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专家们需要预测危机走势，政府决策者们需要制定缓解和消除危机的宏观政策，而企业决策者们则需要调整策略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系列工作能够得以有效展开的基本前提是，要找到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理解危机产生的内在机理。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米塞斯，他曾基于这一点预测到美国大萧条的到来。而其门徒罗斯巴德则在1960年代出版《美国大萧条》一书，依据其学说去详解大萧条。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是2006年去世的弗里德曼，他曾断论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的祸害》，1990s）。同时，弗里德曼也是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货币主义学派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也逐渐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巧合，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忠实信徒伯南克（《大萧条》，2000）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前夕接过美联储的权杖，使弗里德曼的理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疯狂地扩张基础货币，向金融系统注资。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那么究竟哪个正确？我们倾向于前者，原因有四。
首先，历史地看，认为市场机制完美无暇，可以自动永久保障实体经济均衡运行的观点，更是一种信仰，并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撑。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只是在教科书中理想假设状况下存在，自亚当.斯密提出这一理念以来，或许某个区域在某段时期曾经存在过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地球上所有的时期在所有的区域都存在充分的市场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即便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地区和国家，充分竞争往往是例外情况，而垄断和操纵才是常态。究其根源，可能和人性有有关：人人都希望拥有垄断和操纵别人的权力，人人都不喜欢竞争，竞争的目的是垄断和操纵，竞争仅仅是手段。这一点颇似中国先秦时代儒法之间的义利之争。儒家倡导的“义”只是在他们的理想假设中存在，而法家倡导的“利”则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论述更符合实际。
其次，在货币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上，货币是衍生品，是依附与实体经济的，货币是“毛”，实体经济是“皮”，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否有作用，作用有多大是取决实体经济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正如凯因斯所讲，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里水就是货币，马就是实体经济。在水量小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马可以喝多少水固然取决于可以得到多少水；但是在水量大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则是取决于马是否口渴，以及有有多渴。货币主义的观点就是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马能够喝多少水取决于它能够得到多少水，哪怕身处大海之中。
再次，日本的经验证明货币主义的错误。弗里德曼坚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要条件，而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股市楼市崩溃后，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经济却陷入漫长的衰退。早在几年前，就有国内学者指出这一点，而最近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者辜朝明也著书（《大衰退》，2008）批评伯南克。辜朝明指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企业负债率急剧提高，日本企业的目标也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任由利率再低，他们也不敢借钱扩张。也就是日本经济这匹马不喝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它不渴。
最后，美国的历史数据证明，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收入分配两极化加剧相关，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周期则和大规模地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相关。这是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的核心成果。按克鲁格曼的思路，可以将美国的近代史划分三个阶段：1870－1932年（古典自由主义、镀金时代）、1933－1979年（罗斯福新政影响期）、1980年－现在（新自由主义）。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化日趋严重，最终以大萧条收场；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收入差距被大大压缩，战后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全球都是左倾的）进入一个持续30年的黄金增长期；而自里根上台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开始重新抬头，并日趋严重，直至次债危机出现。同时，克鲁格曼指出，“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而自动出现，而是必需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如果采纳第一类观点，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和凯因斯之间做取舍：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还是源自和人的基本特性有关的消费倾向？答案是前者。调节收入分配是需要激烈的社会变革的，这更多地是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或许认为这超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许缺乏必要的魄力，凯因斯对调节收入分配采取回避，而将重点放在了扩大财政指出刺激投资需求上。而罗斯福的则远远超越了凯因斯，他的“新政”向世人证明收入分配制度是可以在不发生激烈冲突的前提实现变革的。事实上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压缩收入分配差距上，在二次分配领域大搞社会保障建设，在一次分配领域则通过种种制度安排促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得到提高。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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