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放弃了美元本位制及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这导致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世界金融体系由不受约束的美元主导。美国利用其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霸主地位，持续以过低的储蓄率向全世界借债支持高水平消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了虚假的繁荣。这次，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多年积累的流动性泛滥，世界金融体系中早已存在的虚拟资本泡沫终于破灭。在世界经济相互紧密联系的背景下，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金融危机，冰岛出现了“政府破产”的极端案例。下面数据可大致说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表示，2008年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大幅下滑，由1月的87.3降到10月的39。非农经济部门失业率上升至7%。汽车和零部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8年一季度就是-0.35，到2季度降为-0.64，年底美国三大汽车厂商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救援。美国的失业率持续攀高，预计2009年可到10%。

----欧元区实体经济各种指数下降，制造业订单萎缩，工业信心指数降低到上世纪90年代初水平。日本汽车产出数量与最高年份比下降近50%。

----至2008年底，全球股市已经“蒸发”17万亿美元。

    社会各界都认为，这次危机的影响远大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后最严重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可能持续多长时间？一般认为2年左右，悲观的认为10年，如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已经有人在研究危机之后可否催发新的机制体制产生，如大萧条那样催生了罗斯福新政。也有人认为危机之后可能仅限于金融秩序调整。我还听到有学者认为经过这次危机，“星条旗将坠落”，会出现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一新秩序中，中国将起更大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此严重的危机足以促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做出大的调整。但是对调整方向的建议却大相径庭，有的中国学者说之所以出现危机是政府干预过多且不当，因此要高扬哈耶克旗帜，“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有的说这次危机将标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死亡”。多数中外经济学家以及国家政要还是主张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现在争论这类问题可能为时过早，危机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非要让我谈个人的观点，我倾向进一步加强对金融监管。

    中美差异很大。美国长期靠借债过日子，而我国不仅储蓄率高，还持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最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遇到美国使馆一位官员，他告诉我中国买了不到1万亿美国国债，加上中国金融等企业持有的美国各类金融资产，共计约1.4万亿。那么是否我们就不会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了？显然不是。人们担心美元大幅度贬值就有可能使我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大量“蒸发”。目前显著的影响在于美日欧等国的需求疲软，直接打击了我国的出口加工产业。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近些年高达60-70%。去年5月份我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到珠三角、长三角，那里的外向型企业已经明显感到出口订单骤减，压力很大。这一问题到8、9月份以后就充分显现出来了，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关于进出口、工业增加值、物价等三组数据来说明。

    最明显的经济下滑指标是进出口增长率。从2008年7、8月起大幅下降，到12月份，出口增幅同比下降近30%，出口增幅同比下降近40%。

    其次是工业增加值增幅回落。去年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增幅连续快速回落，创出有工业增加值统计以来的新低，明显低于1998年、1999年的最低水平。工业产出水平连续下降，标志经济急速下滑。

 

    第三，物价指数从年初的上行快速转为下行。去年上半年物价还在上涨，大家担心能否出现通膨。实际情况出人意料，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也和我们自己采取的防止通膨的措施有关，下半年物价趋于通缩。

 

    还有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都表明了经济下滑的趋势，就不一一列出了。为了抑制去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从2008年初的“双防”到年中的“一防一保”再到年末的“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一年之内几乎转向180度。同时，我们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计划2年投资4万亿元。去年底中央下达的1000亿元已经到位。各地相应出台的投资拉动规模总计2009年将达到20万亿元。国务院还出台了应对经济过快下滑的10项政策：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调整力度很大的是财政货币政策，出台了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投资计划，并放松银根，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等等。

    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应对经济萧条采取加大政府投资、扩大信贷规模的措施基本成为共识。当然对政府投资力度和信贷规模大小的掌控尺度，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经济政策，而是与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需要重点研究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主要考虑哪些？我想先简要介绍一下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政策内容，再谈我国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罗斯福新政中的经济政策从1998年以来已被人们熟知。政府拉动投资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修铁路、公路、机场等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政策。在我看来，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社会政策至少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就其长期作用看，要比在短期内起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更重要。

    罗斯福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永久性的措施。罗斯福政府明确把促进就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在罗斯福之前，西方国家是不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按照萨伊的“市场定律”，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保持平衡。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庇古又从劳动的边际效用理论出发，修补和发展了萨伊的就业理论。庇古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失业论》中提出决定就业量的前提，一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二是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从这一理论出发，只要工人原意接受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相一致的工资，那么资本家就会增加雇佣数量，直到实现充分就业。２０世纪以前，西方国家没有劳动或劳工部，政府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可以说完全靠市场调节。但是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西方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现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一度高达5000万人以上。所谓市场可以自动通过工资水平调整就业量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学说破产了。

    凯恩斯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非自愿失业”，即工人原意按现行货币工资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这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只有国家干预经济，增加“有效需求”，才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的就业理论得以出台，并成为战后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劳工部或人力资源部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政府部门。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提出政府应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1946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就业法案》，明确政府必须争取最大的就业、产出和购买力水平。其后，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等国都承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可以说，宏观调控就起始于促进就业。

    尽管就业问题至今仍然以各种方式困扰着工业化国家，尽管人们对凯恩斯就业理论有许多修补甚至种种责难，但没有人能否认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国家干预就业的先河。

    劳资矛盾是雇佣劳动的必然产物，雇佣劳动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工人没有结社权利，手无寸铁的零散工人面对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处于绝对劣势。正如马克思说的，在市场上，雇主昂首于前，工人萎缩于后；到了企业里，雇主是砧板，工人是鱼肉。这样，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生产发展与生产过剩同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而在经济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工人。于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起义在法国、德国相继爆发，20世纪初十月革命成功。到了1930年代，外有苏维埃政权的巨大压力，内有数千万失业工人，不处理好劳资矛盾，美国的社会还能持续吗？罗斯福一上台，就于1933年出台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发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资关系法》（著名的“瓦格纳”法）进一步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 联邦政府要保障劳工的罢工权利，为工会的集体谈判提供法律保障。法律还明确禁止如下行为：干涉、妨碍或压制雇员行使法定权利；控制、干涉或在财务上收买工会；为达到支持或反对工会成员的目的，在雇佣、解雇或其他条件上对雇员实行歧视对待；对曾在该法案下提出过诉讼或提供证词的员工实行歧视对待；拒绝与员工选出的代表进行诚实善意的谈判。

    1933年，罗斯福还创立了由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代表组成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委任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为主席，这是由政府、雇主、工会共同协商处理劳资矛盾的最早的三方机制。处理劳工问题需要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协商的思路，早在1917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时就提出来了，国际劳工组织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方性”。但真正在一个国家做到“组织落实”的，是罗斯福政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三方性原则是指协商联邦的劳工立法和处理重大劳动纠纷而言。一般情况下，在行业或企业层次，政府不干预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千万不要误解三方性原则意味着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一个企业内部的具体工资、福利等劳资关系事务，那就是“政企不分”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美国的工会太强大了，以致过多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减少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近通用汽车公司改组就是一个例子，工会不愿意大幅度降低工资福利，改组计划泡汤。我10年前访问福特公司，当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就抱怨美国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资福利比日本丰田公司工人的工资福利高50%。尽管有新的问题产生，但是没人能够否认，自罗斯福新政推出《国家劳资关系法》以来，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三方社会伙伴关系”大大缓解了劳资矛盾，绝大多数劳资纠纷通过集体协商解决了，政府相当超脱。即便面对这次“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美国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群体闹事”，更没有任何工人起义的征兆。

    早在19世纪，德国、英国就出台了一些单项的社会保险法，如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济贫法等。但全面对社会保障进行立法的是罗斯福政府。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出台。罗斯福亲自解释这部法案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绝大多数劳动者有了比较稳定的未来生活预期，对启动消费、促进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这恰恰是应对萧条所急需的。美国社会保障立法对世界其他国家也起了推动作用。二次大战前，全世界只有欧美等40个国家有单项的社会保险项目。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到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对社会保障制度现在也存在许多争议。我到美国访问凯托（CATO）时，这个以主张社会保障私有化闻名于世的研究所提出，应当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消减至零。美国至今有46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受到批评，希拉里当总统夫人时就研究医改，10多年后她当了奥巴马的国务卿，美国的医改方案还是难产。国内也有学者著文，尖锐批评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力”，将使我们丧失“唯一的国际竞争手段”----低成本劳动力。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是罗斯福新政开创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无产者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恩格斯曾说，面临着橱窗里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无钱购买这样的荒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解体。由于工人运动的压力，罗斯福上台之前欧美各国在抑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收效不大。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效果比较明显。

    第一、保证低收入者有较合理的工资福利。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由国会通过，罗斯福说：“除了社会保障法之外，它大概是这个国家、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为了工人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法案当中最有远见的一项计划。”《公平劳动标准法》制定了最长工作时间标准，从每周44小时逐步减少到40小时；制订了最低工资标准，要求根据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适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此外，对加班费也有具体要求，还禁止使用童工。这一法律不仅对正规部门的职工起了保护作用，对保证那些在非正规部门从业、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动者享有合理的劳动报酬意义更大。

    第二、“劫富济贫”。社会保障法的实施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作用，例如美国的联邦养老保险，高收入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而低收入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60%左右。力度更大的是累进个人所得税，罗斯福上台后推出的《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通过这些措施，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左右。

    尽管美国的基尼系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还是比较高的，北欧、日本等国家基尼系数一直在0.3左右，但人们不能否认罗斯福新政对平抑收入分配差距所作的努力成效显著。

    1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给香港公务员介绍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时，一位学员问我：“你说你们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与不现代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思想准备。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是使用了计算机的市场经济？是有网络的市场经济？是服务业占主体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了的市场经济？似乎都不得要领。后来我提出，区别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积累市场经济的制度区别有三点：一是国家伸出看得见的手干预宏观经济；二是在劳资集体谈判的基础上形成“三方社会伙伴关系”；三是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三点不能说完全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实践证明大大缓解了劳资矛盾，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熨平了经济波动。这三个特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没有出现，到列宁时代有些苗头。如何与时俱进地全面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积累市场经济的异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以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的新政为起点，应当没有太大争议。

    罗斯福新政我们不能照搬，别说中国不能照搬，就是美国自己应对这次危机也无法复制，因为时过境迁了。我们研究问题，还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如果做了比较研究之后觉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那就应当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由于长期偏重经济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产生了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与落实，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开始得到扭转，然而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三五年内就根本解决，目前，社会事业、社会体制还存在许多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弊端，亟待解决。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下滑，解决社会问题更现迫切。

 

    我国未来5到10年，劳动力仍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各种城乡社会问题突出，困难群体就业难以及本不应该发生的大学生就业难日益显现。就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繁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低，长期依靠低技能、低成本劳动力赚取外汇的增长方式已见尽头，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亟待提升。特别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近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2008年7月开始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6个月递减。从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看，岗位需求持续减少，去年第4季度与第3季度相比，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求人倍率）由0.977降至0.85，创8 年来单季最大降幅。今年春节返乡农民工将达到7000万人，估计节后至少有2000人万难以落实工作岗位。此外，目前机械制造、建筑业、电子电器等供需差均为负数，建筑业为-24.81%；机械制造为-17.71%。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去年10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推进结构升级与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加强就业政策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协调，全方位地促进 就业。为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将缓解经济过快下滑带来的失业问题。

    从中长期看，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我国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我目前收集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就业弹性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本世纪以来平均大约为0.1。OECD国家2007年的平均就业弹性大致是0.5，发展中国家平均就业弹性大致是0.4。我国的就业弹性在上世纪80年代曾达到0.4以上。为什么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实际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极低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增长模式迫使我们不得不把GDP指标订得很高，似乎没有8%的速度，就保不了就业。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要长期用8%以上的GDP增长来保就业？是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影响了就业，还是我国的分配结构扭曲对就业的影响更大？这个问题我正在收集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今天只是提出来，说明应对危机的首要问题是就业，而解决就业问题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考虑长远战略。

    更需要关注的是我国劳资冲突加剧，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大幅上升，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是1987年的80倍，年均增幅达26%。2008年各级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比2007年几乎翻了一倍。因劳资冲突而发生的集体上访、罢工、静坐、堵塞交通等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既然确定了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要培育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将原来计划经济下工人与厂长的上下级行政关系转变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劳动契约关系，集体谈判的问题必然由此而生。1992年我在劳动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我们也要逐步实行集体谈判时，不少人认为太脱离实际。后来集体谈判得到大家认可，也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方协商机制，但是实际上劳资纠纷，尤其是重大劳资纠纷仍然要闹到政府门前，鲜有通过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协商解决的案例。这就涉及到工会组织职能转变和雇主组织的真实代表性问题了，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劳资集体谈判的基础条件就不完备。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渐进的，目前看还不具备条件。这样政府只好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本应由工会和雇主组织协商解决问题的市场机制被大大局限了。我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当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提出重商富商口号时，劳动者权益易受侵害；当政府关注民生，侧重保护弱势群体时，经营者权益易被忽视。多年来突出的是前一种倾向，近一两年也出现了后一种倾向。

    现在关于《劳动合同法》争议很大。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去年底调查了369位专家，其中有98位（26.78%）认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中小企业成本，加大了企业困境，当前应暂缓实行劳动合同法。有221位（60.38%）反对在中小企业中暂缓实施《劳动合同法》。还有47位（12.87%）认为不好说。其实根本问题在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组织行为的缺失，结果“不审时则宽严皆误。”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由0.3左右迅速扩大到接近0.5，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近两年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力图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但未根本扭转扩大的趋势。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9.74%，与1996年的53.40%相比，10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16.99%持续下降到了2005年的10.76%，2007年略有上升，为11.32%。同期企业营业盈余所占份额不断增加，由1998年的18.99%，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31.29%，尤其是2003～2005年，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大幅度大降阶段，营业盈余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到了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的程度。内需不足又迫使我们不得不把GDP的增长过多寄托在稳定外需上。现在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启动内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我们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小排量汽车的减税、一些地方发购物券等。我认为更重的是研究解决一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比例失衡的问题。我们现在工资占GDP比重之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之低也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广大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不仅内需难以扩大，还会造成社会群体裂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大潜在因素。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有很大进展。过去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工作中长期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职工身上，对城镇其他人员顾及不够，造成城市中不同人群基本保障待遇不平等，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难以进入视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幅度提高。例如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都是新世纪以来才真正启动的，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2007年也启动了。从制度设计看，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实际工作中扩大覆盖面还需要一个过程。

    从过去一部分群体有保障（主要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到全体公民合理享有保障，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下一阶段需要重点研究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了。过去长期积累的基本保障不均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突出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关系、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关系、一般职工与党政领导干部的关系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应当尽力缩小，但在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背景下就难以完全消除。而有的问题只要下决心，是完全可以尽快解决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逆向转移问题。企业与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由1990年的1：1.21扩大到2005年的1：2.10，引发了许多本不应当发生的企业退休人员群体闹事事件。近几年我个人接到各地企业退休人员抱怨基本养老保险不平等的信件有上百封。特别是那些当年服从组织分配到企业工作的老同志，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相同资历的人分配到机关退下来养老金就比他们高2-3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包括我本人就提出，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人员相互流动比较频繁，应当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个平台之上，还可以再搞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补充养老保险。美国、日本都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统一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我们更有条件做到。如果上世纪90年代就着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要比今天解决容易得多。现在两者差距这么大，填平补齐难度极大。近年来，政府连续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但没有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二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逆向转移问题。1995年国务院在镇江、九江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设计方案时就讨论过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否建立统一的制度。那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已经引起了企业退休人员的不满，再考虑医疗保险如果建立两套制度，潜在的医疗费用转移问题很难监控，最终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方案。1998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是10年过去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这一决定提出的基本医疗保险，还在过去计划经济时形成的公费医疗框架内看病。还有数据表明，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过多地用于党政干部群体。

    去年底有学者著文，批评我国社会保障在提供“负福利”。这个问题我在2000年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研究》中就明确提出来了。当时人们更关注社会保障的有无问题，有无问题基本解决了，人们就会关注水平高低问题了。可以预料，解决社会保障逆向转移的问题，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下一阶段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的社会问题还很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管理体制等都面临着许多问题。上面提到的4个方面，也不可能展开分析。仅仅是对应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政策，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过快下滑时，不仅要关注财政、金融措施，也要关注社会政策的调整。这方面，罗斯福新政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强调一点，今天谈社会体制问题较多，是为了通过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以应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战略要求。我不赞成抓住当前存在的一些严重社会问题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甚至主张退回计划经济。

 

注：此文根据宋晓梧2009年1月在湖北经济学院的讲演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