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在几年前，中国学术理论界很少论及社会经济学，现在，几乎所有财经类的重点大学都在招收社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不少青年学子向我打听什么是社会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什么关系？这篇拙文算是公开回复，恕我不能一一作答了。
一、“三门学科”之间的基本联系
经济一词所反映的对象就是“三门学科”之间的基本联系。
1、“三门学科”均是国民财富生产和交换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为中心。国民财富是人类生产活动或经济建设创造的成果。社会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均是国民财富生产和交换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统称为经济科学。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发表，是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标志。1776年，正是我们民族为之自豪的“乾隆盛世”，西欧的封建势力也还控制着国家机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论思维的历史使命是要揭示，国民财富是以皇室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创造的，还是劳苦大众创造的？亚当·斯密明确回答，“地主阶级既不劳心，也不劳力”[2]，“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3]，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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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润葵（1943—），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省级机关分校经济学教授。
劳动创造了国民财富。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沿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思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只不过问题内容就改变为，国民财富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这便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来源。
历史进入19世纪，资产阶级在英、法、美各国取得政权，创造比封建主义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是资产阶级巩固统治地位的首要任务。源于庸俗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承担起这项研究任务。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他1890年撰写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这样给经济学下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4]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是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后的理论成果。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资产阶级统治的200多年历史时期，国民财富增长速度只能用几何级数来描述其“奇迹”了，但是，国民财富增长以牺牲子孙利益（非可持续发展）、牺牲社会利益（负外部性）、牺牲劳动者利益（血汗工资制）、牺牲别国利益（以邻为壑）为代价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2008年爆发的美国与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必须调整生产方式，改革制度结构，完善运行机制，选择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经济学就是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后的理论成果。
简单说来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是18世纪侧重研究生产关系“性质”的国民财富理论，经济学是19—20世纪侧重研究生产力“增长”的国民财富理论，社会经济学则是21世纪侧重研究生产方式“代价”的国民财富理论。
2、“三门学科”均采用“经济人”分析方法
“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亚当·斯密。他说：“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时期，几乎全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但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5]这就是“经济人”假设的来源。马克思说了亚当·斯密相同的话：“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6]人是“社会人”也是“历史人”，所谓“经济人”是对人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需求的一种抽象。人有物质上的需求，有情感上的需求，有娱乐上的需求，有精神上的需求，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等，对人不同需求的探索和研究，是各种人文科学分类的基本依据。“经济人”假设就是侧重对人物质需求的探索和研究。对“经济人”假设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种倾向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篡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人人自私自利；其二，为着自私自利人会自觉选择最大化目标。西方经济学认定理性选择理论来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可是，亚当·斯密明白无误地指出，“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7]。西方经济学篡改“经济人”假设的手法就是混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主张“经济人”假设，这是自然法则（缘于分工），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判断；人有性要求，这是自然法则，提倡性放纵，这是价值判断；如此等等。
第二种倾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对“经济人”假设批判的基本方法是把“经济人”与“社会人”、“历史人”对立起来，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人”和“历史人”，而不是“经济人”。这种批判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哲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政治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心理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文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否定“经济人”假设也就否定了人文科学分类的可能性。
这种批判也影响到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于是就有人出来解释，社会经济学是用社会学（“社会人”）的方法观察经济问题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社会经济学当然会借鉴社会学的方法，但是，一门学科的内涵或属性决定于对象而不是方法。“现代社会经济学是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为对象的一门学问。所谓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指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活动主体。”[8] 市场活动主体肯定是“经济人”。
3、“三门学科”有着相同的审美诉求
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存在决定意识[10]。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显然，理论建设也必然“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对称形成和谐美，简称对称美。对称美是“三门学科”相同的审美诉求。
“政治经济学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主张贡献与回报对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贡献与回报的非对称加剧带来两极分化；经济学创造的效用价值理论主张生产与消费对称，需求与供给对称，生产与消费的非对称加剧形成经济危机；社会经济学创造的均衡价值理论主张代价与补偿对称，代价与补偿的非对称加剧将造成社会危机。”[11]非对称发展是畸形发展，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或健康态。畸形发展不能作为一种审美目标去追求。
二、“三门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
“三门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指社会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区别。
1、经济规模：坚持“大”吃“小”，还是选择大和小优势互补
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是旧工业化道路在理论上的表现，有着共同的认识基础：大生产必然代替小生产，资本集聚必然走向资本集中。小生产者（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的前途和命运则是破产、倒闭，降落为工业的产业后备军。
社会经济学认为，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的上述认识有一定道理。信息时代，新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与工业时代比较，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个性化特征，缓解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集中化和分散化已经成为两股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所以，大和小可以也应该优势互补。
2、经济制度：坚持“以物为本”，还是选择“以人为本”
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坚持“国有化”，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化”，共同的价值偏好是：“以物为本”。谁提供物化劳动谁就独占企业收益的处置权和分配权。
社会经济学选择“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确认活劳动（普通管理人员、普通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在企业中的生产要素、合作者、投资者“三重身份”。
3、运行机制：坚持竞争与协同对立，还是选择竞争与协同并重
西方经济学把市场机制等同于竞争机制，主张物竞天择，主张优胜劣汰，否认或忽视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把协同视为平均主义并加以意识形态化，把竞争机制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制度。
社会经济学认为，排他性和依存性是一切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竞争机制和协同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没有竞争机制，市场活动主体没有压力和动力；没有协同机制，市场活动主体之间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4、金融制度：坚持嫌贫爱富，还是选择一视同仁
嫌贫爱富是不是西方经济学金融理论和金融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不言自明。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是不是坚持嫌贫爱富的价值取向，我们只举1件事情让人们评判。从1998年起到2001年为止，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广大农村和中、西部撤消了3万多个营业网点，经营业务完全集中到中心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弱势群体走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大厅的机会被剥夺了。
社会经济学认为，银行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不是赈灾济贫的慈善机构，社会经济学向世人提出的问题是，在保证银行“三性”（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的前提下，弱势群体是否应该同其他市场活动主体获得一视同仁的融资机会？
5、公平效率：坚持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还是选择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
西方经济学主张效率优先，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以概括为效率优先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与西方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公平优先，现在又调整为：贫穷时，效率优先；富裕时，公平优先。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看法是，公平与效率是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
社会经济学追求的是起点机会公平，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公平与效率可以也应该做到有机统一。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
三、“三门学科”之间的地位转换
“三门学科”之间的地位转换可以概括为“各领风骚数百年”。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各领风骚数百年”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现在讨论的问题是，继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后，社会经济学能否“接领风骚数百年”、由历史舞台“边缘”转换进历史舞台“中心”？
1、小资产阶级创造的新的生产方式既体现现在又代表着未来
小资产阶级指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创造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创造的如成都市荷花池市场和浙江义乌小商品城这样的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小企业主创造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些新的经济组织怎么进行科学归类，有什么样的生命力，我们以四川省隆昌县“禽苗协会”为例，回答这些新生事物提出的理论问题。
把“禽苗协会”归类为大生产，不合适，因为“禽苗协会”的农户，年销售收入有上百万的，有几十万的，有几万的，甚至只有几千的等等；归类为小生产，更不合适，因为“禽苗协会”每天鸭儿的销售量平均在50万—80万只之间，内部分工和程序间的协调不亚于任何内部组织严密的大公司。我们出于专业考虑，仍然担忧新的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因为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科斯的企业理论，“大”之所以必然吃掉“小”，是由于“大”具备创新能力强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这既是规模经济的内涵，也是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问题提出，“禽苗协会”负责人沉思了一会，就开始侃侃而谈。他说，我们“禽苗协会”的理事遍布全国28个省（市、区），每年至少召开1次理事会，除了总结工作之外，主要任务则是联络感情。交往时间和机会多了，彼此知根知底，自然会降低交易成本，比方说，广东省的养鸭大户，需要鸭苗，一个电话，这边装货，那边接货就行了。创新能力他举了好几个事例，其中关于鸭苗运输方法的改进，让我们兴奋不已。鸭苗远程运输很困难，因为鸭苗是活物，途中喂养问题无法解决，特别是大批量远程运输鸭苗。可农民想的办法既简单又适用：假如鸭苗孵抱时间是28天，从四川隆昌到广东梅县坐火车需要2天时间，那么在鸭苗孵抱时间到26天的时候，就把鸭蛋装上火车，2天后，广东梅县的养鸭大户接收的是鸭蛋，第二天见到的则是破壳而出的雏鸭了 ！
创新能力强和交易成本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这种优势，我们到中小企业集群和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去调查，同样存在。这就是范围经济的内涵，也是范围经济的形成过程。其实，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考察并提出了范围经济（“外部经济”）范畴[12]，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范围经济问题不为主流社会认同。1990年美国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分析介绍了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支撑整个国民财富的典型经验[13]，范围经济范畴才突破区域经济学而成为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小资产阶级创造的新的经济组织，既不能归类为小生产，又不能归类为大生产，我们只能叫它组合生产了。“组合生产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以不丧失独立性为前提，在竞争和协同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创造出的一种适应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14] 组合生产方式不但具备大生产创新能力强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还具备小生产灵活性和管理成本低的特点，组合生产方式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和开创性的科学价值。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经济学，其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2、“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能克服“国有化”和“私有化”产生的社会弊端
政治经济学主张“国有化”，搞计划经济，必然“短缺”；选择市场经济，又滋生“权力寻租”、官场腐败。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化”，两极分化和“内部人控制”是如影随形。“国有化”和“私有化”产生的社会弊端，人类社会一筹莫展了。
社会经济学主张“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如果被确认，“短缺”和两极分化不会出现，至于“权力寻租”和“内部人控制”当然不会绝种，但那更多地属于个人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缺陷的必然产物。说一千，道一万，“权力寻租”和“内部人控制”之所以得逞并泛滥成灾，因为伤害的是物化劳动提供者的利益，与活劳动提供者（普通工人、普通技术人员、普通管理人员）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如果社会一旦承认活劳动提供者的“三重身份”，企业再出现“权力寻租”和“内部人控制”，活劳动提供者必定主动与提供了物化劳动的单位和个人联手，共同遏止这个社会“毒瘤”的扩散与蔓延。
社会经济学主张“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所要否定的是物化劳动盘剥活劳动这个人类根深蒂固的“异化物”，并不否定物化劳动提供者正当合法的权益。具体说，社会经济学否定“国有化”和“私有化”，并不否定政府和私人的投资行为以及应得的回报。这样做，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土壤，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才成为可能。
3、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成为开创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的基地
英国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15]；美国之所以代替英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基地，是因为100多年来美国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国民财富理论研究基地开始由美国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开创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的基地，是因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旧的工业化道路，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二元结构”，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和成本。旧的工业化道路的词典里，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生产力的经典命题，生产关系则是征服农民、改造农民，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征服、改造农民的结果。历史发展的这个代价和成本太过高昂，太过沉重。
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第一个统筹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开辟的是前无古人的新兴工业化道路。现代社会经济学是新兴工业化道路在理论上的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思想体系，中国是现代社会经济学天然的典型的研究基地。
第二，新兴工业化道路自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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