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今年全球经济总量将缩减1%~2%，出现60年来最严峻的局面。经济危机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从对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和寻求危机对策中，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再认识，从而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一、放任市场行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次危机在美国产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当追溯到三十年前，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美国吸取30年代大危机教训，曾制定了一些限制不良市场行为的法律，这时被逐个废除掉了。如设置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可以避免因上市企业倒闭引发银行破产，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这是针对30年代大危机爆发原因所制定的有效防范措施。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些金融投机者认为这样的法律妨碍他们从金融市场大把捞钱，鼓动议会把这样的法律取消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包括房地产次贷和金融泡沫的积聚，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也早有察觉，认为迟早会出大问题。但每当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法律草案送到议会，总是不能得以通过。原来是一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企业把从金融市场赚取的巨额利润拿出一小部分收买了议员。据美国报纸透露，某公司每年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9000万美元，另一公司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7000万美元。面对持续膨胀的金融产品和无孔不入的金融投机活动，政府放弃了监管的责任。由于金融泡沫越聚越大，形成倒三角形的金融产品架构。作为底部的次贷约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建立在沙漠之上，怎么能不崩溃呢？

    美国政府利用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国地位，滥发钞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支持了次贷的产生。长期实行贸易、财政双赤字政策，利用国外资金支持美国政府的高额支出和居民的超前消费，为金融危机的暴发准备了条件。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本应发挥行业自律功能，但由于丧失职业道德，与被评级的企业沆瀣一气，合谋行骗。信用等级被评为A+的雷曼兄弟公司竟轰然倒闭，证明美国金融业已自行推倒了最后一道安全保护墙。

    抛开政治层面的原因不谈，单从金融产业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来看，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产生证明，虽然与政府相比，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效率更高，有许多作用是政府力不可及的，但市场有其盲目性，市场会产生失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完全具备自我修复功能。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稳定的市场行为，必须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按游戏规则办事。特别是作为全球重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关系着全球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理应接受代表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机构的监管，而不能我行我素。

    应当看到，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救助行动中，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都体现出在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最近采取的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行动，开启了美元贬值的闸门，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行为，目的是让所有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其金融危机埋单，哪还有什么市场规则可言！各国政府特别是利益悠关国家应联合起来，共同制止美国的这种行为，要求美国保证外国所持有的美元债券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做出将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与美元通胀率挂钩的承诺，这样做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继续吸纳外国资金，帮助美国尽快走向复苏，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应对危机冲击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我国已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计划、财税、金融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四大支柱，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法律保障，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吸取国外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实践证明，实行这一体制，既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不断健全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货币政策保证了供求问题的大体平衡，运用财税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运用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和调控政策，使各种调控杠杆形成合力，对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有效的保证作用。

    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突出的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造成我国出口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9.7%，4月份下降了23%。外需下降是实现全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去年我国出口已占GDP的33.5%，相当于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2.8%。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是国内市场消费无法顶替的，只能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果断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行动计划。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准备加大扩大内需的投入力度，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释放。特别是借助外需缩小的压力，通过发行国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着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利用国债投资，引导企业增加自主创新、节能降耗、产品升级换代等方面的投入，摆脱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局面，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增长；利用国债投资，增加对服务业发展的投入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果能够借助出口下降的压力，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就能真正把经济危机转变为发展的机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举措。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财政投入对社会投资、银行贷款、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作用，起到四两拔千斤的功效。因此，财政资金应主要用于贷款贴息、信用担保、资本金补助、减免税负等方面，从而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引导出更多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放大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影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损失较小，流动性充足，增加贷款有着充分的条件，也是银行业改善经营的客观要求。要重点增加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解决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民贷款难问题。在降低银行利率、鼓励银行增加贷款的同时，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避免新的呆坏账出现，努力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发挥银行在资金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战胜危机的影响，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采取协调一致行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国务院最近推出了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理清了十个产业的发展思路，指出了提高产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和重点，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利用好政府的鼓励政策，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局面。鼓励广大居民增加消费。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才能尽快走出危机的影响。

    三、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作用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问题出在市场，最终还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原因在于，其一，政府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政策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产生放大效应，达到政策确定的目标；其二，经济危机源于市场失误，必须找到市场机制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作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也应从中吸取教训，建立避免重犯此类错误的新的体制和制度；其三，走出危机的影响，需要有新的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的新的增长点，这就必须有广大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所以，在应对危机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某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是建立在全年出口增长与GDP同步的预期之上的。现在看来，今年出口增长达到8%的难度极大。从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判断，今年出口很可能出现下降局面。若以出口为零增长、下降5%、下降10%三种情况测算，实现GDP保八的增长目标，在既定扩大内需政策下，还需要增加投资1.1万亿元、1.5万亿元、1.8万亿元，即全社会投资规模要分别达到21.8万亿元、22.2万亿元、22.5万亿元，分别增长26.7%、28.6%、30.5%。我们宁可从最坏处着眼，做好第三种情况出现的准备。

    当前，要千方百计遏制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采取综合性对策刺激出口，稳定和强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鼓励服务贸易出口。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完善退税分担机制，可在一定时期内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退税。加大信贷和保险支持力度。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范围。通过扩大人民币贷款方式的对外援助，给予海外经营中国商品的进口商以人民币贷款，扩大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等，创造出口需求。针对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启动美元贬值程序，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帮助企业化解汇率风险。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经贸活动，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在大力开拓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以市场多元化分散贸易风险，扩大产品出口。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居民消费率过低，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4.9%，比最高时的1985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应采取多种措施，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投资和出口转为居民消费，人民的消费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使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发展方式转变真正得以实现。

    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由企业自主决策的投资占90%以上。在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筹资金占70%以上。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启动社会投资成为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目标的关键环节。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应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在项目审批、用地政策、税费收缴、进入门槛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要打破社会资金进入的不合理限制。其次，为企业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提供债券融资、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大力鼓励创业，降低企业登记的自有资本金门槛，扶持小企业发展。第三，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密集、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集中力量发展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第四，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在城市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就地落户，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通过外商投资带动内资企业投资。

    （四）把房市、车市、股市联动发展作为扩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重点

    住房和轿车消费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点，对拉动市场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三大市场联动发展，对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应当研究三大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大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这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要增加中小户型住宅和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放开搞活二手房市场，扩大住宅租赁市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总之，通过住房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增强房地产业发展活力，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充分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鼓励扩大轿车消费。当前鼓励汽车消费应研究采取以下政策：一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发达国家汽车信贷占销售额的80%左右，我国目前仅占8%。通过信贷支持，将能为汽车销售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城市发展规划应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新情况，新建住宅区、商业区应考虑停车场所。减少对汽车的不合理收费，降低汽车使用成本。三是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轿车，以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证券市场主要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保持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对股市的宏观调控，避免大起大落。当股市处在上升期，为了避免过热，应适当增加供给；当股市处在下行期，为避免跌幅过大，应适当增加需求。要把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同行政干预区别开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强化对股市的监管，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促进股市规范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壮大证券投资机构，实现专家理财和理性投资，使我国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出对企业的评价、优选功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努力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