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封闭落后的豫西农村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有的是消极的。变革的内容，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还有令人迷惘的东西。思想的变化的实质是社会的变化，我们通过归纳豫西农村改革以来的变化，揭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不足和教训，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去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信念。

    （一）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改革以来，许多传统的落后的东西被人们无情的抛弃了，更多现代、先进的文化被人们自觉地接受了。人们亲身感受到一切财富都要通过劳动才能获得，靠天吃饭，靠别人救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救急不救穷，政府和社会一时的救济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能解决可持续的脱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掌握脱贫致富的技能才是最根本的需要。

    （二）自我判断能力的提高

    受信息化的深刻影响，农民接受信息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尤其是电视、电话的普及，使得过去单纯依靠报纸、杂志接受信息的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各种信息在农村传播、反馈，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哪些事情可以做也适合自己做；哪些事情合法，哪些事情更有效益；别人有什么成功经验，有什么教训，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不再像想过去那样唯上、唯官、唯权威。农民已经深深知道没有文化不可能致富，缺少技术不能可持续致富。他们不再相信什么命运的安排，身边的成功榜样告诉人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律知识的普及使他们认识到当自己的权益收到非法侵犯时，不论是受到个人还是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的侵犯，不再寻求私了，而要寻求法律途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三）行为方式的理性化

    以往遇到什么纠纷或者感到心中不平之事，一般采取野蛮、愚昧的做法，依靠家族的力量，依靠家法、族规解决，而今过激的行为已经渐行渐远，人们开始用一种文明的、理性的做法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用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去解决矛盾和纠纷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四）对政府过分依赖的观念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老百姓自己的生产行为过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市场机制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们对过去的命令型政府做法表示怀疑，开始用一种经济理性来审视政府指令，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使得他们能够判断出哪些信息更能够使自己产生更大效益。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给各级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切实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技能，切实为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管长远的利益。那些政策水平高，科学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更能收到农民的尊敬和拥护。

    （五）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

    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丰富，农民关心的事情不再仅仅是作物的品种、产量，耕作技术和水平，开始模仿城市里的生活，从家具的款式、常用生活用品的使用，生活习惯的改善，都已经使自己和传统农民的习气脱钩。闲暇时打麻将的人少了，赌博的恶习少了，读健康书籍的人多了。

    然而社会是复杂的，农村的变化也是多向的。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农村的思想观念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一）主流意识形态缺失。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上长期以来有些地方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意识形态出现多元化，主流价值观被冲淡，社会公平被压缩，集体精神被边缘化，私心在膨胀，为自己致富意识较浓，合作意识淡薄，有的甚至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二）部分正面的东西得不到弘扬。由于部分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增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所怀疑，对某些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信任感发生动摇，对部分干部产生深刻的不满情绪。人们甚至怀疑焦裕禄、雷锋等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对学习模范人物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

    （三）一些陈旧腐朽观念沉渣泛起。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农村出现新的消极的社会思潮，一些消失多年的落后思想重新出现。人们用 实用主义的眼光审视自己身边的事情。他们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朋友”。人们感到“官官相护”，遇事“宁可走后门也不通过正常途径”。遇到涉法的矛盾纠纷，打不起官司，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矛盾集中和突出的乡村，上访的人数、案件总量不断增加。但是不断上访又让他们感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很难找到说理的地方。他们认为，“当官就是为了贪污，无官不贪”。遇到熟人、亲戚或者有一定联系的人若掌有一定的权力，就抓紧不放，“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得到好处的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得不到好处的就产生仇官心理，甚至发生刑事案件。逢年过节，或遇到重大事件，上级领导到基层调研或解决问题，为群众办好事，解决实际困难，也被部分群众认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或者就是一种作秀，“撒胡椒面，不解决根本问题”。干部和群众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部分地方干群关系开始紧张。

    （四）新的读书无用论影响较大。由于上高中升大学费用高昂，家庭并不富裕的孩子上学困难。不少家庭缺乏过硬的社会关系，孩子上不了重点大学和竞争力强的专业，很难找到工作，毕业等于失业，想创业又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残酷的现实使原本指望读书致富，知识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新的读书无用论死灰复燃。人们很难参与社会各阶层的垂直流动，劳动阶层的子女很难走进上层社会，学习成绩再好，笔试面试成绩再好，也无缘进入公务员队伍，甚至很难得到吃财政饭的普通事业单位岗位，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这些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判的消极的东西，成为今天为一部分群众认可的共识。

社会的阶层分化明显，社会的共同理想在断裂。农村的现实急切需要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去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制定决策的立足点，心里想着群众，和群众心连心，共同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豫西农村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正在进行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由简单的商品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各项政策的调整，都在改变着农民的心态。有些事情农民发自内心地高兴，有些事情他们情不自禁地反对，有些事情他们感到无奈，有有些事情他们感到迷惘。

    （一）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用性感到困惑。30年前，农村废除了脱离农村生产力实际的人民公社体制，鉴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劳动以手工劳动为主，伴有较少数的农用机械，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让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他们开始有了务工机会，他们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农村，奔赴全国各地打工，挣得不少工资性收入，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仍然留守农村，农资上涨，农副产品降价，产量高并不一定能带来实际收入的增长，他们感到种地不划算，他们不理解这实际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就定的，于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感到困惑，怀疑。他们懂得，一家一户单靠一亩三分地，在土地上作文章，形不成规模，成本不可能降低，不可能致富，想搞大面积种植或者养殖，但是就大多数农民而言，土地仍然具有生活最后保障的功能，很难愿意把自己的承包权出租或转让，以为自己打的粮食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成果。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这一点，已经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民对基层干部落实政策的执行力感到不满。本世纪初全国陆续废除了农业税费，各种惠农补贴措施也陆续出台，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等，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他们在心里高呼“共产党万岁”，但是有的基层政府缺乏诚信，政策落实中出现棚架现象，有些基层干部没有把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到位，有的在实施行政策时不能公平对待，存在着一些厚此薄彼，靠人情而不是依据实际的现象，让农民感到政策的不透明，甚至影响到对政府的诚信。

    （三）农民对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甚为不满。新农合施行后，农民的大病住院报销，使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免费，进城务工子女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待遇，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但是市民和农民的身份差别，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待遇上的差别，社会地位实际上的歧视，也让他们感到愤慨。他们觉得，自己和城里人一样在同一社区社会生活，干同样的工作，待遇不一样，心中存在愤慨。

    （四）农民对城乡有别的政策表示难以理解。农民和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共同享有公共资源，购买商品要付出相同的物价，而生活待遇有明显差别。学校、医院、用电、电话、道路等方面，有些还必须由农民承担。而农民的社会保障标准过低，农民的养老金还没实现像城里人一样的统筹，农村的医保水平比城市仍然偏低很多，很多农村的住房条件还比较简陋，农民工还没有失业保障，农民的低保待遇偏低并且迟迟得不到落实。在其他方面，比如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农民远远低于城市；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死亡抚恤金差别很大。农民感到自己仍然是另类，在同一片蓝天下，享受不到同样的国民待遇。

    （五）农民文化存在较大盲区。一般而言，城市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而农村则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农民还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然而在今天，农村交织存在着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野蛮和文明，迷信和科学。近些年来，农村道路普遍硬化了，有些还通了沥清水泥路面，电视的村村通也基本实现，农村也基本上使用了较为纯净的自来水，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并不低于城市，但是，农村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质量仍然较低，新农村建设中还没有形成先进的农民文化。他们看的书籍、影视剧，基本上是反映城市生活，乡间剧团虽然比较活跃，但是剧种较为单一，剧目大多是宣传古代封建思想的，基督教会、佛教、道教庙会在农村很多地方恢复起来，共产主义思想和科学理论在农村日益被边缘化，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我党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更不了解学习实践活动的内涵、要求和精神实质。农村组织比较健全，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活动也都正常，但是在不少村子，基督教会的感召力、凝聚力超强，他们做思想工作的能力远远高于党支部，在广大农村存在着宗教和党组织争夺群众的严重问题。让群众搞不清楚到底是跟主走还是跟党走。

    （六）政治上的困惑。在法律上，农村的合法自治组织是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但是，由于村落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集聚自然形成，联系的纽带不是像城市一样主要依靠社会分工，而是依靠祖祖辈辈的血缘传承，因此，实际存在着家族之间、贫富之间的竞争。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大姓，选举权往往就容易掌握在大姓之中。那些人数较少的姓氏，那些招赘入村的外姓人，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很难进入村子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就农村社会管理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就经济方面而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出现了新的经济主体和新经济组织，他们迫切要求扩大生产规模，招收更多的高素质员工，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是农民，是个体，是民间组织，所以他们很难取得银行的合法地贷款，只好在民间借高利贷，增加了自己的经营成本。有不少村子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就由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担任。他们由于自己有经济实体，有经济后盾，选举时他们可以给每一个选民发送赠品，作出各项承诺。他们甚至给因为参加选举而耽误工作的人发务工补贴。这实际是一种变相贿选，但是不这样就很难把农民组织起来。所以这样的民主选举有多少真正的民主意义，值得研究。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农村的山青了，房高了，路宽了，灯亮了，村落干净了，水也清澈了，人也少了。农民们的衣、食、住、行、游、购、娱等的观念得到了改观。然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相伴而生，这就给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归纳总结处农民的喜悦，农民的忧愁，农民的各种利益诉求，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恰当地引导农民的舆情，我们就能够真正建设和谐新农村。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研究和引导，不能有效的理顺农民的情绪，化解农村的新矛盾，处理农村的新问题，那就势必会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方向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