。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中国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中催生的当代土地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权利侵入农村土地产权形成过程，客观上不仅使土地“产权残缺”也不可避免；而且还恰恰由于这种先天的残缺，本身就预留了国家和集体权利再次进入的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体现“社区成员权”和福利原则的土地均分制和历史上长期就有的土地“两权分离”，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的自主选择，这使农村最主要财产的产权在农村社区内部也不可能是完全排他的。

相应地，以此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的制度安排也只能是内部化的。而本文要讨论的内部化，是指在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当产权不可能完全排他时，如何将外部的市场关系改变为内部化的合作社（企业）制度，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3、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义与内涵

基于以上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解释，我们提出了符合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现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义，即：在一定的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之下，以小农村社内部化的财产权益关系为前提的产权制度、积累和分配制度，管理与服务制度，以及对外能够与市场相适应、对内能够整合资源和收益的组织载体。

上述定义的基本内涵是：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基层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为基础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建立有利于扩大小农经济内部规模和村社经济外部规模的一整套积累、管理和分配制度，以及相应的结构合理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必然要涉及对旧体制的改革，而且难免要求国家在整体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之中对现有利益结构作重大调整。

 

1、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概念

如果从经验层次作归纳，近代以来的所谓发展，无外乎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而如果从经济基础来看所谓改革，则无外乎是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生成的巨大增殖收益怎样合理分配。

2、中国乡镇企业的基本属性

应该认识到，初期乡镇企业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创造工业产值，而是“在地化localization”创造社区内部的就业机会，解决农村约2亿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业和农村经济。所以“乡镇企业问题从来就不是企业的微观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和小农村社经济制度下的农业获得反哺问题[10]。

我们认为，由于乡镇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对社区内部土地无偿占有和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不对劳动力支付任何社会保障开支的特殊条件，使乡镇企业占用本地劳动力越多，其收益中来自社区的转移收益就越多，从而自然地形成了吸纳过剩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制。而且,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竞争力较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利润中隐含了被企业占有、但一向并未计入的、高达70%以上的社区土地和劳动者社会保障转移收益。这种源于地租和劳工福利的转移收益，只能在社区化的乡镇企业以追求社区整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如果不顾国情矛盾，也要按照城市企业“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办法搞，就会使乡镇企业已经吸纳的非农就业的过剩劳动力再度失业。这也就最终危及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幸的是，这种不顾事实上的二元结构体制约束照搬城市企业制度的政策长期以来在改革领域瓦釜雷鸣，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

3、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早期经验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早于企业股份制，发源地在1984年的山东周村试验区[11]。

周村区的股份合作制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长行村是1984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镇内所有的村按股占有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初步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是农民社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的创新，首先要承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产权，把价值形态的集体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才能够通过农民作为财产主体委托社区集体代理的方式，重新结构社区集体共有的产权。农民作为社区成员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对社区财产享有的收益权。

 

在全省范围推广“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生在1994-96年的广东。那里南海试验区农村基层已经把工业固定资产在内的所有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并且实行了农民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允许继承、流转。这种新的财产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实物形态的土地不再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不必再无限析分，因此，可以完全按照市场机制优化农业的资源配置。

1、南海股份合作制的一般经验

2、分析

南海案例说明，以交易成本决定制度安排已经逐渐成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的前提。因为，南海实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是在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的一定条件下才成功实现政府、集体和农民的三赢结局的。其中的制度成本清晰地表现为外部性问题——农业用地仅余约1/3，其他土地由村社自主开发并占有增值地租收益（俗称“小产权”）；时至今日，80%以上的农村工商业用地是这种属性[12]。事实上放弃了土地对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础作用和农业的生态环保等功能。

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在推行这项制度的过程中，有土地开发权但没有土地的村集体（当地称为管理区），在乡镇企业发展态势最好、工业资产价值最高的时期，以两级配股的办法，由管理区（行政村）向生产队（自然村）让渡了工业资产的股权（受益权），再由生产队向农民以股份分红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有土地所有权的生产队用工业资产的股权换得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再向管理区入股。而农民交出了土地，获得了按照人口分配、既体现了土地农转非增殖收益、又体现社会保障的股权。而地方政府则由于可以直接与既有行政职能又有资产权益的管理区打交道，也就降低了在土地征用上与高度分散的农民发生冲突的制度成本。

3、草场管理区的“增人购新股，减人不减股”[13]

南海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把社区内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净资产折股量化给社区内全体成员、农民实行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财产制度。这种内部化的财产制度在明晰产权、建立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积累机制，克服集体经济自身存在的某些制度性缺陷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这种产权是通过内部交换形成的，亦即：行政村和自然村这两级集体以自己控制的企业资产与农民交换土地承包使用权。但是，这种交换并没有通过公开的市场交易，在大部分村内农民拥有的股权还是“虚股”。无论是分得还是低价买得(实质上也类似于分)，一方面它是对社区成员或企业成员以往劳动价值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福利性质。因而这种“分”得的股份，又会因其具有福利性质而受到种种限制，诸如不能转让、继承、抵押和“人去股消”等等。

有鉴于此，我们在1993-1996年几次对南海试验区进行调研之后提出： “虚股”折实，深化试验。其中，里水镇草场管理区“农民股权生不增，死不减”的做法有相当的意义。

 

对比1990年代的其他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草场案例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说是对目前维持小农村社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制度条件下的最为彻底的、体现了初始财产占有平等原则的、相对公平的产权改革，对于大量当代出现的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问题，也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之路；另一方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对于乡土中国那些工业化的村社体现恰亚诺夫“生存小农”假说内涵的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机制所起到的客观的解构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由此而日渐取决于社区之外的外部市场。

 

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具有示范意义的，是1990年代后期工业化才起步、却在2003年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全体社区成员全额占有集体企业资产的山西长治霍家沟村。这个由农民自主创新所推行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把土地和企业资产通过作股的形式进行资本化，建立了“社区产业资本集团”内部新的共有制的财产关系这种与周村区和南海市10年前或20年前几乎相同的形式与内涵；而在于聚落而居的农民们对中国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形成并随之全面推进彻底的个人化的私有制主流改革大潮的自发反抗！在于那些非规范制度之下的农村仍然会继续产生自身能够防止负外部性最大化的理性改革。

诚然，1980-90年代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可以验证本文作者长期坚持的“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形成不同制度、并且导致其后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理论。即使到1990年代后期私有化改制以后，农村中仍然有体现社区成员权的内部化的产权制度创新发生。

1、乡村工业起步——社队工业

2、资源资本化——工业起步

二、初始产权配置——企业转制

2004年12月，霍家沟村进行集体企业改制时有资产近5亿元，净资产近3亿元，企业净资产的33%留在村委，其余的67%变成股份分配给村民，村里户均得到了超过百万元的资产，并开始拿到发展后的红利。

2、分析

这个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农村工业化起步，1987年中辍，1993年再次以社区资源资本化为实质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区产业资本集团，主要由于：社区资源资本化的初始投资人是全体成员，由此产生的产业资本集团就如同传统农户家庭那样不能解雇成员；于是，最终被资本化的资源本来由社区成员共同占有；因而形成了如下不同于西方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基本特征：

其一，乡土中国的产业资本主要形成于本地资源资本化。该村1964年开办副业和养殖业，1971年开始挖煤；并且利用20多年来为国有煤矿长期提供副食品形成的公共关系推进了社会资源转化为资本——把应该得到的国有煤矿企业支付的道路占地款折换成边角煤田资源的开发权。把本村最好最平整的土地无偿用于建立煤炭资源转化增值的焦炭加工企业，使其几何级数的级差地租转化为企业资本。本村劳动力早期下井挖煤仅仅得到相当于国企职工20%的工资，其剩余价值转化为企业资本。本村的集体积累资金几乎全部用于企业投入。

其二，产业形成之中的风险由全体社区成员共同承担，该行业本身其他的负外部性则由社会承担。该村1987年煤矿受到火灾影响停产，1997年建电厂的时候遭遇困难，工人十个月没有开支合计90万元，2003年活性炭纤维项目投资300万失败倒闭，等等；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的风险皆有社区全体成员承担了损失。客观上表现为村内失序，矛盾复杂。而其规避国家对小型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关闭政策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则与其它类型的企业一样推给全社会承担。

此类乡土中国的经济主体的资产来源，既不同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历程提炼出来的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承担风险损失”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主体，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凭借官方垄断地位直接占有全民资源资本化收益的企业主体；那么，其小农村社制为经济基础的、内部化产权制度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制的共有制性质，也就顺理成章地应该被列为另类发展模式了。

 

山东长行村——广东草场村——山西霍家沟村……，农村改革30年间的很多从来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对立争论所污染过的鲜活案例所表达的，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自主创新的伟大力量，远比皓首穷经的学者那些灰色的理论要常青得多！而作者之所以再三地以此类案例作产权制度分析，也不过是认为大多数读者都有足够智商去举一反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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