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中国地位。

    关于全球化问题，海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分析。有的按两个阶段分析，有的按三个阶段分析。三阶段论是指1500—1800年，1800—1913年与1950年至今。二阶段论是分1870年到1913年，和1950年以后。今天我按两阶段论来分析，主要是突出工业革命以后的事。

    首先应指出，全球化对人类有充分的好处。 1500年到18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仅为0.3%。第一次全球化期间的1870年到1913年，世界GDP平均增长2.11%；第二次全球化的1950年到1998年，增长速度更快，高达3.9%。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500到1820年是0.05%；1870到1913年是1.3%；1950年到1998年是2.1%，可见全球化对全人类有非常大的益处。

    那么在二次全球化中，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第一次全球化中，中国是被抛弃者。在第一次全球化之前，也就是说农业社会时候，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曾高达约33%，当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各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四国的总和，还要多出近30%，这是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中国。而到了上次全球化的后期，也就是1913年一战爆发，到1900年时，我们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6.8%。第二次全球化，中国是重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也就是眼前这次全球化，从1950年开始，中国GDP的份额由1978年1.7%上升到2007年的6%，30年间GDP增长15倍左右（不变价格），年增9.8%。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由1978年0.8%上升到2007年的7.7%，30年间贸易增长104倍，年均增长17.4%。下面的表无非想讲，特别是近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德国以及金砖四国相比，是遥遥领先。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占GDP之比来说，无非想比较相关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其中，中国仍然是遥遥领先。

    第二个问题讲，只要巩固全球化趋势，中国仍然会是重要的受益者。上一次全球化为什么中断？核心问题是当时的中心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对殖民地的争夺冲突，最后产生了一次大战，葬送了全球化。从目前全球化趋势看，中国继续拥抱全球化的空间很大。为什么呢？我们用全球化不同阶段，主要贸易大国占世界贸易（出口）份额的比较数据来看。1870年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全球化的中心国位置，当时它的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是18.9%；1950年美国正处于经济顶峰时期，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达到16.8%。上次全球化是英国霸权，当老大的时候，这次全球化的领头羊是美国。1950年美经济实力正处向上升的时期。今天的中国，尽管顺差很大，但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2007年还仅是7.8%，低于美国与德国的9.4%和8.9%。这说明还远远赶不上第一次全球化中的英国和第二次全球化中美国的顶峰时期。而且，从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来看，中国更存在拥抱全球化的紧迫性。为什么？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世界“制造工厂”、生产大国的阶段。在服务业方面根本不行，赚不了多少钱。而且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矛盾决定了中国当前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又走不下去，出口主导之路行不通。世界资源全面紧缺，中国又是资源稀缺中的崛起大国，国民消费和社会福利要全面提高，需要全球大量的石油、矿藏和技术，包括将来会面临的金融资源，都要为我所用。所以参与全球化对我们有很大的紧迫性。

    那么，哪些因素能决定只要巩固全球化趋势，中国仍会是受益者？在座的都是专家和有实力的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感觉都很准，这里我只是点到为止。第一，中国人口拐点还没完全到来，大量便宜的劳动力优势仍能维持一段时期。即使人口拐点到来后，和美国、日本比较，可能仍有不一样之处；第二，高储蓄率还能继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时间关系，不展开分析了；第三，13亿人的消费市场。第四，城镇化，工业化的增长空间；第五，我们还要继续改革，改革意味着生产力还要进一步释放、提高。因此，总的判断，只要坚持对外合作，坚持双赢的原则，甚至在关键时刻，中国以适当的妥协，来维护全球化的趋势，其结果，中国肯定会是赢者。

    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当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但全球化并没有中止。而且，每轮全球化往往需要中心国家的推动。现在的中心国家是美国。在美国推行“以美为主”的战略下，它不会简单中止全球化的趋势。所以只要美国仍然在驱动全球化，我们在其中就可以受益。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支撑不了前几年那样的高增长。因此目前我们可以不寄希望于太快看到美国走出危机的阴影。太快，意味着它要通过发行大量货币来救，会给今后埋下隐患。

    具体看美国在两次全球化中的地位。第一次全球化的1870到1913年，美国的国力正处于上升时期，全球化是造就了美国霸权，重点是实体经济。这次全球化中，它的霸权资源正在严重损耗，国力处于下降的通道。严格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仍然是国力的顶峰，但越南战争以后慢慢往下走下坡路，这次危机无非是在清算里根总统开始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议论，如保罗· 萨缪尔森，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格林伯腾等，都看到了美国危机问题的本质，不是高杠杆化问题，也不是监管不力问题，更不是华尔街人性贪婪问题，那是其次的问题，实质问题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全球化趋势，或者说对近五年全球化准备不足，宏观决策失误。从它的进出口逆差看，目前美国可能会采取贸易金融保护主义，“买美国货”等等，但我认为这是暂时的，因为从长期看，美国仍然需要全球化，重点是金融全球化。它的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2.7%上升到2007年的7.9%，如果包括房地产和租赁业，该比重从11.39%上升到20.36%。美国的金融对外开放度，即以对外资产负债之和占GDP的比重，已从1976年的0.41%上升到2007年的2.73%，把这几个指标和美国前五年快速增长的利益结合起来看，今后美国是舍不得放弃金融全球化的。这是我的判断。特别是作为它的实体经济面来说，已经开始逐步的空洞。用一副对联来描述，美国的国家经济特征是什么？上联是“花旗加高盛”，下联是“波音加微软”。这就是当前美国经济的特征，当然有人问我横批是什么，我还没想过。就是目前美国的这种高科技，更多的也是和美国承担的世界警察职能相关，它要维持它在全世界的军事实力，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对此，美国有些精明的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问题。可能美国在有些职能方面会慢慢往后收缩，包括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全球化，中国的主要挑战和环境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并且认识到搞下去对我们有好处。那么怎么搞全球化？怎么坚持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如果这个世界在以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内没有大战（局部战争除外），中国自己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在这前提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必然的。不是我说，比我高明的人，美国专家都在预测，到2030年或者2035年，中国的GDP要超过美国，这种议论很多。中国GDP占世界份额不断提高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受益？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应付一定时间和空间下的环境与挑战。也就是说，今后二、三十年的环境是什么？对中国的挑战是什么？这是我们制定科学发展经济战略所必须要搞清楚的。我认为有六点：

    第一点，人和自然的环境。具体关于环境、气候、资源的问题，今天就不多说了。而且全球经济增长越快，矛盾越加剧。因为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口如果受惠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人与自然的压力自然就大。特别是大国崛起中，压力更大了，增长速度会慢慢放缓。

    第二点，人口老龄化。就是我们的高储蓄率，高劳动投入的基础会慢慢削弱，特别是相对印度、越南等国。

    第三点，结构问题。中国的学者在谈结构问题，西方的学者也在谈结构问题，但有些谈的不是一回事。到底什么是结构？中国经济中的矛盾，若撇开政治，撇开文化等软实力，经济结构问题主要是什么？概括说，我认为各种“体制病”的集中体现是高储蓄、低消费。关于结构的纯理论分析，即系统的总体特征往往与数量大大小相联系等问题，在此不展开分析。在此集中分析，为什么说主要结构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定发展战略。我们常说我国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不合理，这讲的是应该扩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投入，提高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投资与消费，因此实际上谈的是一定的储蓄与消费总量下的结构分配。又有人谈到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主要问题，撇开社会分配中社会意义的分析，就是应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设社会安全网，这属于什么？也属于一定消费总量下的结构分配，或者说直接表现为改变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也有人说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谈的是各产业间的投资比例问题，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所以它直接的归属于一定储蓄总量下的结构问题。也有人说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那更是直接表现为高储蓄和低消费问题。因此，从各种结构进行分析，最后升华到中国经济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是什么？就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由此，也决定了我们战略目标指定的方向。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科学发展的战略问题。因此，我不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战略目标。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讲的整个改革的目标、改革的过程、改革的最后结果，是讲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讲的应该怎么干，而不是干的目标是什么。至于有人说到市场机制改革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也仅仅是指在达到战略目标“过程中的问题”，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包括增长方式的改变，是确保战略目标和意图实现的策略与手段。而讲战略目标，不能简单地把成熟经济体经几十年、上百年奋斗的结果照搬到中国作为战略目标。讲战略目标，一定是在具体的时空、内外环境之下，在准备应对一系列的挑战中间，人们设定的带有历史痕迹的主观目标意图。它不应涉及“过程”、“手段”的含义。将结构问题作为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结构，从而意味着经济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第四点，低效的金融体系。概括说，当前的表现是，对内开放远远不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开放战略意图不清楚，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上至今模糊徘徊，在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以及汇率政策三者之间，至今摇摇摆摆。对外开放具体的内容，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汇率、资本项下开放，政府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在某一时点上这三者如何搭配？搞什么？什么时候快点，什么时候慢点？并不清楚。现在，一方面拼命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投资境外，但对外净资产收益却很小很小，从投资收益比，对外净收入占对外资产之比，2006年德国是3.9%，日本是6.4%，而我们是1.8%。从中长期看，中国的压力更大。因为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资金来源会慢慢减少，资金运用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如果再过20年、30年，我们社会的养老金有多大？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在世界金融体系格局中，我们怎么摆布这些钱？这些都需要从战略目标角度事先进行考虑的。

    第五点，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前混乱现象的压力。今后20年、30年中国肯定要崛起，而这个时期正好遇到了美元霸权周期处于衰退的时期。“树欲静而风不止”。回顾历史，今后适应中国崛起的新经济秩序不会自动、“协商”产生，这是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看到的大背景条件。因此，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必然是“一极多元”的货币体系。在“一极多元”的货币体系之下，以美元为主，美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汇率波动可能要要加剧，对于发达中国家和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资本跨境流动压力肯定要上升，中国将面临30年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的外部环境，三元悖论的矛盾更加复杂。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国的科学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官方的语言是，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今天的讨论，仅限于经济领域中战略目标的讨论，就是说，在必须解决上面所说的环境与挑战中，中国政府应准备怎么干？干什么？我认为眼前，应该就业至上，稳定社会，共度美国危机的负面影响。中长期，我们要牢牢确立“内需主导，消费为纲”的战略目标。为什么？理由有五点：

    1．是我们执政理念，社会政治的需要。

    2．是纲举目张的体现。就是前面讲的中国经济各种各样的结构矛盾，集中到最后，就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没处理好，所以提这个目标，本身意味是解决各类经济结构问题。

    3．当前世界经济失衡正处于再平衡的恢复期。这是讲的世界经济大周期发展趋势的内在性，必然要求中国发展内需。

    4．今后，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在向亚洲、向中国转移，因此中国有可能搞内需主导。

    5．在“混沌”甚至混乱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和平崛起，需要尽可能减少不可避免的纷争。但世界上有些事是不以我们的意志所转移。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因此，讲中国内需，本身是国际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

那么，实行战略目标转变的策略与手段是什么？总体上说，要加快国内改革。包括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土地产权制度的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消除技术创新的一切壁垒；充分的金融效率化；放松国内各种各样的经济管制，还有人才的培养等等。

要实现上面说的战略目标，从策略角度讲，还必须要建立有效的保护屏障。因为上述的国际环境是不会轻易允许我们很顺利地实现战略目标。保护屏障有四点：

    1．有序的金融开放。首先是要克服在“三元悖论”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其次在2020年前，汇率制度尽可能实现可调整的、小幅波动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第三，逐步实现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货币，而不是一步到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第四，在保留对衍生品管制和审慎监管基础上，视国内情况，渐进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在上海、香港，海峡两岸金融问题上，如何建人民币离岸中心？什么条件下港币会消失？港币消失以后的问题是什么？两地市场即上海、香港金融市场若有战略布局，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前置准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2．解决中国现在和今后的问题，必须思考国际环境。当前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解决环境问题，一步到位不现实。为此，我们应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基础元素的形成。第一，IMF的改革，包括特别提款权的问题，要研究。第二，自由贸易区，包括双边的，多边的要加快速度。第三，人民币区域化，包括应支持各区域的“去美元化”问题。现在，拉美也好，非洲也好，各区域都在研究“去美元化”。第四，要呼吁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稳定。也就是美元、日元、欧元之间，要呼吁IMF想尽办法让它们稳定下来，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国际金融环境的最大要求。第五，加快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体系建设。第六，黄金储备的问题，以及央行售金协议中销售上限的提高问题。我经常说，美国目前很困难，但拼命发赤字国债对全球经济稳定很不利，但为什么美国不卖一点黄金，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些重大的问题。最后，在当前的美国危机中，我们要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出售一点实体资产，就像上世纪初美国对英国一样，你现在很困难，没有钱，有那么多好资产、高技术，可以卖些么。

    3．还有石油、资源的持续供应网的建设。充分利用海外资源的问题，包括进口关税能不能再降些，提高国民财富的实际拥有率，又促进全球化；外汇储备如何进一步多元化？还包括我在网上已经说的，要尽可能运用人民币海外贷款来推动当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

    4．实现一定的经济战略离不开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策略的配合，这些不展开说了。

    最后想特别指出的，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我始终认为，中国今后的又一个30年，更大的挑战不是经济学术上或者是经济的本身，而是政府的决策。因此，进一步加快民主政治的改革，改善经济决策的民生性和科学性，是中国今后又一个30年能不能走好的最关键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