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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须尽快转入城市化调整轨道
作者:王建    发布:2009-11-16    阅读:3424次   
    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三季度后普遍出现回暖迹象,而中国经济早在二季度就出现了触底反弹,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已成事实,这主要是归功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及时也足够。

  然而在中国经济的回暖过程中,也开始孕育着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新问题,最近我参加一些会议,大家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大贷款、大投资虽然带动了经济回暖,但是也显著加大了许多领域里的过剩产能,并且还造成了一批新的过剩领域;另一个问题是,在银行支持下,今年以来国有企业大量兼并民企,其中不乏效益低的国企兼并效益高的民企的现象,因此在诸多领域里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格局。最近有记者问我应当评论看待这种“结构和体制倒退”的现象,我的看法是,加大过剩产能和引发“国进民退”都肯定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初衷,只是因为在本轮的反萧条措施中,是必须依靠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吸纳贷款和启动投资需求,才出现了这种不理想的情况,作为短期的反危机措施,以牺牲部分合理结构与先进体制为代价而换得总体经济增长的步伐得以持续,这是值得的,所以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说,目前最值得肯定的政策,就是政府坚定的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但是问题也在于,短期政策只能应用于短期,如果由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到现在为止可以过去了,以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来带动的经济回暖轨迹也会转向,我们就不用过度担心结构劣化与体制倒退的问题。

  但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到此已经结束,或者快要结束了吗?

  从2007年7月到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2年,我们可以看出这场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由发达国家总需求波动所导致的商业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偿付能力危机,是由于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把本不具有偿付能力的居民作为贷款对象而投放巨量贷款,并通过这些贷款的证券化、国际化和衍生产品化向世界传播,最终由于这些证券和衍生金融产品不能到期归付本息,引起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紊乱与危机。

  去年这个时候国际上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处理美国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问题,为此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大肆搜罗美元现金,以致于出现了在美国经济向谷底滑落的过程中,美元却强劲升值的反常现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却开始走弱,进入三季度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按照去年7月份以来大量分析和数据,到今年7月本应是美国的大量衍生金融产品到期兑现的高峰,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美国金融机构在对有毒金融资产进行大量清算的报道,甚至连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文章都不见了,这不是一件怪事吗?

  在年初就有各方面的消息和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把大量衍生金融合约的兑现期统统推迟到2011年,最近也间或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学者对推迟衍生金融合约兑现期的批评,结合美元并没有到衍生金融合约兑现高峰就开始走软的情况,可以说这种金融合约被推迟的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是如此,美国的做法,就是把有毒金融资产这个“癌”暂时冷冻起来,并且希望通过金融市场的再度繁荣,特别是希望通过推动“低碳经济衍生金融化”来创造出一个新的超级金融泡沫,由此形成美国金融机构的新利润增长点,再以今明两年的盈利来对冲已经发生的亏损。但是这个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最近美元下跌和黄金再度破千,就说明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与美元资产的前景并不看好。

  美国最终还是逃不开如何处理有毒资产的难题,但是到2011年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大和更糟。据惠誉国际评级机构8月31日刚刚发布的报告,7月份美国信用卡资产支持证券的撇帐率为4.26%,较08年同期上升了40%,同月信用卡贷款撇帐率为10.55%,较08年同期上升了63%,房贷伴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止赎率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到2011年美国必须再次面临有毒资产问题时,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只会比2007年7月时更大而不是更小,由此也会引起新一轮的全球金融海啸,这就是我说“危机两年后恐再来袭”的道理。

  由偿付危机所引发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本次危机前我们只看到了日本一个案例,日本在1990年爆发危机后,在政府的救助下到1993年也曾出现过2·5%的正增长率,其后才陷入了长期萧条。所以从日本的经验看,美国经济也可能是在今、明两年出现反弹后又跌入一个长期低谷,是一个“V加L”型,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是全局,美国的“V加L”曲线对中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考虑出一套长期的振兴内需的措施,由此目前这种以贷款和投资来创造需求的短期应对措施就必须改变。

  还必须看到,如果两年后当世界经济再次进入萧条时,正是本轮投资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例如下一轮汽车工业的产能释放高峰就是在2011年,届时大量到期项目也必须归还本轮投放的巨大贷款,如果到时国内需求仍没有打开,生产过剩的现象比现在还严重,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程度就远非现在可比,想要继续向目前这样依靠投放巨额贷款来拉动中国经济,政府就没有目前这样游刃有余了。

  退一步说,即便两年后不会爆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从目前开始就已经转入了持续复苏轨道,世界经济就会回到两年以前的繁荣增长吗?目前有一种观点我很不赞同,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会再次带动中国的出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必将伴随着美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而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紧缩,必然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美国的需求;二是美国以往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美国居民庞大的负债消费基础上的,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会使美国的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的家庭理财观念,从而更注重储蓄和家庭收支的平衡。这些变化都会引起美国的进口收缩,所以把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希望建立在美国经济的复苏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更突出了在本次金融危机后中国必须转变以往的经济增长轨道,尽快转入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迫切性。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呼吁,唯一能够尽快开启中国内需的道路,只有城市化一条路,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密不可分,就是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中国目前的生产过剩是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人群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个就是城乡差距,据最近社科院人口所的一项研究,其中由城乡差距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占到60%,这就更说明了调整城乡人口比例,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去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立足在以振兴产业为主体的供给增长方面,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看,供给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更应交给市场,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更应注重在长期需求的创造。我们应该抓住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的好时机,立即转入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道路,只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更严重危机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