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可能规模和性质，目前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周期波动，供需不平衡也只是总量上的，在政府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危机可能很快消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经济总量上的失衡源于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不进行深层改革，消除结构性问题，单纯地靠仅能调节总量的财政政策，危机恐怕很难消除。简而言之，第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经济问题总量性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是结构性的。

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和一般结构性论者不同的是，我们还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层面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当前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是这三个层面的矛盾自19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30年的结果。

在经济层面的问题是，此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即它必需靠美国的信贷扩张来维持。美国信贷的扩张带动消费的扩张，这成为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一模式有三个核心支撑要素：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即美元和黄金脱钩；二是美元继续是国际货币；三是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一方面，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增发也就失去了硬约束，它唯一的约束是全球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的政策，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他们必需增持美元资产以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也就增加了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结果就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债存量快速上升，而且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美国国债的增长高度相关。在1990年代以前，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后发国家是日本，进入21世纪后，则是中国。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不会再有后来者了，因为这一模式本身就要崩溃。作为这一模式的终结者，中国自身也将遭遇空前挑战，因为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而忽略了内需的培育。

在社会层面的问题是，过去的30年来，全球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演变都是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这些制度忽略了，甚至有意削弱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从而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相对下降，消费购美力出现不足。这一情况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此前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国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开始了“去罗斯福化”、“去福利化”以及“去国家化”的大规模变革；而中国则是自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其导向和美国类似，是“去共产主义化”、“去福利化”和“去国家化”。这些改革固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活力和生产效率，但是，却越来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降低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和谈判能力，抑制需求能力的提高。而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一情况也表现的愈发明显。

无论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又都是由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做支撑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盛行。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为标志，全球的意识形态开始由左转右，开始“去凯因斯化”，为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革铺路架桥。而中国也在开放后引进这一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也取代马克思主义，而一度成为中国的事实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近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开始遭遇舆论的激烈批判。

总之，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