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业与收入分配”，有一个副标题，叫“刘易斯转折点如何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会合”。既然讲到两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我们就先从两个人的经济发展理论讲起。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个理论来自于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农业经济的特点是，相对于土地来说，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也就是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如果把剩余劳动力从这个部门转移出来，不会影响这个部门的增长。另一个部门是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不断扩大，不断吸纳劳动力。这个过程就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当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纳之后，如果劳动力继续向外转移，就会导致农业中的减产，这时必须有一个收入的增长，即工资的增长，才能保证劳动力继续向外转移。这是刘易斯的理论。

    库兹涅茨的理论讲的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最初是扩大的，达到一个最高点以后，也就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缩小。从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字型，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

    根据这两个理论，通常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归纳为三个。

    第一个是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典型的二元经济是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当吸纳就业的速度超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时，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要想继续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这个点就是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是库兹涅茨转折点。根据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字型曲线，当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以后，经济继续发展，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因为从这个转折点开始，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更加均等地被全体居民分享。

    第三个是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经过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以后，收入分配状况开始改善，劳动力继续流动，当两部门（农业和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也就是说，人们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回报）时，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几乎不存在了。这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被消除，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结束，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同质的过程。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历这三个转折点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无非就是经历这三个过程。我们看一看，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有什么样的成就。

    首先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到达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图1给出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情况。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乡镇企业就业，绝大多数在农业中就业，土地有限，而劳动力比较多，这就意味着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剩余劳动力。有学者做过统计，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往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个体就业、私营企业。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总量的相当一部分是非农就业，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总数也在增长，因此农业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剩余的，大概有1.5亿到2亿。再往后，目前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还在增加，大概达到1.4亿以上，农村大概有2000多万个体就业，还有2000多万私营企业的就业。

    

图1 农村非农就业的扩大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无论就地转移，还是外出转移，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不再务农，因此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力在农业中大量过剩的现象已经大幅度减缓。

    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转移的这部分人的就业有两块，一块是乡镇企业的就业，大概是1.4亿以上，还有一块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人数，也超过1.3亿。这两个群体有交叉。比如一个农村劳动力，当他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时候，他被计入外出打工就业；如果他最后在发达地区的一家乡镇企业实现就业，他又被计入在乡镇企业就业，所以这两块有交叉。

    因此，保守地说，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2亿人实现非农就业。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情况如何？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图2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大概有2亿（41%）实现了非农就业的转移。还有一部分是农业中仍然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看，是1.8亿。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农业技术条件，大概有1亿到1.1亿可能是剩余的，不能确定。即便在这假设的1.1亿人中，也有一半是40岁以上的。

图2 农村劳动力配置状况

        我们知道，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像制度障碍、心理障碍、经济支撑能力的障碍等等，而超过40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的转移能力大大减弱，没有很大的可能性再去转移。因此，可供转移出来的、继续保持非农产业增长所需的劳动力，只剩下五千多万。这和十年、二十年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接下来民工荒的现象蔓延到内地的大城市，甚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可以看出，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到达。

    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看图3。关于城镇失业率，有两个指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2003年，登记失业率达到4.3%，在此之后逐渐下降，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下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计算的调查失业率，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是7.6%，在这之后也是逐年下降，目前是5%左右。从这两个失业率指标的下降趋势可以看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比较充分，劳动力供求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时候如果再说中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就业压力越来越严峻，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当然，就业压力依然存在，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

     

图3 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当劳动力开始稀缺的时候，自然出现一个结果，像刘易斯模型预期的那样，工资开始上涨。从2004年出现民工荒之后，农民工的工资就在不断提高。我归纳了一些不同的调查，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中基本没有提高，但是2003年它有一个微小的提高，上涨了0.7%。2004年，农民工工资上涨2.8%，2005年上涨6.5%，2006年上涨11.5%，2007年上涨20%。可能在某些行业和地区，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还会高于这个平均水平。

    劳动力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这是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的典型特征。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也为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也就是收入差距由扩大到开始缩小，创造了一些主要的条件，从阶段上来看两者之间有重合。

    那么，收入分配恶化的状况是不是开始有所改善？来看图4。统计年鉴通常把城市居民收入分成五个等分的组，最高收入的20%，其次的20%，中间的20%，下面的20%，还有最低的20%。2002年以来，收入最低的20%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而最高的20%这一组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到2006年，最低的20%的人群，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最高的20%的这一组的收入增长速度。当然，这还改变不了收入分配格局，因为基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显示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加快，将会出现一个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图4 收入分配中的收敛趋势

    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基本生活保障程度相对较低，他们的收入增长以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会被用于消费，主要用于食品消费。因此可以预期，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的改善必然会刺激城乡消费的增长。从图5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城乡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在加快，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这几年处于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

    

图5 收入改善推动消费增长

    关于劳动力的供给，我们通常把人口分成三组，16岁以下叫做少年儿童人群，16岁到64岁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也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65岁以上是老年人口。从图6可以看出，在过去的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一直在增长，比重也一直在扩大。但是最近这几年，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可以预测，两三年之后将会趋于平稳，不再增长，再往后会逐渐下降。这种趋势在中国是第一次出现。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逐年加快，但是实际上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要慢。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力已经不再是无限供给。     

图6 劳动力供给状况

    因此，我们前面看到的就业扩大、收入改善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一个支撑作用，这个趋势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这个时候，由于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出现短缺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出现。接下来，库兹涅茨转折点会不会出现呢？

    库兹涅茨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有逻辑上的相关性，因为只有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收入才能提高，才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需要一些支撑条件，大概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提高。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可以更充分地流动。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劳动力会怎么流动呢？很自然，是从低收入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流向收入更高的地区、部门和企业。这是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在提高，劳动力流动程度也在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得到提高，这些都意味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第二个条件，政府再分配水平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再分配，重视公平。特别是2002年以后，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有些是通过一次收入分配进行，还有一些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比如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各种转移支付，都意味着政府高度重视再分配，而且政府的再分配水平和效率都在提高。

    美国两党在不同时期执政所拥有的不同民生观念，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民生结果和收入再分配结果，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里德曼曾经对此进行回顾。他的结论是，政府是不是关注民生，是不是利用再分配手段来调解收入分配状况，对实际的收入分配结果将会产生很大影响。本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进行了很多制度建设。因此，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第二个条件——政府再分配效率的提高也在趋于成熟。

    第三个条件，改善社会共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整个社会对再分配是不是高度重视。现在人们越来越关心收入分配状况，这意味着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容忍程度在下降。另一个方面，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就业增长更快一些。在再分配领域保护和改善低收入群体，政府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政府已经在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社会对于再分配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共识在大幅度提高。

    既然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也将会出现(图7)。我个人的判断，我们已经具备了实现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收入分配是有所改善的。至于说收入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很难判断，但至少不像很多人说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扩大，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图7有理由认为库兹涅茨转折已经开始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夸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我们看图8。这个图的纵轴表现是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通常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在总体的基尼系数中，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构成部分。比如城乡总的基尼系数中，有城市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有农村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更重要的，还有城乡差距的扩大。从图上可以看到，城乡差距在整个不平等程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超过50%。显然，如果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就可以消除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图8 为什么收入差距被夸大

    怎样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再分配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效果的，而且在一定时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历史过程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人们从低收入地区、低收入部门流出来，自然就会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最终的根本途径。

    九十年代以来，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规模庞大，范围也越来越大（图9）。劳动力流动总规模已经超过1.3亿，农民工人数和城市劳动力就业的比值也超过46%，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出来。有人会说，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状况并不太好，他们没有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为什么流出来？就是因为相对于在农村就业，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收入的改善，自然会缩小城乡差距。

    

图9史无前例的劳动力流动

    从统计数据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扩大了，原因在哪？看图10。在比较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城市居民家庭，另一部分是农村居民家庭，如果用这两部分人进行比较，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还有一个中间的部分，也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流动人口家庭，他们的收入比以前有较大幅度的改善，而且这部分人规模很大，有1.3亿，他们的收入介于城乡之间，更接近城市的收入水平。目前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四千多块，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一万两千块，而流动家庭的人均收入超过九千块钱。如果把这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缩小。但是在统计的时候，城市的住户调查没有包括流动人口家庭，他们的收入被忽略。在农村进行调查的时候，由于是常住人口调查，流出农村半年以上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情况也没有被统计在内。这就导致了我们看上去的城乡差距还在扩大。

图10遗漏了流动家庭及其收入

    从图11可以看到，对城镇就业中的统计也有一些因素导致了对居民实际收入的低估。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就业发生在传统的统计口径之外，我们统计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还有一些登记的私营个体就业，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统计上来，比如那些没有注册的小摊小贩、家庭经济，这些被忽略了。还有一些正规企业，实际雇用人员和企业上报的就业人员不一致，因而也没有列入统计。在城镇就业的人口，大概有33%没有被传统的统计所覆盖，这也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被高估。

    

图11城镇就业及其收入统计不充分

    因此，表面上看到的收入差距是相对夸大的。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就业的扩大必然导致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

    概括一下，我们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不再无限供给的新变化；第二个是库兹涅茨转折点，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收入分配状况就开始改善，城乡居民开始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个是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均等。

    在实现这三个转折点的过程中，当出现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之后，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它进入库兹涅茨转折点，改善收入分配。最重要的就是发育劳动力市场，改进政府的再分配效率，提高社会对于再分配和收入分配改善的共识。与此同时，还要创造进一步的条件。尽管农村没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开始出现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需要转移，没有就业的难题了，就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城乡的就业、再就业，加大对农业的支持，让农业的发展能够支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归根结底，中国劳动力的总规模还很庞大，劳动力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趋势会持续很多年，因此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问题不会停止。

    要超越一个转折点，至少要有两个重要的保障。第一个就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对于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刘易斯曾经有过描述，当农业的边际生产率是0或者负数时，就意味着再增加一个劳动力也没有回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会减少农业中的实际劳动投入。

    从图12可以看到，水稻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是正数，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是正的了。九十年代以后，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的技术进步都在朝着节约劳动的方向转变。今后要对农业有更高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支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图12水稻生产中劳动边际生产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边际生产率的相等。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劳动力继续转移，充分流动。从图13看到，目前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不是自然人口的减少，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了，“机械的变动”。由于他们的大规模流出，保证了城市经济中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增长。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1%-12%，因此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是一个正常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消失，在这之前，支撑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也有赖于农业的劳动比重的降低。

    

图13人口流动保证劳动力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