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承诺了到2020年时的减排指标， 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暖大会在即， 我国的承诺对促进气候大会取得全球减排成果有着很大的影响。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未来生存的最大威胁， 而所需的巨额投资又是减排问题的最大障碍。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这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 需要寻找可行的融资机制来打破当前困局。 笔者提出一个通过发行碳债的方式来解决减排成本的代际公平分配的方式， 供有关部门参考。

 

 

    解决气候变暖需要巨额的投资。根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通的计算，要达到不超过2度的气候变暖，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稳定在500到550ppm的二氧化碳当量，每年全球要投入的1% 的GDP。这无异是一个巨大负担。然而，如果不从现在开始投入，我们后代解决气候变暖的成本会更高。他的计算显示， 如果人类任由全球温度升高，那么气候变化在2050年后每年带来的危害相当于全球GDP的20%。

    现在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筹到这么一大笔资金来投入减排中去， 同时又不会对当前的宏观经济、企业发展与职工就业造成太大的冲击。

    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工业革命开始，大量的二氧化碳就不断地累积在大气层中。近几十年来，受大量消耗能源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碳排放形势更为严峻。今天的气候变暖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减排问题之所以严重，并不是因为现在气候变得已经不可忍受，而是未来30、40年后气候问题要急剧恶化。 如果现在不投资，后代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今天的减排更多的是为后代所做出的巨大投入。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既要偿付前面20代前辈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问题，还要为未来的三、四代开创出一个清洁的环境、良好的发展空间来。 即我们这一两代人要负担前后25代人的责任，这显然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成本。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是人类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好传统。但是， 由于气候变暖问题极其复杂， 严重的外部性造成市场机制很难起作用。 大部分成本都需要政府来承担。 而政府的财力又是捉襟见肘。 如果长期议而不决，或者因为资源有限，投入不足， 就很可能会失去减排的宝贵时机，让我们后代付出更大的成本。

 

    有人曾做了一个估计，认为解决气候变暖所需要的投入，仅有战争时的开支才能相比拟。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国家都会发行大量的战时公债，用未来的收入，用下一代人的收入来支付这一代人的战争开支。这也是公平的。 这一代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下一代人也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节能减排也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要长达40年之久的持久战。我们要是输了这场战争， 后代们就要承担全部的恶果。因此， 寻找一种合适的代际之间的融资安排，就显得十分必要。

    为此， 我提出一个把减排成本在几代人之间合理分担的机制。 即我们这一、两代付当前减排一半成本， 而未来的三、四代人付另一半的成本。

    具体来说，可以由政府每年发行等同于0.5%的GDP的40年到期的碳债券。之所以要发40年的债是因为从现在起到2050年是减排的关键期。2050年后， 各种技术已经成熟，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已经成气候，不用再发债来处理减排问题了。

    我还建议对这种长期债券采取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方式。（又称零息债券，或无息债券）也就是说， 2010年的债到2050年时连本带息一起还。 2011年的债到2051年连本带息还， 如此类推。

    这种方式会不会使我们的后代负担太重呢？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 假如40年的长期债券年利率为5%。 （最近财政部发行了50年的国债年利率为4.25%） 又假如在未来40年中， 我国平均GDP增长为5%。又假如年平均通胀率为3%。这也就是说每年名义GDP增长为8%。 在这种情况下， 今年发的0.5%的GDP的碳债券，连本带息40年后仅为那时GDP的0.15%。 也就是说， 孙子与重孙子辈的负担会远远低于我们现在的负担。

    要使这种长期债券有市场，应由中央政府来发保证信誉，使之有与国债同等的评级。可以通过一个法律，保证这种债券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可能还需要加入一些机制，使这种债券在市场上有较高的流动性，可以随时自由贴现，  成为市场上一个好的投资工具。

    在这样的安排下， 我们每年就会增加3000亿人民币的减排投入。其中的1500亿是通过发债从我们后代借来的。 这3000亿元的资金可以通过贴息、减税、奖励等等方式， 调动更多的资金进入减排市场。 例如， 以1：5的比例， 就可以撬动15000亿元的资金。

    可以考虑把从后代借来的钱放在有长期投资效益， 对后代的生产生活特别有利的项目上去。 例如， 可以每年拿出500亿专门用于植树造林。 这能使我国植树造林面积增加一倍，每年多造林400万公顷。 四十年下来， 就能使我国森林覆盖率比现在增加一倍， 达到50%以上。 这虽然还是低于日本的68%的森林覆盖率，但已超过世界平均30%的水平。  

    同时， 以一公顷森林一年吸收150吨二氧化碳来计算， 第一年就可以多吸收6亿吨的二氧化碳， 四十年共有碳汇4920亿吨。

    有了这样的大手笔投入，不但可以减少后代的负担，还能给他们留下大片的森林。很多研究表明， 种树的经济回报就很高。  很可能未来仅采伐树木的钱， 就足以用来还本付息。

    有了这笔借债，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部分未来的钱为今天的发展服务。 这笔资金的投入对促进今天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技术层次、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好处。  

    更重要地是， 有了这样的大手笔投入， 我国可以对减排的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加大投入， 也可以及时地推出一些转换增长模式的重大机制。 这就能保证我们在节能减排这一世界发展的战略要地抢占制高点，成为制造、输出减排产品与服务的大国。 在战略上能变被动为主动， 变负担为机遇。

    这种模式还应该推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去。 防止全球变暖要全世界一起行动起来才行。 我们应该通过国际谈判， 向其它国家提出这一建议，号召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一起来采用这种方法。 当然， 我们也不必等到别人发债了咱们才发债。 事实上， 那个国家先发债，先投入，那个国家就会争取主动，占据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