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可以归入新古典的生产理论范围，生产函数理论自然要涉及。但是，这种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又要必须给以批判，因为它不知企业究竟为何物，更不知剩余来自哪里。

    人们常说，“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种具体数量的投入物（即生产要素）的配合所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81年，中册，P219〕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物质的技术比例关系所蕴含的经济内容，这样才能一方面在认识到这一理论的意义的同时，看到另一方面，看到它的问题，它的缺陷，看到它对今天经济理论发展的严重阻碍作用。

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生产函数是他的生产理论的核心，而他的生产理论正是为了垒筑起理论的支柱，借以与效用函数理论支柱[1][①]共同支撑起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相均衡的市场经济理论大厦。不管生产函数理论与生产的现实多么不相吻合，但它却科学地抽象了生产的物质投入量与产品产出量这一现实的比例关系，从而从这一角度解释了市场经济均衡存在的事实，回答了那一时代人们对市场经济理解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

    但是，由于瓦尔拉斯的生产函数理论是在沿袭萨伊（Say，Jean Baptiste）的生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就不免使这一理论带有先天的缺陷。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说并不是对斯密（Adam Smith）理论的发展，相反，却是在误解甚至曲解的基础上，背叛了斯密的真正思想。“亚当·斯密试图表明地主和资本家的份额是怎样从总产品——这‘自然’完全是劳动的产品——中‘扣除’的。这似乎暗示了一种不同的概念安排，它把生产要素的作用单单保留给劳动，从而排除了三要素学说。”〔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2004年，第二卷，P285〕熊彼特这一阐述虽带有偏见，但却如实地道出了斯密的真实思想（当然，他还没有完全肯定，他用的是“似乎暗示”）。 实际上，萨伊最为严重影响也带来最为恶劣后果的恰是他在提出生产三要素说时对斯密劳动分工学说的摈弃，对价值真正源泉也可以说对企业效率源泉的摈弃。这使他堕入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这种舍弃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抽象的要素的迷雾之中。而且，从瓦尔拉斯或新古典经济学所受的影响来看，说这种生产三要素说对后来经济学的影响是后患无穷也并不过分。

    而瓦尔拉斯在创建生产函数理论时则遍尝了这种迷茫探索的苦楚。当然，瓦尔拉斯在生产函数的条件设定时考虑到了生产过程或方法，他是以要素的特定的投入率而限定了与某一生产函数相对应的唯一的生产过程。尽管这种对应关系并不完全相一致，但瓦尔拉斯毕竟看到了生产过程。甚至，他看到资本要素对土地要素的替代，因而改变了生产系数，变更了生产方式——瓦尔拉斯在作这种阐述时，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技术生产和经济生产的思想观点，而且这种思想观点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以后的经济学家，影响着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我们很有必要引述他的阐述，进行深入的分析：

    ……生产系数本身每经过一次变化，期间就含有由科学促成的技术的发展；由土地服务构成的生产系数每经过一次降低而由资本服务构成的生产系数却有所提高时，其间就含有由储蓄造成的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两种发展往往同时发生……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将技术发展这一因素抽去的，所研究的只是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这里假定生产函数是已知的，所注意的只是在于资本服务系数提高时土地服务系数会降低的那些条件。（1989年，P410）

显然，瓦尔拉斯在这里表明了他的就生产系数的变动而需要研究的经济学内容，同时也为他所谓的“将技术发展这一因素抽去”进行了开脱。

    由科学技术促成的生产过程的变化，是技术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它不是经济理论的研究范畴。这种认定，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萨缪尔森说：“如果你拥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其他生产要素，如机器或原料，那么，你所能生产的某种物品的数量是多少？答案取决于技术条件。如果有新发明或新工艺出现，那么，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是，不论何时，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既定的前提下，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获得的最大的产品数量。”（1988年，中册，P219；着重号为引者加）。

    似乎是，这种在生产函数中将技术作为条件作为外生变量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是技术对象，是机器设备，这些技术设备中蕴含了新的发明、新的工艺、新的科技。它们不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它们所导致的产出的增加要从物理学、化学、电子学、工程设计理论和工艺学中去寻求答案。但问题是这种技术条件中蕴含了过去曾经以人们的分工协作而表现的社会生产力。而且在今天，这种企业与企业间的技术设备的新的结合的动向，正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利益（获得竞争的优势，降低成本或提高利润率等）的驱动下对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能力的追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设定，那种一概地将技术作为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的设定就是错误的，就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有专题阐述，但这里我们不能不给以简要的提示。

    为什么生产制度结构决定性因素的探索困难重重至今仍未有真正的突破呢？现在看来，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决定性因素的表现现在是以一种变异的隐蔽的形态而出现的。工场手工业中以人和人的分工与协作而表现的社会生产力，现在却以机器的操作和机器的组合，以机器生产体系或生产流水线而表现出来——表现为凝聚了科学技术因素的物质生产手段。因此，自蒸汽时代以来，人们就不仅为这种物质的巨大的生产力所震惊，而且也为这种物质生产力遮挡住眼睛，为它的魔幻般的表现形态所迷惑。这不仅表现在处于蒸汽时代的瓦尔拉斯的研究中，而且在现代，在萨缪尔森，甚至对主流经济学在企业问题上持批判态度的科斯（Ronald H. Coase）、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和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研究中都是将这种物质生产手段仅仅视为技术因素。因此才阻塞了人们从这种物质表现中揭示联结生产力（即生产劳动操作动作、生产劳动工序和生产产品的整体生产过程间的特定联结所产生的生产力）的道路。而企业与市场不过是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因此，这才使这种探索几乎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正是如此，瓦尔拉斯一方面沿袭萨伊的生产三要素理论，另一方面又以技术对象为由舍弃了生产过程的研究。这就导致了他的生产函数所考察的只是生产的两端：生产开始前——要素的投入与生产结束后——产品的产出，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他的生产函数的最根本性的缺陷：以要素投入来解释产出，从而模糊了或者更为实质地说掩盖了生产效率的真正源泉。这集中地表现在对生产函数自变量的设定上。劳动，那是什么劳动呢？那种独立的手工业商品小生产者的劳动，往往包含了商品生产的各个过程，从原料的加工到产品生产的各个加工工序以至产品成为一件完整的商品；这与斯密的指针工场的手工劳动截然不同，这种工场的劳动已经是相当片面的操作动作的分工。这两种劳动的本质区别在于一种是断续性的生产——不仅是某种操作动作的缓慢而且是各个加工工序间的断续性联结；另一种是连续性的生产——不仅是因为操作动作的分工而呈现的个别操作动作的连续性，而且是不同操作间的连续性，并因此而出现的整体生产的连续性。舍象掉这种劳动方式的区别，甚至一切劳动方式的区别，无疑就是舍象掉人类追求效率的主要途径，舍象掉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而且，近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劳动方式区别于封建的奴隶的以至氏族社会的劳动方式的也正是这种操作动作的分工。再说资本品，这是指生产中多次使用的耐用品，如果说主要是指机器的话，那是指蒸汽时代还是电力时代的机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第四版刊行于1900年，电力的应用已经开始）？或者说是单台机器，还是多台机器组成的机器生产体系？因为这种区别反映了企业连续性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生产效率也大大不同。因此，这种抽象的资本、劳动要素作为自变量的设定，实在是生产理论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我们上面以“后患无穷”来形容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时至今日的对企业性质的经济理论的探讨就可明白。人类在生产方式上的伟大创举——企业，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竟不能概括出它的实质来，我们还怎样在世人面前自称为经济学家、经济学者。

    因此生产函数的要害是自变量的设定。我们必须探究企业的本质，必须找到近现代创造了我们人类无限财富的企业效率的真正源泉，从而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的因素，作为产出的决定性因素，使我们经济学对于生产的解释走上真正的经济科学之路。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在多年对企业与市场生产方式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生产函数模型。当然它可能并不完善，但可以肯定地说，它已经确立了真正的科学的基础。这将在本书第三章进行阐述。

* 本文节选自我的一本小册子《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说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美]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 [法] 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4.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5.杨春禄：《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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