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分化以及部门“扶持”等因素与政府推进产业资本“下乡”交织在一起，使目前农民合作社的成员构成的异质性增强。如果将兼业农户、农村精英和经营大户、城市资本、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政府等多个不同层次的主体各自的资源禀赋、利益结构和实际行为逻辑构成具有相关性的分析框架，再将有关政策注入，就会形成本文的问题意识：不同主体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利益张力将对合作社的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政府部门与资本作为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经济社会遇到困难的内因是什么、相关政策改进的方向是什么？这些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背景与问题

    中国农村改革30年来以“去组织化”为特征的实际经验愈益显化着一种内在矛盾：正是为了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强力推行的户营经济本身，使得任何外部主体都不得不面对高度分散的兼业化小农经济导致契约关系难以维护、或维护成本过高的困境，农村客观上难以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须依托的信用基础。

    （一）大包干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

    1.“交易成本”问题是理解农业政策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拥有世界9%的耕地和5%的水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9.4亿农村户籍人口、2.3亿农户高度分散且土地分割细碎，属于世界上兼业化程度最高的、最细小的农业单位。诺斯认为，“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经济史的中心。”^[②]应该认识到，自大包干恢复了传统的农户经营以来，随着市场化配置要素全面推进，在农业生产力诸要素长期净流出条件下，很难开展生产关系调节，大多数高度分散农民仍然由于规模小、剩余少而难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在只有一个“分”的层次即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普通农户无法基于农业生产和销售而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而且宏观上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影响。^[③]因此，有必要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这个层次的功能。

    2.致力于完善“统”的经营层次的农业政策效果

    大包干以来，农业政策部门针对上述问题，先后强调了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这样三个政策重点。

    丹尼尔·W.布罗姆利认为，一项制度安排的经济可行性与经济剩余密切相关。^[④]本文作者早就指出，农村改革的本质是“政府和集体相继从不经济的农业生产领域退出”，在政府“退出”之后本来就已经缺乏“统”下去的财政支撑的村级集体经营农业难免因“低效率”而成为众矢之的并被广泛抛弃，集体经营层次摧枯拉朽地在全国多数村庄迅速萎缩和消失，“壮大集体经济”更多落为“有集体无经济”，籍此加强涉农服务的政策设想被30年的实践所证伪（少数得到在地化的农村工业支持的村社例外）。

    1988年，随着原来人民公社体制被具有自收自支权利的乡村政权两级组织替代，在政策层面上提出了以农村集体或合作组织为基础，以国家涉农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企业和个体服务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过，实际上得到发展的是后两者，进而导致了农村资本“下乡”与部门“在乡”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方面，国家经济技术部门随着行政系统条块分割和向基层“下沉”而得到发展，成为以基层政权自我膨胀而庞大起来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于乡村两级基层政权的“自收自支”^[⑤]，已经成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各级政府经济技术部门提供的多是营利性服务，而小农由于剩余少而对各种收费服务表现出极高的需求弹性；即使免费服务也由于面对的农民数量多、经营复杂而无法克服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⑥]

    另一方面，如同1956年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产业资本初步形成便提出内涵剪刀差的交换要求，并演化为以“农业现代化”为名、以从“三农”提取剩余为实的集体化制度体系那样^[⑦]，1990年代初地方产业资本初步形成，也普遍要求“农业产业化”名义的扩张。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发展龙头企业提到发挥统一经营功能、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高度来对待；通过纵向一体化整合延长产品价值链演变为一项财政支持的重要的农业政策，结果形成了公司和小农户之间非对等谈判的市场关系下的“公司吃农户”；分散农户用“脚”投票导致双方无法形成稳定契约，公司+农户的产业化大约80%出现违约现象。

    （二）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其演变

    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化建设，任何意在完善社会化服务的农业政策都会因难以化解“交易费用”而很难真正落实。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部门和资本都与农户之间缺乏根本的利益联结，另一方面，任何外部主体要进入乡土社会，都面临与分散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的约束。然而现实中，农民合作的发展受到小农经济剩余太少的限制，农民合作的启动成本和运行成本难以通过合作收益弥补。在缺少国家支持性政策的条件下，不仅农民难以自发组织化，传统农区涉农部门也缺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动力和资源。当前覆盖了农民总数约10%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大多数都产生于从事特色农产品生产、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⑧]。

    二、农民合作组织相关主体的行为分析

    市场和政府部门行为共同构成了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当前，无论是市场中最重要的资金要素，还是政府部门主导的资源回流农村，都呈现出与普通小农渐行渐远的态势。农民群体内部，大农、小农的分化也开始加剧。

    （一）资金要素：在农村要素组合配置和收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

    资金要素是社会生产中的龙头要素。随农村市场化发展，一方面农村资金要素通过商业化改制之后的银行部门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农村中金融资本向少数群体集中，这种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普遍出现的“金融排斥”^[⑨]，有利于强化资金要素对农村资源配置的组织作用。

    在农产品产业链条上，资本最先占据的领域是农产品流通领域，然后扩展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终端经营领域。这些环节的增值收益大部分由资本占有，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在要素配置上，资本下乡对农村资金、土地、劳动力的要素配置起主导作用，农用地的流转和集中、在村劳动力的农外就业以及农村资金的使用，都主要由资本或资本集团主导并获取大部分增值收益。

    （二）部门：公共权力垄断或资本化运用

    部门下乡、对农营利性服务，如前所述，无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经营困境。并且，很多地方的资本下乡，是部门引导、扶持的结果——部门帮助资本在一个不公正的市场环境中下乡获利，而资本则分出一部分收益给部门。随着农村基层政权由“代理型”向“谋利型”转变，公益性服务的目标出现漂移，^[⑩]很多营利性涉农服务以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举办，使得很多应该用于公益性服务的财政投入转化为小集团资本或者是私人资本，也使得许多公益性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成为小集团资本或私人资本获利的手段，形成事实上的“扈从关系”。^[11]

    （三）农户：在部门与资本下乡中分化加剧

    随着农村内部资本的形成，农村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高低农户的显著分化，形成了大农和小农^[12]或者说农民精英和普通小农的分层。这种分化在资本和部门下乡中加剧。大农（精英农户）通过与部门或资本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生产经营方面优势；另一方面，大农利用其农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民形成合作、帮助资本和部门顺利下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部门和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合作组织

    （一）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

    当前大多数农村合作社就是在上述的农户分化、部门和资本下乡的格局下进行的，因而形成了特殊的面貌。

    农民合作有利于帮助部门和资本克服下乡的交易成本。外部的下乡资本也乐于为组织农户支付一定成本，除节约交易费用外，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而部门把握着公共财政对合作组织的分配渠道；一般会选择和其经营领域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去组织合作社，以利于部门经营职能的扩展。但是，如果农户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组织租”^[13]为合作宗旨，其合作收益既用来支付管理成本，也用于利润积累；那么，从理论逻辑上推演，农民合作组织的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将与资本和部门垄断性经营竞争，压缩资本和部门的利益空间。由于农户合作组织对于资本和部门的获利/寻租具有双重效应，资本和部门的现实选择就是扶持大农（精英农户）、压制小农（普通农户），通过组建大农主导的合作社实现其既节约交易成本、又相对保证垄断收益的目的。

    而小农资源有限，经济收益少，虽然有合作需求，但是很难产生足够的现实的合作收益，在缺乏外部支持下寄希望于小农之间的联合来提高谈判地位、节约交易成本，客观上不现实。除非政府真心实意地支付组织成本，否则，弱势小农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单独进入市场交易，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要么加入大农主导的合作组织。

    在政府增加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时候，大农有两个选择：一是大农之间的合伙，二是通过联合小农组成合作社。虽然后者的组织和管理成本高于前者，但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收益——既可以获得政府针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财政扶持，也可以比小农更多地分享“组织租”。因此，联合小农组织合作社成为大农的主动选择。

    于是，相对具有强势利益主体地位的部门、资本和大农，在各自的利益导向下形成了联合小农组建合作社的“利益共谋”。由于农村经济空间基本被部门、资本和大农占领，真正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农户合作组织能够发育的程度极为有限；天生就内在具有“精英俘获”机制的“大农吃小农”型合作组织逐渐成为农民合作组织中的主体。

    （二）部门和资本扶持下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

    这样由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的合作社，一般不会真正完善合作社内部的合作关系，其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也只会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合作社运行中执行的往往是“大农吃小农”的逻辑——几个大户联合起来，在最终购销方和农户之间充当一个中间商，低价买进农户产品而高价卖出部门和资本；或者低价买进部门和资本的生产资料和技术，再高价卖给农户。

实质上，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只是在部门和资本组织农民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帮助了部门和资本对小农的组织，增加了一个类似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并不能解决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也并不能帮助小农加入生产环节之外的加工和经营环节获取更多利润。但这造成了合作社发展的虚假繁荣局面，在本来已经注水的政绩体系中增加了一个试图对弱势群体得以自圆其说的依据，并且改变了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维护公平的公益性质。

    即使如此，这种合作社的成长空间也处于部门和资本垄断形成的限制之中，这也决定了普通小农从中分享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对政府有关部门而言，虽然其乐于帮助大农建立假合作社以套取财政扶持，但是仅限于由大农来组织市场需求，并不发展合作社的谈判能力，防止其成为竞争者；相应地，部门卵翼下的合作社试点或示范，要么和部门经营范围高度相关，要么就是和部门经营构成上下游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门领办合作社方兴未艾。一方面，部门可以通过控制关键环节遏制农户组织议价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某个领域具有了某种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国家战略意义的“政治正确”时，其进入的机会收益都会大于机会成本。

    随着中央文件对合作社工作的重视，各部门追求各自的政绩、一政多门的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从政府部门扶持合作社的公益目标来讲，虽然部门也许乐于见到真正的合作社，但是由于扶持资金有限，而大农事实上已经成长起来，扶持大农主导的合作社比建立普惠制的扶持机制或建立一个更严密的遴选机制，行政成本要低很多，同时还可以和大农共谋获得回扣或远期收益，于是，使用财政扶持合作社资金的部门就倾向于“知假扶假”。

    同理，资本一般情况下也仅限于由大农组织市场需求，并不支持发展合作社的谈判能力和经营实力，并且仅仅同合作社发展合同购销关系；当然不会投入很多资本、人力和技术来发展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

    四、基于博弈论对“大农吃小农”逻辑的分析

    在合作社的内部分配中，大农和小农之间实质上存在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以下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这种“大农吃小农”的合作机制。

    （一）紧密型社员与普通社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1.模型假设

    由于精英农户之间的合作类似于合伙制企业，其合作比较紧密，而一般小农之间的合作比较松散，且对大农具有一定依附性，因此，模型将合作社成员分为紧密型社员和普通社员。紧密型社员在合作社中入股较多，并且对合作社有一定的控制能力，通常是一些种植或者购销的大户；普通社员特指一般意义上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农户。

    假设：（1）参与人（大农和小农）都以追求各自收益最大化为目标；（2）参与人拥有对方关于这场博弈的完全的信息。也就是说所有的参与人对对方在这场博弈中的行动集合、行动顺序、收益函数都有完全的知识。

    紧密型社员处在主导地位，其组建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占有普通社员的剩余。普通社员有两种选择：反抗还是沉默——如果反抗的收益大于成本，会毫不犹豫地反抗甚至退出合作社；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就会默默地忍受。紧密型社员下一阶博弈中的策略性应对是：当普通社员选择沉默时，紧密型社员将进一步侵占普通社员的利益；当普通社员反抗时，紧密型社员将对成本—收益进行权衡，选择侵占或者不侵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框架。

    2.模型建构

    模型中一些必要的假设及参数设定如下：

    （1）参与者集合：紧密型社员C，普通社员P。

    （2）参与者的行动顺序：紧密型社员在资金、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占有优势，因而假定他们最先行动；然后普通社员对紧密型社员的行为做出策略性反应；紧密型社员再对普通社员的行动做出策略性反应，即C—P—C……。当紧密型社员不再采取行动时，博弈终止。

    （3）行动集合：合作社的紧密型社员有激励去“侵占”普通社员而获取更大的收益，他有两种行动可能：C1=侵占，C2=不侵占；普通社员在面对紧密型社员的侵占时有两种行动可能：P1=沉默，P2=反抗。

    （4）参数设定：

Tc_i－不存在侵占行为时紧密型社员第i期获取的利润，

Tp_i－不被侵占时普通社员第i期获取的利润，

Te_i－紧密型社员第i期侵占普通社员的收益，

Cc_i－紧密型社员第i期侵占普通社员而付出的成本，

Cp_i－普通社员第i期反抗紧密型社员付出的代价，

_i（0≤ ≤１）－普通型社员第i期反抗时可以挽回的损失的系数。

（5）收益函数：

所有参与者的收益矩阵为：

紧密型 普通	侵占	不侵占
反抗	Tpi-(1- i)Tei-Cpi，Tci+(1- i)Tei-Cci	Tpi-Cpi，Tci
沉默	Tpi-Tei，Tci+Tei	Tpi，Tci

 

i）假设在第1期，(1- ₁)Te₁>Cc₁，紧密型社员的策略性行为是“侵占”；对于普通社员来讲：若Cp₁> ₁Te₁，沉默是其优势战略；若Cp₁< ₁Te₁，反抗是其优势战略。

ii）在第2期，当普通社员保持沉默，对于紧密型社员来讲，侵占是其优势策略。当普通社员反抗，若(1- ₂)Te₂>Cc₂，则紧密型社员策略性行为仍是侵占，但Cc₂>Cc₁，侵占收益下降；反之，若(1- ₂)Te₂<Cc₂，则不侵占。

概括来讲，在第i期（2≤i＜n），

若(1- _i)Te_i>Cc_i，且Cp_i> _iTe_i，双方的策略均衡是（侵占，沉默）；

若(1- _i)Te_i>Cc_i，且Cp_i< _iTe_i，双方的策略均衡是（侵占，反抗）；

若(1- _i)Te_i<Cc_i，策略均衡是（不侵占，沉默）。

若策略均衡是（侵占，沉默），则随着博弈阶数的增加，Te_i+1>Te_i；

若策略均衡是（侵占，反抗），则随着博弈阶数的增加，Cc_i+1>Cc_i。

iii）当第n期，Cc_n>(1- _n)Te_n时，紧密型社员将终止侵占，形成的策略均衡是（不侵占，沉默），博弈过程结束。

    3.参与者行为分析

    合作社成立初期，普通社员选择离开的成本较小，当其利益被过度侵占时（损失大于不参与合作社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即使不依靠集体行动而可能采取反抗行动，而紧密型社员则要为此付出较大成本，所以前期普通社员与紧密型社员关系相对和谐，紧密型社员不敢轻易、过分侵占普通社员的利益。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整个区域的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合作社的市场势力壮大可能会使市场结构由原来的充分竞争市场演变为寡头市场，按照豪特林的区位分析方法，“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寡头之间会达成均衡的定价策略，按照区位优势划分市场的份额”^[14]。此时普通社员基于个体行动选择脱离合作社的成本提高，这意味着紧密型社员可以利用合作社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更多侵占普通社员的利益，其临界点是侵占普通社员的收益刚好等于因普通社员离开导致规模效应削弱所产生的收益的减少（侵占成本）。

    当然，普通社员也可以选择集体行动在合作框架内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将在下文中讨论。

    （二）普通社员之间合作行动的静态博弈

    要对上述博弈行为深入分析，还需要就普通社员内部的集体行动和搭便车问题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简单假设只有两个普通社员，他们之间不能通过信息的沟通达成某种行动上的统一。紧密型社员人数少，在侵占普通社员方面有共同利益，因此更容易形成合谋，可以假定他们是一个行为主体。

    2.模型建构

    模型中一些必要的假设及参数设定如下：

    （1）参与者集合：普通社员A，普通社员B。A和B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对对方的行为策略和行为函数有全面、清晰的认识；A和B同质，具有相同的行为特征和收益函数。

    （2）参与者的行动顺序：由于A和B完全同质，哪一方先行动对于最终结果无差别。

    （3）行动集合：由于这一博弈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紧密型社员对普通社员利益的侵占，因而普通社员存在两种策略，设A的行动集为（A1=沉默，A2=反抗）；B的行动集为（B1=沉默，B2=反抗）。

    （4）参数设定：

    普通社员反抗的成本为Cp。如果双方都参与反抗，则成本由双方承担；如果只有一方反抗，那么反抗的成本由反抗者单方承担。

    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反抗，反抗收益为 Te/2，各方分别获得 Te/4；如果双方都反抗，则反抗收益为 Te，各方分别获得 Te/2。

    如果双方都沉默，收益为-Te。

    （5）收益函数：

双方的收益矩阵是：

 

 

i）若Cp>（1+ /4）Te，双方将形成（沉默，沉默）的均衡；

ii）若 Te/2<Cp<（1+ /4）Te，则双方的均衡解为（反抗，沉默），（沉默，反抗）；

iii）若Cp< Te/2，则均衡解为（反抗，反抗）。

    如前所述，不论普通社员选择“沉默”还是“反抗”，紧密型社员只要侵占收益大于侵占成本，在下一阶行动中仍会选择“侵占”。如果社员之间合作起来，则紧密型社员所面对的Cc将显著增加，当(1- )Te-Cc<0时，不侵占成为紧密型社员的优势战略。

    3.简单结论

    当 Te/2<Cp<(1+ /4)Te时普通社员之间就有激励进行合作，（反抗，反抗）对双方都有利，可以避免利益被继续侵占。但由于通常缺乏集体行动，普通社员只有在被剥夺到一定程度达到Cp< Te/2时才会形成普遍反抗，形成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

上述博弈模型是对复杂的现实过程的一个过于简单的抽象，但是从中不难发现，本来合作社是“反市场化”的产物，而资本和部门主导下的农民合作组织实际上是按市场逻辑运行并进行利益分配的，因此，小农无论是单独面对市场，还是加入大户主导的合作组织，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也许，后者只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政策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注脚罢了。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直接或间接地支撑，农民就容易沦为各类垄断性力量的盘剥对象。合作社是一种农民可以信赖的组织；^[15]除帮助农民维护权益外，还是扭转乡村失序、建设农村文化等的重要组织载体。这些关乎农村可持续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基本常识，无论在当代关于日韩台综合农协模式的讨论中，还是在旧中国农村研究者调研的资料文献中，皆如汗牛充栋。因此，我们本来应该从更宽阔的视角理解农民合作而不仅限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

    但是，能够促进公平、保障弱势农民群体权益的合作社，在当前条块分割的行政生态下却碍难形成。本文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如何破除涉农部门利益和下乡资本相对于小农的优势地位问题。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实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上述大农领办“假合作社”的发展态势，因为：政府部门的约束条件没变，扶持资金优先、符号可见性优先的政绩追求未变、营利性目标没变；资本的约束条件没变，和部门结盟的逻辑没变、短期营利目标未变；政府部门和资本的强势地位没变、优势资源禀赋（人际关系资源、信息资源）没变；大农的约束条件没变；小农的约束条件，如生产规模小、资源劣势（技术水平、信息资源等），也没有变。鉴于这种“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会越来越多，如果政府强力按照法律精神规范合作社的话，目前的假合作社中大户的利益将会受到限制，大户由于经营能力和贡献不能科学折股而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下降，农村仍然无法解决与外部主体交易过高的问题。

    这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规范问题，实质上是合作化发展的各种利益主体的资源禀赋、利益结构的对比和连接方式问题。由于部门、资本、大农相结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几乎必然地内涵着“精英俘获”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及其相关投资如何调整，才能扭转本文揭示的基于部门、资本、大农、小农的资源禀赋和利益结构而内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变异的实际逻辑。

    本文特别强调：当前迫切需要反思、推动以广大农民为本位的农民合作运动。如欲缓解“三农”问题，就应在农口大部制改革的同时，将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作为承接财政“普惠制”投入的主要载体，才能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从制度上维护外部主体与2亿多中国兼业小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只有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构成集体“谈判”条件而产生制度成本较低的“可维护契约”，正常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社会基础才能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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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临，关于重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1（1）。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ost resources allocation are indeed leaded by related departments for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instead of public interests-oriented. As the consequences, the elite peasants take the advantages and the average are “objectivated” and marginalized. Organizational level of small peasants must be enhanced during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elites capture is getting to be regular thing in peasant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which is not helpful to guarantee the principle role for peasants.  The first priority is to establish the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unctional cooperatives; and to remove departmental barriers is the pre-requisite.

Key words:  governments & capital re-entry rural caused elites’ capture  peasant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peasants’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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