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重要性。话语权不仅仅在于IMF份额,最重要的是建议权，关键是我国要发挥组织上与人力上的优势，改善我们的政策研究体系，争取拿出对我有利又能被各方接受的在各个领域、各个专题的方案来，真正用好这个得之不易的话语权。

　　最近，我们很多的专家，很多的媒体都一直谈话语权问题。好像就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权比例，其实那不叫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是我们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每次金融危机后都会出现经济或金融领域中的重大规则变化。在未来的两三年中，一系列的经济与金融规则都要重新设计、重新制定。国际上重大规则变化是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一次的。在上次规则的制定时，我们没有实力参与，只能“按国际规则办事”。在我们还处于发展低级阶段时，这些国际规则比我们原来实行的那套机制要好。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这些规则就会很大地制约我们的发展空间。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汇率体系的安排、国际金融的安排、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安排等等，我们都处于被动挨骂的地位。

　　现在是又一次重大经济金融规则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与参与的能力，当然要当仁不让，要进行利益诉求。这一机会得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要提出我们的诉求。规则的变化能给我们中一代人以致下几代人的发展创造很多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国际规则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就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

　　话语权是要争的，但问题是争什么。如果把争取话语权等同于去争取IMF的份额，那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话语权的意义。美国的话语权不仅仅在于它所占的份额，而在于在很多问题上能提出一套东西来，别国经常拿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建议来。

　　同样是发达国家，日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声音就非常弱。它提不出很多新理念、新的方案来。日本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与它的国家的经济地位来说不很相合。争取话语权，不仅是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还要看你在智力上有没有大国风范、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领导力，这就是常说的软实力。

　　不要把话语权理解为吵架、搅和的权利。说“不”的权力很重要，说出来把别人否了，可能解气，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比别的国家更好的方案，或者你的方案并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没有任何建设性，可操作性，那就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

　　什么是好的话语权呢？我认为，关键是要拿出对自己有利，而且大家大体上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方案来。如果光顾自己一国的利益，肯定很难被人家接受。在新规则的制订中，很多方案都要拿出来比较。你如果拿不出一个比别人更好、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到头来你就只好跟着别人走。

　　毋容置疑，由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在金融领域、市场经济上我们还是个新手。相对来说，我们的研究能力并不够，学者的水平也不如人家，这是我们的劣势。

　　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比西方的学者与官员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同时，由于我们的相对实力使得发达国家也不能小视中国的意见。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思路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意见沟通的桥梁，成为能协调双方的沟通者。 在国际事务上我国的定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负责任我认为指的就是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担当起维护世界和谐的责任来。不排除在短期内在个别的领域、个别的事情上我们吃一点小亏，吃一点短亏，让一让步，争取更大的利益与长期利益，。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这就是人力上的优势，特别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优势。有些国际规则我们是不很熟悉，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把问题分解了，每一条规则找好多人一起研究。国内的学者、银行家、企业家，还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国际组织官员，都应该动员起来。这样在总体研究水平上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弱势，但可以以集中兵力打歼灭仗的方式，在局部问题上、在我们认为是关键的问题上，保持我们的优势。

　　所以，在这些重大机遇出现、在战略上的关键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机制创新。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能靠政府几个官员关门研究，要有一种机制来发动社会的参与。 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建立一种机制，一个专题的政策研究体系。这些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国家应该拿出一些资源来。实际上社科基金、学校科研资金、各部委研究资金也都不少，如果把那些无用的、意义不大、低效的项目砍掉，集中整合一部分资源，就足以支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