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断出现。一部三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史，既是记载财富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史，也是工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危机史。从英国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波及范围不断扩大，扩散速度不断加快，卷入国家不断增多。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而一个大国发生危机往往会造成全球恐慌。危机既给前人带来痛苦，也给后人提供启示。

 

    一、经济危机出现从个别国家向全球扩散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既推动利益分配全球化，也促使风险扩散全球化。

    1637年头几个月，荷兰郁金香还在地里生长，价格就疯狂地上涨了几百甚至几千倍，当涨到20倍于一位熟练技工的年收入时，被称为“近代金融史上第一次投机泡沫”终于破灭，爆发了危机史学家经常提到的“郁金香危机”。但那次危机的严重影响只限于荷兰，未持续波及到其他国家。

    从1720年9月英国南海泡沫破灭到1825年英国爆发以纺织工业衰退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共发生了七次危机。这些危机的主战场在英国，对少部分国家的农业、工业、出口和银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有限，未在多数国家间产生明显的多米诺效应。1837－1843年发生在英、美的经济危机，不仅波及的国家增加，波及的行业既包括农业、铁路、工业和外贸，也包括多国的银行业，由于当时黄金大量外流，两国的银行缺乏足够的贵金属，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银行业在恐慌中收缩。另外，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美国铁路投机破产使得英国投资的损失惨重。

    从1847－1850年到1907－1908年，共发生了8次危机，发生危机的国家既有美、英、德、法等国，也有奥地利、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日本（1900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等国，行业影响波及到工商业和金融，且银行和股票市场互相影响。其中的1873－1879年危机，虽然主要是重工业危机，但作为导火索的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引起了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金融市场的一片恐慌，该年9月，号称美国最殷实银行之一的杰依.库克金融公司因铁路投机而破产，致使纽约股市狂泻，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1882－1883年危机虽然缘于美国铁路建设退潮，但金融市场严重萎缩，银行和证券公司卷入企业破产潮中，连有名的法国联合总银行、里昂和罗尔银行也加入到银行倒闭队伍中。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暴跌引发了1890－1893年经济危机，股价连续两年多下降，既使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产业和金融市场严重下滑，也使美国工业股票从1893年1月到8月的平均价格下跌近一半。

    与前述历次经济危机相比，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 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或者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是使整个金融体系陷入严重困境。进入21世纪后，各国、各洲之间的贸易和投融资联系加强，跨国公司对外渗透加深，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一国、一地金融市场急剧动荡通常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困境。

    最近三个半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实现的。经济全球化从一般的贸易全球化演变为金融全球化，从传统的银行金融全球化演变为衍生金融全球化。这种衍生金融全球化，既使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国家和地区很快获得了全球化收益，快速积聚了财富，也在很短时期内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输送了无法单独抵挡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全球化既带来金融利益分配的全球化，也带来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金融全球化促使各伙伴之间的投融资联系度提高，流量增加，进而使互相间的货币结算、收支平衡、资产负债的相关份额增加，债务债权联系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某一经济体特别是某一大经济体的信用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银行支付困难，资本市场动荡，有效需求萎缩，就会很快使与之紧密相联的另一经济体的金融出现动荡，使风险和代价快速转移。这就是两次发源于美国的大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后果，要比以往任何一次发生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危机的后果严重得多的缘故。就像人类自身的进化一样，经济金融的发展和进步，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总是会伴随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风险。人类用几百年时间创造了全球化经济，但对其脆弱性和风险的认识还有待加深。

    二、市场无力解决短期严重失衡，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代价，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最近三百多年在世界发生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中，有8次危机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第一次是1810-1814年由英国农业歉收导致英国市场严重萎缩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5年；第二次是1819-1822年在英国发生的食品消费需求严重萎缩、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3年；第三次是1837－1843年以美、英贵金属市场恐慌导致银行业严重收缩以及农业歉收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形成的经济萧条，持续时间长达6年；第四次是由英国铁路投机破产引发的1847－1850年危机，持续时间3年。第五次是由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引发而在欧美全面爆发的1873－1879年金融恐慌和重工业过剩危机，持续时间长达6年。第六次是由德国股市暴跌引发、欧美工业品和贵金属价格大幅下降的1890-1893年经济危机，持续时间3年；第七次是由俄罗斯金融市场波动引发、在欧美日金融和工业领域扩散的1900-1903年经济危机，持续时间3年；第八次是以美欧为主战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萧条”，持续时间4年多。

    “二战” 后，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旧不断发生，影响较大的危机主要有：1948-1949的美国经济危机；1957－1958年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危机；1969－1970年欧美经济危机；1973-1975年世界性滞胀经济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1982年在西方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1981-1982年始于墨西哥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危机；1990年日本房产泡沫破灭危机；1990-1992年在美国引发、很快波及到加拿大、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 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危机；以及目前已近尾声的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二战”前相比，“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持续时间有所缩短，一般为1-2年，影响程度较深的1979-1982年经济危机和最近这场号称“百年一遇” 的金融危机持续时间都不超过3年。

    为什么危机持续时间在“二战”之后比之前缩短了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类逐步积累了危机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知识，提高了防范和控制危机的能力，这个能力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危机控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战”之前的历次危机，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小，有时甚至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譬如，在1837－1843年危机中，美国银行兑付困难，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转移，这不仅没有遏制危机，反而加剧了恐慌，因为这种做法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1839年，英国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出现贸易赤字，黄金外流，为控制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结果抑制了国内投资，造成投资需求严重萎缩，危机进一步加重。1837－1843年危机持续时间长达6年的原因很多，但政府调控不当给危机推波助澜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又譬如，1873－1879年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达6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没有积极干预，各国政府几乎放任危机自发演变，危机最后结束主要是靠自发成立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来完成的。再譬如，1929－1933年危机之所以演化为“大萧条”，出现世界经济危机史上最大一次灾难，也与主要危机国家－美国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有关。当时的胡佛政府不仅对繁荣时期隐藏的危机置若罔闻，而且在危机急剧恶化形势下依然袖手旁观，并过早（1930年3月）宣布危机结束。1933－1935年罗斯福的“新政”，恰恰是政府运用积极干预的政策，才完全结束了“大萧条”，使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经济体重新回到持续时间较长的繁荣期。

    从“二战”后半个多世纪来看，世界经济表现为复苏-扩张--繁荣-衰退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衰退的时间缩短了，复苏、扩张、繁荣的时间延长了。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除了“二战”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大国经济崛起，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四块金砖”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型大国经济崛起等，扩大了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和国际市场容量的“发展因素”外，重要的原因是危机时期政府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而不是像“大萧条”以前那样让市场自由放任，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危机。“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回到自由放任，出现大萧条倒真有可能”。[1]

    最近这一场危机波及范围宽，影响程度深，付出代价大，其原因不是政府在危机中不作为，实际上这一次反危机政策的内容和力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而是危机始发国家－美国在危机前缺乏必要的政府干预。从宏观看，美国政府机构－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没有履行平衡财政和稳定通货的宏观调节职能，过于自我放纵。联邦储备银行长期实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在宏观层面制造信用泡沫，向全世界提供不受约束和监管的美元货币供应，为银行、投行和其他制造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财政部在“９．１１”后实行“超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型财政政策，要求国会不断提高国债发行的法定限额，无约束地增加预算开支，不断扩大赤字规模。从微观看，对银行、投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评级机构和其他垄断型金融公司以及股票、债券发行和金融衍生品使用等金融活动缺乏严格监管，放任自由，将风险向外输送。这一次由美国扩散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为了避免大危机，不仅应在危机中而且应在危机前实施政府干预，进行必要而积极的逆调节或预调。

    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国家经济之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包括进行逆调节和即期调节，首先是由于市场只能解决微观层面的常规失衡，对微观非常规失衡和宏观失衡，市场无力解决；其次是市场缺乏逆向调节功能，对经济向上和向下调节的终点取决于极限代价产生的遏制效应，这无疑会拖延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时间；其三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的范围和容量急剧扩大，经济上下波动的能量急速放大并不断外在化，传统的“内在稳定器”无力单独调节和引导这种市场从非均衡向均衡过渡；其四是受利己倾向驱使的“经济人”一般不愿意为了长远目标和公共利益而放弃短期目标和牺牲个人利益，正如凯恩斯在《通论》的“资本边际效率”这一章中所指出的，“一个人决心做某件在很长 一段时期后才会看到结果的事情，这‘只能理解是动物精神使然，而非效率与概率的加权平均’”。[2]

    在防范和应对危机中，现代政府具有某些市场不具备的优点，她可用利率、税率、预算等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可在周期的极端时期运用动员手段调节微观主体的预期，控制经济上行和下行的节奏，既防范经济过度扩张和过热，又促使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走出危机。当然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就如同市场有缺陷一样，政府也有自身的缺陷，也有不能做和做不好的事情。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互动，才能避免大的经济危机。

    “二战”以前，除了一国单一商品投机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外，在地区之间及世界较大范围内爆发的危机，一般都属于生产过剩危机，它在１８５７年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首次在美国而不是英国爆发的１８５７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和生产过程社会化的矛盾，在于这个矛盾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向占人口比重很小、边际消费倾向很低的资本家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占人口比重很大、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的劳动者得不到必要的社会财富分配，这种两极分化既严重抑制了大众消费需求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投资需求增长，从而抑制了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增长，也必然导致在资本过度扩张推动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找不到买主，得不到市场实现，结果引发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

    “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两个大的趋势：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兴起并引进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内部制度调整并实行政府干预。尽管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社会主义经济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的过度国有化转型为股份制份额不断增大的多元所有制，但在引进市场机制，努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并没有放弃职能不断转变下的政府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也在发生不同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大变化：产权社会化、社会保障和政府干预。这三个基于产权归属、收入分配和宏观调节的重大变化，既增加了大众购买力和消费需求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需求，促使社会总有效需求持续增长，从微观基础上改善了商品、服务的总供求关系，限制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全球爆发，又加强了经济的宏观调节，以政府干预方式限制了市场自由放任带来的强周期波动。三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演变史一再证明，要对经济危机实行科学防范和有效控制，不是不要政府干预，而是要在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改善政府干预方式，提高政府干预效果。

    三、危机中政府积极干预是必要的，但反危机政策既不能过度和长期化，又不能过早过急退出，应使干预作用恰到好处。

    为了避免1929-1933年大萧条重演，各国在最近这场危机中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反危机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扩张到了极致。作为危机发生国，美国采取了仅次于“二战”战时财政的赤子政策，在不断减税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开支，致使2009财年的赤字达到1.8万多亿的创纪录规模,赤字率将达到13%左右。扩张型货币政策更是被研究1929年大萧条而著称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到极端状态。他在一年半时间里将美联储利率从5.25%降到历史最低的0.25%，比格林斯潘时代的1%要低得多。利率调节空间用完后，又从2009年3月开始实行“用直升飞机撒钱”（伯南克语）[3]的“量化宽松”的货币供应政策，向金融机构大量且快速地注入资金。到2009年8月末，美联储新发行了1.1万多亿美元货币，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在3月超过2万亿美元后，迅速于7月底突破2.5万亿美元，其构成项包括国债、机构债、房地产抵押债和与救市有关的买入资产等。这位曾经是经济学者的美联储掌门人之所以采取这种带有“金融恐怖平衡”的做法，是因为他吸取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萧条的教训。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在那次经济危机中及早采用货币手段，就能让经济衰退消退于无形，甚至不必采用政府拉动投资等手段。实际上，美国政府这次采取以财政、货币双扩张为内容的反危机政策是近300多年世界危机史上最厉害的一次。这样做，美国可以获得一箭双雕的收获：既使自己尽快从危机的恐惧中走出来，又使中国、日本和其他拥有大量美国债权的国家和地区陷入新的“资产安全恐惧”之中，并以此为筹码从债权方获得更多的谈判利益。

    相比较而言，欧元区、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块金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危机政策没有美国那么激进，但都先后采取了异常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长期受通货紧缩煎熬的日本央行将利率降到几乎存款人要付费存款的0.1%，较稳健的欧洲央行也将利率降到了最低的1%，较保守的英国央行将利率降到0.5%,并从2009年3月开始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财政部2009年3月授权央行买进最多1500亿英镑的债券，相当于英国GDP的10%，到8月初央行用掉了1250亿，随即宣布增加收购500亿英镑，使收购债券总额达到1750亿英镑，央行实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价（利率）量（用收购债券的办法增加货币供应）齐松”的反危机货币政策。

    这些反危机政策的效果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逐渐显示出来。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在二季度达到7.9%，初步止住了7个季度的下行趋势。美国经济虽然二季度只有-1%，但是比2008年四季度的-6.4%和2009年一季度的-5.7%大幅向上收敛，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可望出现短期反弹，失业率于7月结束了上行趋势，从6月9.5%降到9.4%，为2008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美国经济整体上将进入缓慢复苏期。澳大利亚在2009年第一、二季度就出现了正增长。日本、欧洲、加拿大和其他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目前还在负增长区间运行，结束衰退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但经济下滑动能近期有所衰减。德国和法国已于7月实现环比0.3%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显现复苏迹象。总体看，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要比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萧条短一些，出现此结果的原因是各国政府采取了以强干预为特征的反危机政策。

    任何一项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就像一枚抛出的铜币，事前可测的成功概率只有50%，如果向一面下注太多，甚至将全部筹码压在一面，就有可能出现事前50%的不确定性变为事后100%的失败。避免此结果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一方面“留有余地”，不在较短时间内用完所有的筹码，以防“二次衰退”；另一方面在经济稳定回升时择机逐步退出，避免具有50%概率的不确定性风险—高通货膨胀--成为现实。政府在危机中发挥干预作用时，要及时、果断地实行反危机政策，但扩张措施不能过满、过度和固化，要留有余地，随时间推移控制扩张措施的节奏和力度，并要根据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变化的新趋势择机启动退出策略，逐步完成退出，由扩张转向稳健。

    四、控制危机应从防范做起，在繁荣时期控制投资过度、债务扩张、信用膨胀和金融投机，在经济系统内部构建“防火墙”。

    任何一次大危机产生的原因不能只从危机中寻找，而首先应当到危机前的繁荣中去寻找。繁荣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繁荣就没有发展，没有繁荣就不会有大国经济的崛起。但是，繁荣不是无限的，它只是周期过程（复苏-扩张-繁荣-衰退）中的一个阶段。如果繁荣阶段出现非理性扩张，出现过度投资及信用、债务膨胀和投机泡沫推动下的“过度繁荣”，就会在周期的衰退阶段出现大危机或大萧条。

    英国在1817-1818年的繁荣中推销的外国公债数量达到当时难以承受的3800万英镑，引起投资者恐惧，促使巨额资金外流并很快降低了英国的购买力，结果在1819-1822年爆发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英国1826-1836年的铁路业兴起，带动冶金、煤炭、机车制造业快速发展，促使工业品市场急速扩大，赢得了长达12年的经济繁荣，但过度的投资也创造了即使是不断扩大资本和商品输出也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和产品，当贵金属的供给和储备不能满足快速增加的银行支付需求时，一场持续6年（1837-1843年）的大危机也就发生了。1865-1873年美国快速扩张的铁路投资无疑加快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重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刺激了美国杰依.库克金融公司等企业在铁路建设中的疯狂投机，当疯狂达到极限，铁路股票大幅度下跌，这些投机的公司便在危机中纷纷倒下，在世界经济危机史上再一次出现了持续6年（1873-1879年）的大危机。持续4年的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目前已近尾声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实际上也与危机前投资和生产过度扩张以及由此造成信用膨胀紧密联系。信用膨胀下的投资和生产过度扩张，是近300多年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

    “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由支付困难造成银行大面积破产从而引发银行业系统性危机有所减少，过度的投资和信用以及债务膨胀的后果通过股市和房地产波动表现出来，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没有造成系统性冲击。无论是1973-1975年世界滞胀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泡沫危机、1990年日本房产以及其他与欧美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有关的危机，还是1981-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体系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和影响，甚至美国还从后三次属于转型经济体的危机中获益，但是2008-2009年的危机伤了美国的元气，而这次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危机前美国经济和金融泡沫化发展，经济上升期的金融泡沫为下降期的泡沫破灭埋下了隐患。从1995年到2007年，美国金融机构创造的金融衍生品余额增长了8.7倍，而同期美国经济只增长了0.86倍。由此得到的重要启示是：在繁荣期，投资和生产过度扩张，货币和信用持续膨胀，经济增长和价格上涨过多地透支未来，是现代经济周期性下降转化为严重危机的第一诱因。

    美国金融业泡沫化发展诱发的这场全球危机，表明美元独霸世界货币金融组织体系的反危机效应出现衰减。这个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和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元利益诉求，因为在美国长期过度投资、过度消费和不断吹大虚逆经济泡沫迫使财政、货币当局创造出几乎是无限的赤字和货币供应时，“美元控制器”是不可能有效自转的。危机的内生性原因是美国的过度开支，包括无度的全球军事开支和放纵的居民消费开支，以及由过度投资和消费开支形成的巨额债务和虚逆经济泡沫。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从两方面来分散巨额债务负担，向全球转移危机风险。一方面，在国会不断提高法定国债发行额度条件下，由政府直接向中国、日本和美国国民大量发售国债，在财政吃紧时，由联邦储备银行通过加快美元印钞机运转的方式直接购买国债，以无成本的基础货币投放向全世界分配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放任银行和投行等金融机构向全世界倾销金融衍生品，他们将贷款打包证券化，变成债券卖给投资者，回笼资金后重新用于借贷，这种周而复始的“放贷-借贷”循环不断放大债务规模。美国推动并利用全球“倒金融金字塔”--最底层是各国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占2%左右，中间层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等投资品占10-20%，顶层是信用违约互换、利率掉期等衍生品占70%--来实现美国巨额债务的风险全球化。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对于一个一般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债务危机中的拉美国家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来说，其过度投资、信用膨胀和债务扩张只会对自身的金融和经济造成冲击，通过实体投资及货物贸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影响程度较小，而对于像美国这样拥有对世界货币和金融控制权的国家来说，其过度投资、信用膨胀和债务扩张产生的危机，就不只是对自身的金融和经济造成影响，而会对所有与美元及美元经济有关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既取决于互相间实体经济投资和贸易的紧密度，更取决于互相间以衍生品交易广度和深度来测量的虚拟经济联系度。这就是最近这场以“美国次贷”命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日本、欧洲和其他非美经济体的影响要大于对美国自身影响的缘故。

    从防范角度控制危机，在繁荣时期控制投资过度、债务扩张、信用膨胀和金融投机，在经济系统内部构建“金融防火墙”，这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适应的，而对拥有世界货币金融控制权的美国来说更有必要。拥有无限货币权利的国家，不能放纵无限的货币欲望。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不能只是一般性道德呼吁和要求美国“自律”，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外逼”措施和对美国金融活动实行严格的制度约束。

    五、60多年前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对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发挥了直接作用，但已不能适应多元化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角度看，IMF[4]在60年代以前对稳定国际金融秩序，遏制危机在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扩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作用逐渐衰减，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需要，不能反映21世纪以来欧美经济增长曲线下行、非欧美经济增长曲线上行的长期景气交叉变化趋势，有时甚至出现了维护欧美利益特别是满足美国利益而牺了新兴经济国家利益的情形。当非欧美国家出现危机时，比如在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欧美国家可以通过IMF“有条件援助”从危机中获利；欧美国家出现危机时，如在最近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时，风险向全球扩散，亚洲、拉美和其他非欧美成员国的利益一同受损。

    IMF作为产生于60多年前的老国际金融机构，在利益代表、承担义务、服务目标、体制构架、内部治理和运行效率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病，需要进行动大手术式的改革，否则会纵容更严重的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发生，并无力阻止危机风险以更快更广方式向全球扩散。

    首先，IMF的配额和投票权的分配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从IMF拥有185个成员国中前21个配额和投票权最多的成员国看，美国、英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11个成员国家的配额和投票权分别占47.73%和46.96%，接近一半，其中美国分别占17.09%和16.79%，而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沙特阿拉伯5个亚洲成员国分别只占16.32%和16.07%，其中中国分别仅占3.72%和3.66%，排名第六。按照IMF现有条款，重大事情的决定需要85%以上的投票才能通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在国际金融组织重大决策中一票否决的权力。这个权利分配安排是历史形成的，在IMF运行初期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从IMF成立（1945年12月27日）到欧元问世和中国“入世”这段时期，美国独强，美元独霸，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美国也有能力承担拥有绝对份量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多元化，美国的“相对硬实力”下降特别是债台高筑，而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不仅人口占全球比重最大，而且21世纪以来的经济进入加速成长期，经济规模、投资贸易、国民储蓄、国际储备和债权占全球比重快速提高。这种相对实力的反向变化，必然要求改变IMF的投票权安排，调整话语权结构。如果延续现行投票权安排，IMF的实际决策不仅很难公平反映成员国的合理诉求，也难以满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利用IMF反危机的需要。

    从实力看，欧美发达国家因其公共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对IMF的支持[5]能力明显下降。G20中的9个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上世纪末以前的平均水平不足50%，2007年提高到78.6%，2009年进一步提高到100.6%，2014年将达到120%左右。作为IMF投票权最大的美国，目前由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负担的总债务超过50万亿美元，约为GDP的3.33倍多，其中政府债务目前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5%左右。在自身债台高筑的情况下，美国在面临危机时难以履行IMF投票权所要求的义务和责任。这就要求打破一权过大的投票权结构，可考虑将美国在IMF的投票权从目前的85%逐步降低到66.6%以下，腾出来的投票权比例数转给经济、债权占全球份额明显提高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实现中国排名第二的投票权目标。2008年9月19日，IMF新加坡年会通过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国份额的改革计划。2009年4月2日G20会议IMF提出重新分配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ADR），并将基金实力从2500亿美元提高到7500亿美元，欧盟、美国、日本各自承诺1000亿美元，中国承诺增资400亿美元。[6]如果IMF发行更多让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的SDR债券，则可以逐步改变IMF的权利结构。这可以为权力与实力对等创造一个平等运行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从总体上提高全球反危机的能力。[7]

    其次，IMF对非欧美国家实施的反危机援助通常是“有条件”的。为了摆脱危机，受援国不得不接受IMF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通常以经济改革建议形式出现，这些建议往往对欧美国家有利，而增加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2001年，阿根廷出现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IMF提出的紧缩财政预算、对重要资源项目实行私有化的建议有关，因为在危机时紧缩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设施、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另一个证明IMF错误的案例是肯尼亚危机，在肯尼亚中央银行控制了货币流动时，IMF提供援助的条件是要求放宽货币政策，结果使得外商投资大减，经济受到重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在给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援助时提出了货币贬值的建议，结果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更深的危机泥潭。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时赋予IMF的基本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行。1976年《牙买加协议》承认各成员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IMF的职责条款除“保持汇率稳定”变为“在稳定汇率方面发挥监督和协调作用”外，其他职责不变。但从历次援助所提出的条件来看，IMF始终没有改变向新兴市场经济推销自由主义思想的努力。“二战”前世界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二战”后欧美国家因更多奉行凯恩斯学派的政府干预主义而使危机时间缩短，危机代价减少。但是，“二战”后IMF在给危机中的新兴市场经济提供援助时依然推行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对危机的反应迟钝，往往要等到危机程度已经很深时才提供承诺的援助资金，这种亡羊补牢的援助方式实际上加深了受援国的危机困境，延长了危机时间。今后IMF的改革，除了改革其内部治理结构外，还应当调整“有条件”的援助条款。

    其三，从60多年的运行情况看，IMF与欧美国家有很深的脐带关系。根据不明文规定，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总裁世界银行来自美国，IMF来自欧洲。从1946年5月到2009年8月，IMF任命了11任总裁，其中瑞典2任，法国4任，比利时、荷兰、德国、美国、西班牙各1任。目前的管理层构成是：一个法国人任总裁，一个美国人任常务副总裁，一个日本人任常任副总裁，另一个副总裁由发展中国家公民担任。这个决策层结构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提升的新形势，更没有反映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的作用和贡献。为了加快IMF的改革步伐，改善IMF的治理结构，提高IMF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领导能力，中国应主动提出对IMF决策层职位的要求，不能等待人家恩赐。要使IMF决策充分反映成员国与贡献对等的利益诉求，改变目前过于偏袒欧美国家和欧美垄断公司，特别是防止少数国家利用IMF权力假公济私，利用IMF话语权推行自己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和短期政策意图的现行格局，就必须改革IMF的人事制度，调整IMF高层管理人员结构。决策由人作出，不改变IMF高层人事制度就无法改变IMF的决策取向，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应对危机的世界决策。

    六、危机催生新产业革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调节方式变革，大级别危机还会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危机既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也给经济带来正面效应。从三百多年来发生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来看，每一次危机特别是一些大级别危机都会带来重大技术变革，催生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全局性影响的制度创新和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8]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是在1709年英国国会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后，圈地运动席卷英国，小农场大量破产，小农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据历史资料记载，1740-1788年间，有4万家小农场陷入绝境，大批农民被赶出自己世代居住的农村，成为自由劳动者，进入产业后备军行列。小农场危机对于自耕农和租地农民是痛苦的，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了无产者，而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劳动力。“使小农转化为雇用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自己的国内市场”，[9]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技术和工业革命创造了起始条件。[10]以电力技术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都是在危机和竞争的压力推动下实现的。危机加剧竞争，竞争促进创新和变革，创新带来更高层次的发展。

    从世界经济危机和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带来包括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在内的“破坏性创新”，而影响较大的“破坏性创新”不仅会推动具有长远意义的技术、管理和制度革命，而且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带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

    世界“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以至于世界经济史上把1973-1895这个时期称为‘大萧条’时期。20世纪的序幕也是由经济危机揭开的，1900-1903年、1907-1909年，两次经济危机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但“危机当中出现的激烈竞争、企业兼并，又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方式经历了根本的变革”，并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带来了“爆炸性增长”。[11]

    与以往历次危机相比，始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的大萧条，“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失业率之高，都是空前的。以往历次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额最大的下降数是7%，而这次危机中这两项的下降数分别为36%和2/3”，“危机期间，美国的失业人数估计为1400多万，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4，英国的失业人数近300万，占劳动力的1/5至1/4。德国的劳动者月2/5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有1/5的人只有临时性或半日的工作，失业人数600万”。但是，这次危机不仅在激烈竞争中促使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形成了新的微观基础，而且也为危机后出现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模式转换创造了条件，并使欧美国家经济调节方式发生了空前变革，出现了以罗斯福“新政”开先河的、突出政府干预的新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微观调节作用基础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在解决宏观不平衡、全局性矛盾以及熨平周期波动特别是反危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可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出现新变化中得到验证。

    首先，经济周期中的复苏、扩张和繁荣时间延长，衰退时间缩短，长期平均增长水平提高。从1913-1938年到1951-1980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德国和法国分别从1.6%、0.4%提高到5.7%和4.7%，美国和英国从1.7%提高到4.1%和2.4%，日本从7.1％提高到11.1%;从GDP年均增长率看, 德国和法国分别从1.6%、0.9%提高到6%和5.2%，美国和英国从2%和1.1%提高到3.8%和2.5%，日本从4.7％提高到9.9%。[12]

    其次，全球经济从旧的不平走向新的平衡，全球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大的调整。每一次大级别的危机之后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结构转变和经济转型。危机强化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企业重组、产业组织改善和新技术应用，这无疑会促使效益更高的集约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在GDP构成中提高集约经济的比重，降低粗放经济的比重。从“大萧条”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欧美GDP构成出现快速变化，集约经济所占比重从45%提高到75%左右,粗放经济所占比重从55%下降到25%左右。[13]2007-2009年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同样出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迹象：美国从消费型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过度依赖金融活动转向更多发展实体经济；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导向经济，从过多储蓄转向更多消费。因此，每一次大级别经济危机既会促使全球经济从旧的不平衡转为新的平衡，也会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

    其三，逐步形成了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的宏观调节机制。根据1907年金融危机时摩根银行救市的经验，美国政府于1913年创立了联邦储备银行，但作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手段积极主动地调节经济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新政”确立了以央行和财政部为核心机构、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的宏观调节体系。这个调节体系，在经济周期各阶段都发挥作用，危机中的干预作用更是发挥到了极致。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美国和英国是这样，干预主义色彩较浓的德国、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更是这样。

    与1929-1933年大萧条相比，眼下这场始于美国、扩散到全球的危机，虽然持续时间短一些，生产下降幅度小一些，失业率低一些，但同样是一场大级别危机，它给人们的心理和市场带来恐慌是空前的，给现代金融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如果以历史为镜子，眼下这场危机同样会催生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调节方式变革，并以新的成果形式再次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就像当年的大危机促使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大国崛起一样，眼下这场危机将迫使美国对低储蓄高消费、资源过度消耗、虚拟经济泡沫化和滥用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的发展模式做出较大的调整，中国有机会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扩大商品、服务和资本输出同时，加快以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促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转型，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型内需，在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中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现新的大国崛起。

（完成于2009年8月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东琪等，《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前言第７－８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２月版。

2．凯恩斯，《通论》“资本边际效率”章，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

3．IMF，“发达国家负债增加有碍经济复苏”，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1日；IMF，“发达国家负债增加有碍经济复苏”，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1日；“IMF总裁：IMF须解决代表性及自身效率问题”，新华网2009年4月3日。

4．央行参事，“ IMF应进行五方面的改革”，《世华财讯》2009年6月11日。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刘柞君昌、光仁洪、韩承文，《世界通史》近代卷上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徐天新、梁志明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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