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劳动量与劳动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经济学，几乎再没有其他学科真正地提及它。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价值”、“劳动价值”和“劳动量”，但他没有在根本上把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而且在他看来，这三个概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劳动量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它包括体力劳动的耗费量、脑力劳动的耗费量和生理力劳动的耗费量三个方面（详见“劳动的分类”。

劳动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那么，不同形式的劳动量到底如何统一度量，这是关系到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的大问题。要对劳动量进行统一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然而，人类的一般劳动过程存在若干通约性，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一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劳动过程的第一个通约性，那就是所有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商品价值量是一个随机的、不可确定的量，它会随着不同“最不熟练劳动者”的劳动耗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不同“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提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商品价值量，即“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

1、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优点。①简便易行。马克思将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含有的劳动量定义为1，从而避开了复杂的劳动价值计算问题。这种方法只要先确定一个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再根据几个折算法则将其他非标准状态的劳动量折算成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一生产和劳动状态下的劳动量支出情况。这几个折算法则就是：复杂劳动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高劳动强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强度；高劳动熟练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熟练度；恶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折算成加倍的优越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容易，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比较也较为容易，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就显得简便易行。②定性分析直观明了。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情况；还可用以说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而任何货币与资本只是间接的、“死”的劳动，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的转移。

2、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缺点。①定量性较差。采用时间形式度量方法无法建立劳动（价值）量与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变量的量化关系。②适应性差。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很难区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很难区分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大小，在对分散的劳动时间、多变的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的劳动进行度量时，则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③不稳定性高。任何一门科学均要求其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价值理论的基本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也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实际劳动量会随着社会区域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值。例如，某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条件在不发达国家属于正常的劳动条件，而在发达国家可能属于恶劣的劳动条件；某一杂技演员所进行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但在杂技之乡可能只算作非熟练劳动；某一脑力劳动在过去属于复杂劳动，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简单劳动。采用时间度量方法与采用货币度量方法一样，只能求出劳动量的相对值，而不能求出其绝对值。因此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之间难以进行相互换算，难以进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从而表现出极大的时空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属于大机器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机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②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都基本相似；③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明显；④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定性区分也较为容易；⑤信息劳动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产值上都只占很小的比重。此时，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倒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随着社会向信息时代的发展，这种度量方法越来越暴露其弱点：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变量进行定量描述；无法圆满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再没有其他社会科学采用这种度量方法。

从人体内发生化学变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二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者的身体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测量这些化学变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劳动量的耗费情况。

劳动就是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它建立在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和系统的生理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每一种形式的生物运动都会发生相应的生物化学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化学变化可以越来越充分地、准确地测量出来，从而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格格夫在《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一个人在24小时进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是动力业经发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标”。实践表明，能量代谢率的变化可以近似反映出体力劳动强度的变化情况。

能量代谢量与能量代谢率：人体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量，用Ｑem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人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率，用EMR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时，即

                EMR=Ｑem/Ｔ                   (3-1)

机体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可参考有关书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进行计算

          能量代谢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响机体能量代谢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动。骨胳肌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强度变化很大，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率的影响显著，剧烈的体力运动可使能量代谢率大幅度提高。

2、环境温度。人体能量代谢率在2０～3０℃的环境中最为稳定，当环境温度低于2０℃时，由于骨胳肌紧张度逐渐增加，能量代谢率逐渐提高；当环境温度高于3０℃时，由于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环等功能加强，能量代谢率也会随之提高。

3、精神活动。脑组织的能量代谢虽然很旺盛，在安静状态下的能量代谢率约占全身的16％，但波动幅度不大，脑力劳动强度的变化对能量代谢率的影响不大。只有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时，能量代谢率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一身高1.7米、体重50公斤、年龄20岁的男性的能量代谢率与运动量的关系。

劳动或运动时的能量代谢率（焦耳/时）

情：况    躺：卧   开  会   洗  衣   打排球   踢足球

产热量     240      300      8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谢率可近似地反映体力运动的强度，但它不能准确反映脑力运动和生理力运动的强度。

事实上，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时，大脑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是异常复杂的，没有尖端的测量技术和科学的智能学理论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计算脑力耗费量的，因此采用身体化学变化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是不现实的。

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三个可通约性，就是增加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痛苦，或牺牲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因此，亚当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

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个客观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乐的减少量却是一个主观值。主观值虽然可以反映客观值，但这种反映会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发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劳动者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劳动耗费量。此外，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所进行的劳动并不意味着牺牲了“安乐、自由与幸福”，有些劳动本身包含着快乐。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里，劳动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谋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压抑个性的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明显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时劳动给劳动者所产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乐减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劳动量的付出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劳动复杂度不断上升，劳动与生活越来越相互渗透，劳动所带来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来越少，劳动本身将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来度量劳动量将显得越来越不准确。

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用工资或口粮就可以购买到，因此劳动过程还有第四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量可以用工资或口粮来获取。

配第在研究“在劳动和土地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时就提出来了用工资或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斯密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的，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本质在于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虽然，劳动耗费量与工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是，采用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工资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客观值，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时，工资就要小于劳动耗费量；当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时，工资就要大于劳动耗费量；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时，工资才可能等于劳动耗费量。即使如此，工资的变化情况还受许多具体的主观和客观偶然因素的影响。

(2)工资收益并不是劳动者的全部实际收入，许多无形的收入如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工人收入的一部分，许多无形的负担如单位负担或社会负担将降低工资的实际效用，这将使工资与劳动耗费量进一步脱节。

(3)工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含量也是一个可变的量，因此以货币为单位来衡量某一事物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也必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不过，采用支付工资形式来近似地度量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如果用生产系统的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则存在另外一些问题：

(1)一般情况下，劳动耗费量与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产出量往往没有严密的对应关系。有时，劳动耗费量增长很大，但产出的使用价值却增长很小，特别是当劳动强度接近生理极限时，产出的使用价值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

(2)使用价值产出量受到众多因素如生产手段、生产工具、环境条件、风险概率等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准确反映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耗费情况。例如，有些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另一些人因碰到好的机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产条件而取得了较多的收益，而另一些人则因恶劣的生产条件而毫无所获。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一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大小来判断这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实际上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用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的付出量是笼统的、不精确的和不客观的。

马克思指出：“无论有用的劳动或生产的活动怎样的不同，这总归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它们是人类机体的功能，并且无论每一种这样的功能有怎样的内容和形式，它在本质上总是人类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资本论》第一卷第47页）。人的具体的劳动过程非常复杂，有体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运动系统），脑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大脑神经系统），生理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除运动系统和大脑神经系统以外的生理系统）。各种劳动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等不同，劳动的内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万别，如果单纯地采用某种与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运动情况的物理学或化学指标，来反映和描述人的劳动耗费量，将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论界普遍采用马克思的观点，即根据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而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根据他自己假设的两个基本命题：①劳动价值量由劳动量来决定；②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把人类的劳动量抽象为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时间特性，即劳动量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劳动过程的时间广延性，从而把第二个基本命题作为一个假设或概念定义确立下来。显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第二个基本命题进行具体的论证。长期以来，既没有人对此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异议。因此，这两个基本命题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由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建立在这两个未经充分论证的基本命题之上。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机体内环境，以维持劳动行为的正常进行。机体内环境包括生理环境、心理环境和精神环境三个方面。而劳动者的机体内环境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消费一定数量、一定种类和一定质量的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以后才能得以实现。

劳动者在其生长发育阶段通过消费活动来吸收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并通过学习、培养、锻炼等将其转化为内部组织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为以后的劳动行为建立和维持适宜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的复杂度得到发展，就会给机体的内环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改善原有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者在生长发育阶段或修养治疗阶段，还没有具备劳动能力，此时要求家庭和社会给予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进行构造、修补和发展；当劳动者因健康或年龄而丧失劳动能力后，即停止劳动行为以后，在客观上还要求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进行赡养性维持和修养性处理。

机体的内环境存在一个平衡性问题。当机体适宜的内环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地输入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来维持其平衡，如果劳动潜能的输入过程停止，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失去平衡。机体内环境的失衡分为三种类型：

1、弹性失衡。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少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就可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就称为弹性失衡。

2、塑性失衡。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多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并不能完全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只有及时地补入更多的劳动潜能，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称为塑性失衡。

3、质变性失衡。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很多时，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这时无论补入多少劳动潜能都不能完全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大幅度的失衡就称为质变性失衡。

只有当劳动量的付出量与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它在劳动者机体内所产生的劳动潜能）保持在一定水平时，机体内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

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千差万别的，它随着劳动者作用方式、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劳动过程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要对不同形式的劳动量进行统一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不难发现，这些千差万别的劳动过程存在着三个基本通约性：①时间通约性，即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来完成整个劳动过程；②产出通约性，即都要生产出一定数量（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③投入通约性，即都要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才能及时地恢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一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前面已经分析了，采用劳动的时间通约性和产出通约性来度量劳动量具有许多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唯一的前途是，如何从劳动的投入通约性着手来度量劳动量：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机体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必须是以一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作补偿源或动力源，或者说，人类的任何劳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作为基本代价。

不难发现，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量，具有以下优点：

1、尺度稳定性高。由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单位是能量单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劳动量的度量单位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不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2、直观性强。用具体的、可感觉到的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比用抽象的时间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观性。

3、可量化性高。由于把劳动者产出的劳动价值量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投入产出模型，有利于与经济学、价值工程学等数学化程度较高的学科建立联系，从而可大大推进价值理论的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

4、适应性广或灵活性高。这种度量方法无需对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做特别的规定，从而具有广泛的时空适应性和灵活性。

然而，采用这种劳动量的度量方法将会面临如下突出的问题：

1、消费与劳动的脱节问题。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的“脱节”现象，即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并不总是直接地联系起来的。具体表现：①劳动者在休息时不进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②劳动者在处于生长发育期和衰老期的时候也不进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③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需要消费各种生活资料但并不直接付出劳动量。

2、消费与耗费的不对等问题。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对等，即劳动者有时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足够补偿劳动量的耗费，有时又不足以补偿劳动量的耗费。

3、消费效益的不均衡问题。消费量与劳动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在消费相等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后所付出的劳动量不相等。具体表现：①有些人只消费生活资料，而不进行生产劳动；②有些人只进行了很少的劳动但消费了很多的生活资料；③有些人虽进行了很多的劳动但只消费了很少的生活资料。

4、劳动效益的不均衡问题。劳动量与劳动价值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劳动熟练度的劳动者在付出相同劳动量后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量不同。具体表现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劳动量但只能产生很少的劳动价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劳动量却产生了很多的劳动价值量。

5、劳动强度与劳动复杂度的差异问题。提高劳动强度或劳动复杂度都将会增加劳动者的劳动量，但各自增加劳动量的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应该如何区分？

1、区分“劳动潜能”与“劳动量”，以解决“消费与劳动脱节问题”。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通过人的消费过程转化为劳动潜能，并通过人的劳动过程转化为劳动量，由于劳动潜能能够在一定时间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进行“提前支取”或“延后贮存”，从而消除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所存在的时间距离。

2、区分“补偿不足”、“补偿平衡”和“补偿有余”的使用价值消费量，以解决“消费与耗费不对等问题”。劳动者在进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一定形式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只有在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3、区分“期望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以解决“消费效益不均衡问题”。对于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消费熟练度越高，消费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越多的劳动量。

4、区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以解决“劳动效益不均衡问题”。劳动价值量是指一般劳动熟练度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量”，劳动熟练度越高的劳动者会以相同的劳动量产生越多的劳动价值量。

5、区分“主劳动量”与“附加劳动量”，以解决“劳动强度与劳动复杂度相差异问题”。把劳动量分解为“主劳动量”和“附加劳动量”两个分量，根据这两个分量对于劳动量的不同影响方式来精确定义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度，从而可知，劳动强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主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劳动复杂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附加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

显然，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与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即劳动量）是不可能对等的，必须对“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内涵进行规定，并对其进行两个方面的条件限制，

劳动量的度量方式：采用“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者的劳动量。

这里要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定与条件限制：

1、“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价值形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价值层次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方面；表现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务）两个方面；享受范围包括个体生活与居住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受方式包括个体独享（即工资、补贴、保险等）、集体共享（即集体福利）和社会共享（即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价值延伸范围包括幼儿与少年成长、中年与青年发展和老年退休三个方面；价值使用途径包括生活、教育（含义务教育费和职业培训）和工作三个方面；价值用途包括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维持自己生活三个方面；价值体现方式包括工资、补贴和保险（含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方面；等等。

2、“补偿性”。生活资料的消费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补偿不足、补偿平衡、补偿有余。实践表明，劳动者在进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一定形式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否则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续的维持和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不足”，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大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受到损害而逐渐萎缩；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有余”，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小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增强而逐渐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正好等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平衡”，此时劳动的耗费量正好等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会维持原状。这就表明，只有在“补偿平衡”状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度量劳动量，没有必要对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度进行特殊限制：①劳动强度的提高将会直接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主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而且在劳动强度较小时，这种增长是线性的，超过一定程度，这种增长将是非线性的，劳动强度增大到一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强度的极大增长。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的劳动岗位，通常存在一个最佳的劳动强度；②劳动复杂度的提高将会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附加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由于这种劳动量主要产生于教育与培训阶段，通常不产生于实际工作阶段，经常是“提前预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而且这种劳动量往往同时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师、师傅、传媒工作人员等）的劳动量，往往被人们所误解。

显然，对于同一劳动领域、同一劳动岗位和同一劳动产品，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不同的劳动者往往会付出不同的劳动量，为此，将“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或“社会平均的劳动量”定义为劳动价值，即

劳动价值：社会平均的劳动量或社会必要的劳动量。

不难发现：全社会的劳动量的总量等于劳动价值的总量。

由于劳动量可以采用“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进行度量，那么劳动价值就可以采用“社会平均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或“社会必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进行度量。

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由于同一劳动性质的劳动价值服从边际效用规律，随着劳动量的不断增加，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劳动价值不断下降，并最终趋于劳动量，由此可得。

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均衡规律：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和相同性质的劳动，其劳动价值围绕劳动量上下波动。当劳动价值大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增加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调整劳动性质、促进劳动力输入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下降，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价值小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减少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促进劳动力输出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上升，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量等于劳动价值时，此时就称作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处于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①仇德辉著，《统一价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②仇德辉著，《数理情感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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