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减排背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第一份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法文件，并于1994年3月12日生效。

1997年12月通过《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并创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权交易制度。1998年5月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2005年11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执行决定，进入了全面执行期。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2007年国际能源署（IEA）提出“450稳定情景”，即将大气中CO₂当量浓度长期稳定在450ppm左右，使全球温度平均升高值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4℃（IEA，2007）。

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厘路线图”。

2008年5月，斯特恩的《应对气候变化关键要点》提出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CO₂浓度控制在450－500ppm。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顶峰，到2050年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0%，人均排放量维持在2吨水平上。[2]

2009年7月8-9日，G8+5国高峰会议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减少80%，控制温度上升不超过工业革命之前2℃。

2009年12月，联合国将召开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决定2012年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高峰会是全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但却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即不能就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陷入“全球灾难”，导致全人类都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为此，国际社会欢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需要中国自主自愿作出公开2050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及路线图，中国也愿意积极行动，发挥建设性作用。[3]

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4]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还来自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的压力,[5]同时也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与世界减排同行，与世界减排脱钩；与世界积极合作，与世界消极对抗。[6]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1996-2008）：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先成功后逆转。[7]“九五”时期（指1996-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63%，但能源消费增长率只有1.10%，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弹性系数为0.127。但是2001-2008年期间，发展模式出现逆转：经济增长率10.2%，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能源消费增长率高达9.4%，弹性系数为0.922（见表１）。

表１　中国能源、电力和煤炭消费增长率及弹性系数（1996-2008）

资料来源：煤炭消费量增长率（%）、弹性系数计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9）》，第23页，第45页。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逆转直接影响全球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据IEA（2007）估计，2000-2006年期间中国新增消费占世界总量比重的45%，煤炭消费占世界总量比重的75%以上，新增CO₂排放量占全球新增总量的58%。这一时期中国CO₂排放量突然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8]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黑猫”，给世界带来最大的负外部性。中国需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

（2）针对“十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逆转，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和定量指标。鉴于当时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信息十分有限，未能将限制CO₂排放量作为核心指标。国家“十一五”实施情况：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预计到2010年可以实现规划的“节能减排”目标，但是没有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如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就业比重。这表明中国过度重工业化，是“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根本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看是对1953-1959年重工业化的回归，甚至高于那一时期的重工业比重。

(3)准备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2015）。这涉及到如何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何制定减缓适应性目标和指标以及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

（4）中国需要制定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政策来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主动参与全球减贫行动。中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更需要30多年的全球稳定气候环境。与美国等合作领导和共同推动全球减排行动，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

 

二、中国气候政策变化（1998-2009）

中国气候政策演变过程：从气象资源政策到气候变化政策；从节能政策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综合政策；从能源、环保、气象部门政策到国家发展战略

1998年中国成立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办公室；正式颁布《节约能源法》。

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2005年2月，《可再生能源法》。

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了节能减排的直接指标（3个），间接指标（2个）；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首次提出“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政策，[9]但还不是气候变化政策。

2006年12月，国家科技部等发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2007年，《国家十一五能源规划》提出提高能源效率目标。

2007年6月，成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家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标志中国形成比较完整的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在发展中国家中做出了表率。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确切地讲，针对长期性、全局性的气候变化挑战，这一方案还只是（2007-2010年）短期行动方案，还应给出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总量限制指标及减排路线图。

2007年9月，《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提出2020年中国绿色战略和目标：“建设生态文明”。他还提出“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应当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应当包括大气质量）明显改善”的目标。报告还首次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10]

2007年12月，《中国能源发展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把可再生能源发展列入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和优先发展领域。

2008年10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明确了六大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减缓和适应并重；公约和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全民参与和广泛国际合作。

2009年《能源振兴规划（2009-2011）》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0%。2010年风能总机容量调整为2000万千瓦，2020年调整为1亿千瓦左右。

2009年6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正式提出，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11]这就为这一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作为核心指标奠定了基础。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每天发生的危机，而且也是长期越演越重的最大危机，它的影响远超过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也成为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我们需要制定更加富于长远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及目标，给出更加清晰的减排温室气体的路线图。

 

总的思路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减排）行动，与世界（减排）同行。这里，我们要“跳出减排”的十分狭义的思路，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加以考虑。

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和关键词是绿色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即从黑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到绿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从黑色制造到绿色制造；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从黑色贸易到绿色贸易；从黑色城市到绿色城市；从黑色消费到绿色消费。

第一步（2006－2020年）：为减缓CO₂排放、适应气候变化阶段。到202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13]据IEA数据，1990年中国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为22.44亿吨，2006年达到56.84亿吨。力争到2020年控制在80亿吨左右（即是如此，中国也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这就要求在“十二五”（指2011-2015年）期间大大减少排放量速度；在“十三五”时期(指2016－2020年)，排放量趋于稳定且达到高峰。到那时，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只有8%左右，工业比重下降至38%左右，服务业比重提高至47%左右；城市人口比重在57%；可再生能源比重接近或达到20%，煤炭消费比例降至60%以下，清洁煤技术（特别是CCS）利用率较高；森林覆盖率23%；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88；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三名；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GDP（PPP）居世界第一位。[14]

第二步（2020-2030年）：进入CO₂减排阶段，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下降，力争达到2005年水平。[15]到那时，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只有5%左右，工业比重只有30%左右，服务业比重接近60%左右；城市人口比重在65%；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25%，煤炭消费比例降至45-50%，清洁利用率很高；森林覆盖率24%；HDI达到0.93；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名；中国GDP居世界第一位，GDP(PPP)居世界第一位。

第三步（2030-2050年）：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大幅度下降，与世界同步，达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16]到那时，中国农业比重只有2-3%，工业比重下降至不足20%，服务业比重接近80%；城市人口比重在78%以上；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55%，煤炭消费比例降至25-30%，全部清洁利用；森林覆盖率26%；HDI达到0.98；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名；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真正对人类作出了绿色贡献。[17]

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她将不同于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18]而是在21世纪上半叶创新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期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

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必选之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消费，不仅不会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还会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一定会通过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与绿色合作，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450ppm稳定”方案、温室气体减少一半作出重大贡献。[19]

 

在考虑和设计国家“十二五”规划时，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限制性因素和国内外制约条件，因此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国家核心发展政策之一。这是与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最大的创新之处。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目标的核心是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20]这是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自然环境基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安全、减灾防灾既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是21世纪中国的长期基本国策。这包括五个方面：

１．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坚持开发和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为重点，形成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交通方式和消费方式。

２．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源头防治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人们的生活生产环境质量，尊重自然规律。加强自然保护，促进生态修复，构建不同主体功能区，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３.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活动的循环比例、生态化水平。

４.发展低碳经济。探索低能源消耗、低污染排放、低温室气候排放的经济模式，开发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低碳能源，创新低碳消费方式，发展绿色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林木蓄积量，增加森林固碳作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实行绿色税收和绿色贸易制度。

５.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全面提高国家和全社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十二五”规划定位：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基本原则之一是“绿色发展”，堪称“关于绿色发展的规划”，旨在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的规划。[21]

“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定量发展指标（24个）。[22]

绿色发展指标：直接指标（8个），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下降20%；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至14%（新增）；清洁利用煤炭比例提高10%（新增）；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10%；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下降10%；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0%，或者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新增）；森林覆盖率提高1.5-2.0个百分点；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例小于1.5%（新增）。以上作为约束性指标。

间接指标（3个）：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至少3个百分点）；提高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至少0.3个百分点）；提高城市化率（至少3个百分点）。以上作为预期性指标。

上述指标旨在重点解决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客观上也是衡量和检验中国是否转向科学发展、实现绿色发展的最重要标志，它们均是可测量，可评估，可比较的。

落实“十二五”规划目标和指标的重要做法：完善统计体系（包括碳帐户统计体系），强化监管办法，实行公开披露信息制度，开展第三方独立评估，建立绿色发展政绩指标体系。

 

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符合自己核心利益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同时从全球人类发展的利益出发，不仅与世界同行，而且还力争在绿色革命、绿色发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需要研究和拓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1-2020）》。

1、确定到2020年的关键政策目标：

（1）节能：每五年单位GDP能耗减少20%，从2006-2020年累计减少80-100%之间；

（2）减排：每五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从2006-2020年累计减少SO₂、COD在30-40%之间；CO₂排放强度，从2006-2020年累计减少50%左右。

（3）创新世界绿色技术，成为合作者、领先者和使用者。

（4）发展世界绿色能源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成为新能源技术和设备制造生产国和出口国，到2020年清洁能源比例达到20%。

（5）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吸汇国，建设世界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三北防护林带”，“东南沿海防护林带”）

 

　　六、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各类政策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降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先，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最高。2008年工业占GDP比重为42.9%，而工业电力消费占全国总消费的74%，[23]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总消费比重的71.6%，相当于全国单位GDP能耗的1.67倍，相当于全国服务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4.91倍。[24]其次，每单位工业增加值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最大。2006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重的44.7%，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重的37.9%，工业氨氮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重的30%，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重的86.3%，工业烟尘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重的79.4%。[25]

在工业发展政策上，要严格限制几大高耗能产业（钢铁业、建材和非金属矿业、化工和石化业等）发展，[26]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避免中国工业继续锁定在能源密集、碳排放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上。主要应当发展那些技术密集、人力资源密集、就业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信息密集、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服务业。

调整能源政策。提高使用优质、可再生能源比例，大幅度减少使用高碳能源比例。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最肮脏”的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极不合理，形成了以肮脏煤炭为主的基本格局，具有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和社会成本。[27]1996-2001年期间因国内能源需求下降，政府首次对煤炭这一肮脏产业进行关闭“大扫除”，这一比重持续下降，但是而后这一比重又强有力的再上升。应当明确今后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质是大力限制煤炭产业发展，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并作为主要检测指标强制性实行。[28]此外，在全国强制性提高清洁利用煤炭比例。[29]

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10年和2020年目标。强制性规定高能耗工业平均每五年单位产品产量能耗降低指标，作为行业降低能耗的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

能源价格改革政策。全面放开煤炭和电力价格；对电力配送等自然垄断业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促进石油和天然气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完善定价机制；逐步放开石油批发零售环节，鼓励市场竞争。

开征污染税。例如开征碳税、硫税等污染税，对进出口产品开征碳税，使煤炭等肮脏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迫使煤炭、发电企业采用清洁煤技术。

科技政策。技术创新是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鼓励引进和使用世界目前所有现成的节能减排重大技术，有效降低减排成本，作为中短期的主要技术手段。鼓励国际合作创新绿色技术，作为中长期重大关键性技术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发展各类气候适应性技术，这包括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建筑技术，节水技术，保护生态环境技术等。发展各类气候适应性技术标准。[30]

减排的地区政策。根据各地区HDI指数，沿海地区约有８个省市30%的全国总人口属于世界高HDI水平，在“十二五”时期实行“到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减排10%”的新的约束性指标。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开发区的主要指标是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重工业比重，提高服务业比重，如北京达到了73%；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使用国内外优质能源，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大幅度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使能源使用与二氧化碳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其他23个地区占总人口70%HDI指数属于世界上中等地区，在“十二五”时期实行有条件减排。

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发展林业产业。森林是陆地最大的储碳库、最经济高效的吸碳器。据科学家计算，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平均可吸收1.38吨CO₂，排放1.62吨氧气 。国内（北大）专家指出，每公顷的森林每储存1吨CO₂的成本只有122元人民币，森林储碳既是高效又是廉价的，另外它还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领域。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工林最大的国家，据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有效增强了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31]

实行绿色投资，积极扩大绿色新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投资国。2007年国际能源署预测，从2006-2030年中国在能源方面的投资累计3.7万亿美元，其中3/4将投入电力行业。[32]这相当于世界总投资（16万亿美元）的23%。2008年11月之后，国家能源局核准和开工了三个核电项目、10个100万千瓦级机组，可拉动投资1200亿元；西气东输二线东段工程5300公里，可带动相关产业投资3000亿元；合计4200亿元。[33]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到2010年将达到186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5550亿美元。[34]

支持和发展绿色贸易。限制能源密集、碳排放密集产品出口，[35]取消各类变相补贴。

国际合作政策：主动参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率先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自主减排，[36]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保证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接受和履行国际社会的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动参与国际新能源合作，为建立国际研发基金和技术转移提供资金。

 

中国面临在全球减排问题上的“角色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减排负有重大责任，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行动，发达国家的行动也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任何减排方案都会失败；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既不想主动带头承担减排义务，又不想得罪其他发展中国家，[37]从而坚持不公开承诺减排，反过头来，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必须减排40%。

中国有的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他们”（指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指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他们”（指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我们”（指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既是深受自然灾害最大的国家，也是深受空气污染最严重涉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十几亿人口本身就是“自己”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减排是“他们”（指发达国家）的行动，不是“我们”（指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发展（指黑色发展）。我认为，全球减排既是“他们”（指发达国家）的行动，也是“我们”（指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更是中国自己的行动。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理解“发展”？中国领导人的发展观已经从“发展（速度）是硬道理”转变为“发展（质量）是硬道理”，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

中国气候政策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国际政策。在国内政策上，已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高度的政治共识，中国是世界上减排行动做得最好的、执行最有力的国家。但是在国际政策上却大为不同，在今年12月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高峰会议上，发达国家将被强制性减排，发展中国家将非强制性自主减排。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主张自主减排，不承诺减排，而我个人一直主张自主减排，公开承诺中长期CO₂排放总量限制指标，例如2020、2030和2050年分阶段目标，并与世界同步。这对中国既是最大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又是最大的机遇和外部条件。使中国与世界同行，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减排行动的倡导者、领导者和创新者。

 

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污染排放“超级大国”或第一大国。中国早就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从199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38]2006年中国还成为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39]到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还将达到128亿吨碳当量，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30.5%（见表2）。这是中国崛起对世界造成的最大的负外部性，也是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最大危险，成为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来源和依据，也成为世界“众矢之的”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在国际上“软实力”的最大负债。中国不是不需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世界世情都决定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律”发展，“自我约束”发展，绿色发展，不能“随心所欲”发展，不能“自由放任”发展，不能继续黑色发展。

表2 中国CO₂排放量及占世界比重（2005-2020）

数据来源：IEA，2007。

第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大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和农业生产国家，一直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国家，无论是受灾面积还是成灾面积规模都是世界最大的，也是成倍增长的（见表3）；与此同时，中国还是灾害直接造成粮食损失最大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直接损失量占粮食总产量的2.1%，上升至2001-2006年期间的7.38%（见表4）。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粮食损失量按成灾面积定义即正常年份产量的30%以上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提供的信息，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气候异常，强暴雨、台风、高温干旱和冰冻低温等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增大。[40]

从未来的意义上看，中国是哥本哈根高峰会全球减排行动的最大受益者；反之该会议的失败或流产，中国又是最大的受损者。

第三，地球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又是一个全球共有的家园。绿色世界需要绿色中国。中国公开承诺减排，就是履行党的十七大对全世界的公开承诺：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胡锦涛，2007）。中国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要这样做。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及态度对世界是否能够达成人类共识是举足轻重，中国主动做出公开承诺带头自主减排，就会促进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全球共识”，制定“全球行动的方案”，为挽救地球、呵护家园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作出重大决策的成功案例，就如同中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力排众议作出中国加入WTO的重大决策成功案例。[41]

第四，当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也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最大利益相关者时，中国的任何行为，包括经济快速发展在内，寻求自己国家利益，都不能以损害全人类利益为底线，都不能与以牺牲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宁可使经济增长慢一点（即使如此也是世界最快的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一些眼前利益（即使如此也是最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无论从全球利益还是中国利益出发，公开减排既是利他主义，又是利己主义，因为中国是世界上酸雨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42]十几亿人民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受害者。[43]

保护生态、保护环境是符合中国自身核心利益之一。在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生态安全是最大的国家安全，甚至已经高于其他国家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第五，无论对全球还是对中国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可以描述为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挑战；二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质上是创新绿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机遇。

第六，世界减排需要中国（带头领导）减排。这是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具有亲和力的高明的世界大国的最好机会和长远投资。[44]当美国已经带头减排时，[45]中国对世界减排行动至关重要，可能是第一重要国。[46]为此，中国应当与五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一起带头削减温室气体，尽管中国人均排放量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见表5）。事实上，中国已经采取的减排行动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也是执行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敢提出并做到每五年节能20％、减少主要污染物10％这两大目标。[47]这就为中国公开承诺、兑现诺言提供了“信誉”和“美誉”。反之，中国也做到了，但又不承诺，反倒成为世界“众矢之的”，处于被动尴尬境地。

表5五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2006)

资料来源：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最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进而实现绿色现代化目标？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下一代总要比我们（老一代）更聪明”（1978），也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创新能力。现在的领导人只需要公开承诺，就如同“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中国将驶入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成功之路，中国将成为世界绿色革命的旗帜，为人类做出巨大的绿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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