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比上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00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1968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29077亿元，增长7.4%。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0.1%，集体企业增长3.5%，股份制企业增长7.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1.4%；重工业增长4.5%，轻工业增长6.8%；39个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保持增长，6个行业下降；东部地区增长3.7%，中部地区增长5.2%，西部地区增长11.8%。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07%。

    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6%。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持平。上涨的有食品（0.5%）、烟酒及用品（2.0%）、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2.1%）、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1.3%）；下降的有衣着（2.4%）、交通和通信（2.7%）、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0.5%）、居住（2.9%）。同时，商品零售价格下降0.8%，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4.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1%。房屋销售价格下降1.1%。

    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8.0%；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7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4.2%；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9.0%。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622元，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

 

    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同比增长16.14%。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77亿美元，同比少增1462亿美元。3月份外汇储备增加417亿美元，同比多增67亿美元。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359元人民币。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23562亿元，增长28.6%，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投资4567亿元，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三产业投资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三次产业分别增长85.0%、26.8%和29.1%；中西部投资的增长快于东部，东中西分别增长19.8%、34.3%和46.1%。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398亿元，同比增长15.0%，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9834亿元，增长14.1%；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9564亿元，增长17.0%。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零售额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

    一季度，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亿美元，下降30.9%。进出口相抵，顺差623亿美元，同比增加209亿美元。一季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8亿美元，同比减少56亿美元。

    2009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3.06万亿元, 同比增长25.51%，增幅比上年末高7.6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7.65万亿元,同比增长17.04%，增幅比上年末高7.98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88%。一季度净回 笼现金473亿元,同比多回笼785亿元（去年同期净投放现金312亿元）。

    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58万亿元，同比多增3.25万亿元。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6.56万亿元，同比增长26.97%。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3.63万亿元，同比增长25.72%。

    3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3.22万亿元,日均成交6010亿元,同比增长42.5%。

    3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0.84%，比上月低0.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42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0.84%,比上月低0.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43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国A股股市一枝独秀。上证指数从季度初的1820点上涨到季度末的2400点，单季涨幅达30%，深成指涨幅更是达到40%。A股市场持续走高，除宏观政策利好以外，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大量新增贷款一部分可能流入股市。

 

 

    1，总体形势观察

    今年第1季度，GDP增长6.1%，工业增加值增长5.1%，CPI下降0.6%，城镇新增就业减少21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但与上个季度相比，降幅明显收窄，月度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表明经济运行有可能出现探底回稳迹象。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较快，分别高于上年同期4.2和3.6个百分点。对增长的贡献度，投资达4.3个百分点，是消费的两倍多，而净出口是负增长。这也许是刺激政策效应的初步显现。

    与经济高增长时期相反，在增长下滑的情况下，第二产业的增长（5.3%）慢于第三产业（7.4%），延续了去年第4季度的趋势，经济结构似有改善。此乃形势使然，并非主动调整的结果，这也说明，在现行增长方式下，第三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要强于第二产业。

    应当指出的是，内需上升，结构改善，降幅收窄，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巩固，甚至处于上行和下行的两可之间，即使探底回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货币和贷款的大量投放导致的超调反弹有关，下行的风险依然不小，结构调整的阻力仍然很大，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未减，内部的制约因素有增，通货紧缩的风险未消，似乎又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对此切莫过分乐观。

 

    2，贷款放量增长与货币政策操作

    在第1季度的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现象是货币和贷款的高增长，M2的增长超过了25.5%，与以前通货膨胀高涨年份不相上下，新增贷款达到4.58万亿元，与今年全年5万亿元的增长目标相差无几。如果按此速度增长，全年将会突破8万亿元。对此有多种解释，很多值得进一步讨论。

    有人认为，贷款投放一直存在年初快、年末慢的规律性，加之去年紧缩过度，因而，目前的增长尚属正常。不错，从历史情况看，的确是年初投放较多，年末投放较少，但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多增3倍，历史罕见。特殊情况要有特殊政策，但特殊情况也往往走向极端，去年紧缩过度是不争的事实，今年大幅扩张的风险是否有所考虑，政策操作以适度为宜，过犹不及，就不是平抑而是加大经济波动。应当看到，货币和贷款的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肯定不会继续如此增长。

    货币和贷款的高速增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贷款的流向更值得关注。资料显示，在非金融公司和其他部门的贷款中，票据融资占比很大，1、2、3月分别达到38.5%、45.5%和22.6%，其增速明显高于一季度贷款的增长。在现行体制条件下，这会加剧贷款结构失衡，加大金融风险。一是贷款更多地流向了大型企业，二是很大一部分资金停留在银行间市场或者流向股票市场，而不是流向实体经济，三是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原因在于，出于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和企业套利的动机，国有银行体制和商业银行的行为本身就偏向于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而能够实施和取得票据融资的又往往是大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加突出。这不仅是由于大小企业的信用状况、与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是由于大型企业可以采取票据融资实施多种套利方式，目前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集团公司利用银行授信获得承兑，子公司将票据贴现获得贷款，再将贷款还给银行，以套取存贷款利率与贴现利率之间的利差。特别是在存贷款利率央行管制的同时，银行间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很大一部分停留在银行间市场，使其利率走低，大幅降低了票据融资的成本，这就会促使大型企业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并将风险转移给银行。反过来使得更多的贷款流向大型企业。

    在贷款大增而经济增长下行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下，未来的政策操作出现了两难。有人认为，由于CPI下降，实际利率增大，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二季度可降息一次；有人主张，按照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要求，未来若高增长无法持续，存款准备率下调将成为主要手段。我们认为，目前的情况不宜急急忙忙草率操作。除了贷款投放已经很大，市场流动性并不短缺以外，一是利率过低，资金过于廉价并无好处，不仅会使货币政策失效，而且会造成资金大量浪费，因而在现行利率水平下，进一步降息的操作需要慎重。二是政策效应的显现有一定的时滞，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在10个月左右，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失误在于对此考虑不周，结果是货币紧缩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二者叠加在一起，加剧了增长下挫和经济波动的程度，那么，现在的政策操作就要充分考虑其对一年以后的经济运行会产生什么影响。三是与其在贷款数量上做文章，不如在改善贷款结构和提升贷款质量上下功夫，关键是要找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四是在通货紧缩压力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否则必然会发生扭曲现象，鉴于一季度银行业利润大增和市场套利活动的活跃，优化利率结构，缩小套利空间是一个重要选择，其中包括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与贴现利率、银行贷款利率与地方债券利率等。

 

    3，探寻促进就业的可能途径

    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尽人皆知，媒体也大声疾呼，各种各样的招聘会、职介会、培训活动令人应接不暇。事情的热闹也反映出其效果不佳。这就需要反问一下，为什么？有没有可供选择的途径和办法？这里，我们既不想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想漫无边际地议论，只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子之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问题。

    人们都把目光紧缩盯着货币政策，而对金融业的结构很少关注，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在加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生存还未解决。鉴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去年五月，银监会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条例，到目前为止，小额贷款公司试点107家。我们不知道这种作法究竟是要解决问题，还是在做秀。据笔者了解，有人专门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生意相当红火，以12%的利率融入资金，以36%的利率贷出，还供不应求。须知，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中小企业就有33万多家，第三产业中中小企业的比例更大，可见市场之广，需求之大。为什么不能放开，凡达到准入条件的一律放行，用得着搞这么多、这长时间的试点吗？为什么不能搞它几千、几万个，每个区、每个县搞它一个，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借以把国内金融放开，取消那些只贷不存的不合理规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一大批人就业问题。试想想，如果一个公司有10－20个人就业，那么就为几万、几十万大学生找到了工作。

例子之二，中小学合校问题

    十多年前是一个人口生育低潮，目前很多地方中小学的人数减少，于是在推进教育改革和提高学校设施利用效率的名义下，很多地方搞起了合校并班。合校的效果如何，高校并校已有先例，老师、学生、家长和社会都不满意，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中小学的合并也不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点暂且不论，仅仅讲一下班级规模的问题。我们现在中小学的编班通常是40－50人一个班，多的达到60、70人，搞的是工厂化教育，流水线作业，难怪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有“学校不是养鸡场”之说。大班轰，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好，在升学的压力下，就为各种各样的校外辅导班和辅导老师造就了很大的市场和需求，而这些辅导班的辅导老师又是各个所谓名校的名师，他们不仅是校外辅导市场上的主要供给方，而且是各科考试命题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也是教育改革的专门家，现行的学校教育就是在这些人的指挥棒下运转的。这并非什么人的过错，而是现行教育制度使然。为什么不能把班级变小，20个人一班，把现有的一个班变成两个班或者三个班，变工厂化生产为个性化教育。因为，班级变小，老师与每个学生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对学生学习和思想的了解和把握也会深入和确当，个别辅导的时间和机会就会成倍增加。这不仅为个性化教育奠定了基础，也为取消各种辅导班创造了条件，如果同时能够取消那些所谓名校，缩小校际之间的人为差异，同时普遍增加中小学老师的工资福利，再加上严格的管理，也就削弱了中小学老师到校外找食吃的激励，而专注于学校教育。这样做的一个额外效果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可以顺利就业。

例子之三，保姆、幼儿园和婴童产业的发展问题

    据前不久的电视报道，北京发生了一件奇闻，为了让孩子上幼儿园，家长在幼儿园门外排队报名等了一个星期，有的甚至搭起了帐蓬。据说广州也有类似新闻。这说明幼儿园的供给不足。为什么不能多办一些？既然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想必也包括幼儿教育在内，为什么公办和民办有那么大的差异？政府为什么不能按照幼儿的人数给予同样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多办一些，班级小一些，公办民办的差异不大，既可以扩大就业，也可以保证幼儿教育的质量，减少幼儿教育中发生的种种意外事故和问题。

    保姆的培训和选聘也是一大问题。保姆市场是一个不小的市场，生小孩、照顾老人、帮助料理家务，而且价格看涨，平均月薪在1500左右，高的多达1800元甚至2000元，包吃包住，月嫂的月薪更高，平均3000元左右，尤其经过一定培训的保姆，说明需求大于供给。北京一些社区与外省联系，一方负责输出，一方负责介绍和管理，双方合作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满足了城市家庭的保姆需求，一举多得。此外，保姆培训也是一个重要产业，茅于轼先生和汤敏博士创办的北京富平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从不发达地区农村招收学员，培养家庭保姆。办学七年，搞得红红火火，共办班100多期，累计培养16000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知道北京还有多少这样的保姆学校，其他城市的情况如何？这也是扩大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幼儿园、保姆都与婴童有关，日前，笔者在杭州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国际妇幼婴童产业博览会”高峰论坛，杭州要打造婴童产业之都，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本人也受到很大启发。过去只有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没有婴童产业，婴童产业的出现是市场细分的结果，而且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婴童产业不仅包括婴童食品、婴童玩具、婴童服饰、婴童用品等制造业，而且包括婴童照相、婴童理发、婴童教育以及前述保姆、幼儿园等一大批服务业。特别是婴童服务业不仅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行业，而且是一个永久不衰的朝阳产业和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市场，可以解决大批人的就业问题。只是还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一点不足，即重制造业，而轻服务业。

例子之四，关于非政府、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问题

    非政府、非营利机构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小小的一个天则所就有近20个工作人员，每年上交国家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也达几十万元。现在，各种环保机构、法律救助组织、扶贫组织、慈善组织和民间思想庫等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什么不让发展？为什么要实行双重登记制度？为什么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体制内的机构不断扩大，而民间非营利机构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只能在限制下惨淡经营，只能作为法外组织存在，只能以营利机构登记？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从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解决就业的途径和办法很多，问题是看你做不做，真做还是假做。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现有大学生当村官、下基层的办法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瞄准和激励的是挤身公务员的仕途，狭窄而扭曲。农民工回乡创业也可实施，但与城市化的进程相悖。关键还在于打破垄断，放松管制，让人们自由进出，自由创造。这样，再大的困难也会迎刃而解。

 

    四，体制分析

 

    面对目前的危机形势，既不能单纯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也不能单纯为保增长而保增长，必须以改革应对危机，以调整促进增长。就此而论，我们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似乎不大协调。

 

    1，国内转型改革的障碍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仍然是重增长，轻调整，重行政控制和政策调节，轻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这从上一节的政策分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以来，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新医疗体制改革，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等，有的有所进步，如医疗改革坚持了有管理的市场化，有的问题不少，如城乡统筹很多是变相征地。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问题，目标很好，措施很差，有的政策措施无法实施，有的政策措施与目标矛盾。其原因就在于，保增长易，调结构难，改机制更难，保增长以扩大投资为主要手段，以把饼做大为目标，大家都可以取利，而调结构和改体制，则要改变相对利益关系，削减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形势好时不需要调整和改革，形势不好时又不能调整和改革。改革只有在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动真格的，而目前的情况是，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但相对而言，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财政收入虽然有所减少，但政府依然是财大气粗，日子不但能过，而且还过得很好。不仅如此，还有两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一直左右着我们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阻碍着调整和改革的推进，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这两个口号也就更加诱人。因而有讨论的必要。

    一是所谓国家经济安全。不错，国家经济安全是个重大问题，一提这个问题，似乎就成了禁区，谁也不敢去碰，但是，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则需要深究。

    比如，在我们的实践中，很多人坚持，只有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实行和加强国家垄断，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为此，政府对一些国有企业则百般呵扩，大力扶植，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拨给和授予国有企业，通过租金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把资源要素租金变成垄断者的超额利润，有的还要对其所谓“亏损”给予补贴。一些重要的高盈利的关键领域，或者不允许民营企业涉足，或者即使进入，也让你死不了，活不旺，只能惨淡经营，勉强度日。一些垄断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已经富甲天下，称雄四方，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假冒伪劣也不少，然而，我们还要给注资，让其做大再做大。拟议中给三大媒体的450亿投资就是如此，难怪人们对元霄节大火幸灾乐祸。

    再如，粮食安全确实关系到13亿人的吃饭和生存状况，而且粮食安全有传统的粮食安全问题，即会不会出现粮荒，也有像毒奶事件这类现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国有媒体曾经为其大做广告，我们的质检部门曾经为其掩盖开脱，事后也没有严肃问责，其中的利益交易非常明显。这里单就传统粮食安全做一点讨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决定加强耕地保护，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耕地保护，而在于保护多少，如何保护？现行耕地保护政策违背了激励约束相容和利益一致原则，与其说是保护耕地，不如说是鼓励侵占耕地。须知，在现行政策下，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地方与农民的利益也是冲突的，而与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来，首先，最应当保护和最能够保护耕地的农民不保护耕地，因为，种粮食的平均收益太低，现行政策实际上是让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的全部成本。其次，地方政府不保护，因为地方政府既要扩大城市用地面积，又要从征地和变相征地中为城市建设融资。再次，开发商更不保护，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最后，只有远离农村、信息最少、最没有办法的中央政府要保护耕地。所以，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实际上是要让农村和农民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耕地保护政策也就无法贯彻落实，土地违法事件层出不穷。

    二是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曾经被一些抬到吓人的高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们对此陷入一种不思的状态。其实，它是集权体制的共同特征，是这种体制下政府强制动员能力的一种表现。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如何集中力量，如何办大事？

比如，政府要举办一项公共工程，包括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机场，或者城市中的大学城、大广场或者政府办公大楼之类，有关负责人大笔一挥，在地图上一圈，于是，按照政府制定的管理办法，征地拆迁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农民和业主只有签字同意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以至发生强行拆迁中种种恶性事件。农民和业主只能通过层层上访，请大老爷开恩，这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能否碰上铁面无私的“包公”；如果主动组织集体维权，不少地方就会以危害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为由，动用公检法加以弹压。这样做的结果是，力量集中了，大事也办了，代价是基本制度规则的践踏和破坏，民心的疏离，政府威信的丧失。

    再如，我们为了集中力量创建世界一流的名校，不仅展开了大规模地合校并校，而且搞了211工程，985工程，一期不行，二期，二期不行三期，钱花了不少，教育质量没有提高，反而却下降了。大学办成了养鸡场，研究生培养变成了包工队，导师变成了掮客和商人，主管部门也变成了发包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完全纳入了行政系列，失去起码的独立性，整个大学教育走上了行政化、商业化、技术化的道路。由此可见，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是长官意志、主观臆断的别名。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好的目标需要有效的手段来实现，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由于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的扭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进民退，改革反复。

 

    2，国际战略对策的进步

    目前正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的确是一次重大机遇，这是由于大危机总是孕育着新生事物，意味着巨大的变革和采取重大的行动。最近举行的G20伦敦峰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中国在会议前后采取的一些行动也有很大进步。

    G20会议不仅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指明了路径，制定了原则，开出了药方，最重要的成果和贡献在于，标志着或者预示出世界经济版图和世界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原来的G7、G8增加到G20。这种变化承认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肯定了不同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具有不同影响力的现实，标志着由西方7个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包括了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当代世界经济实力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它不仅具有世界性的规模，而且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G20也许会成为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多边首脑会议，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抓住危机提供的机遇，中国在G20伦敦峰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显示出弱国心态开始消退，大国意识真正觉醒。

    首先，周小川行长发表文章，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这不仅表达了中国对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也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是解决主权货币代行世界货币职能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的一个理想安排。因而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尽管这一构想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安排，可以作为一个实施步骤加以改造。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四项主张之一，即“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而且随着欧元的诞生和区域货币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已经起步。其实，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和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可以相互促进和同时实施的。

    其次，3月31日，央行网站发布“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积极开展货币互换”一文披露，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六个国家和地区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并将互换期延长到3年，同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货币互换的运作机制是，通过互换，央行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得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的商品进口。这样，在双边贸易中，就可以不再用第三方货币（如美元）计价结算，出口企业可以收到按本币计价的货款，既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减少汇兑费用，节约交易成本。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贸易下降、汇率风险加大、贸易融资萎缩的情况下，货币互换对于贸易的利好作用将突显出来。不仅如此，货币互换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功能，同时又使国际化的风险可控。因此，货币互换还可进一步推进。

    基于此，原央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提出了建立中美联系汇率制度的建议，具体做法是，初步确定中美汇率在1：6.5-6.8之间，高于6.8，美国用美元买回人民币；低于6.5，中国用人民币购买更多的美元，释放更多的人民币。并且认为，这比与一个一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更直接，形成也更快”。此举对于密切中美关系，稳定双方的经济都有好处，但美国是否愿意，欧、日等也会反对。其实，这方面的步子也不可能迈得太大，货币互换搞得多了，有了成效，也会推动中美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确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消息传出，五市银行和企业都非常关注，深圳市银行目前的支付结算系统在技术上可以满足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要求，各银行的准备也已充分到位，并初选出上百家进出口企业进行首批试点，广东多家银行的试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在研究试点方案。其实，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在边境贸易和周边国家旅游中早已自发地进行和实施，现行的试点不仅是扩大了实施的范围，从边贸拓展到一般贸易，而且是使其进入了一个有组织地推动和制度化的阶段。这与货币互换密切相关，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重大措施。对于贸易企业来说，此举一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折算损失。如今美元走势不稳，无论是涨是跌，都存在汇率风险，特别是美联储为应对危机，大力扩张货币，滥发票子，未来的风险更大。二是可以直接减轻企业负担。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测算，企业开信用证、结售汇、进行套期保值都要支付成本，综合起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可以为企业降低3－5%的出口成本。三是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的运营效率和运营效益。因而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被企业看作是危机寒冬中的“雪中送炭”之举。对于上海和香港来说，因为与人民币贸易结算相配套，就要设立人民币贸易跨境结算中心，这有利建设和巩固两地的金融中心地位。从长远来看，此举将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使中国在部分重要商品上取得定价权。

    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和起步，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开启，但仍处在初步阶段。货币互换的规模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相比较太小，跨境贸易结算仅仅是建立了双边贸易层次的人民币流通渠道和循环机制，而在未来国际贸易中，人民币广泛地用于计价结算也只是完成了其国际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人民币要在外汇市场上充当交易货币，成为投资的工具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这还要走很长的路程。从目前来看，有两点是可以研究和试验的。一是张宇燕最近提出的建立“外汇储备互换协议”机制，即协议双方各储备一定量对方的货币，并允许对方用以购买本国的金融产品。二是在国外或者特定国家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近2万亿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面对未来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提高，风险和损失可能很大。日本的情况就是重要一例。金融危机以来，日元升值了20%左右，日本持有的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因此，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也是一个办法。就此而论，还可以与日本合作。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还在继续，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之中，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衰退也很严重，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今年美国和欧共体的经济增长下降3%左右，日本有可能出现6%左右的负增长，经济的恢复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奏效的。

从国内情况来看，第二季度的日子仍然相当艰难，经济是企稳还是下滑都有可能。国务院决定，第三批中央投资将会立即下达。第二季度的增长有可能达不到有人预测的6、7、8、9的水平，消费物价、进出口贸易还可能处于负增长状态，降幅继续收窄就是很大的成绩。据此，预测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09－04－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