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到三季度增长率比一季度几乎加快了三个百分点，反弹趋势更加强烈。这首先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果断得当，同时也与世界经济自三季度以来的普遍复苏有关。由于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今年一季度出现最低谷，所以按照目前的复苏势头，今年四季度的增长率可能会接近乃至超过10％，明年一季度甚至可能超过12％。

    下面有关未来增长的问题就是，第一，世界经济是否会给中国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持续复苏，乃至走向新繁荣的外部环境；第二，由于政府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势头而不得不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放宽了对过剩产能投资的限制，同时以巨量贷款保证这些投资，则在经济复苏以后应如何处理这些过剩产能，以及如何减少新的银行坏帐问题；第三，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又开始上升，国内食品价格则在延续去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因而使国内的通胀开始抬头，在经济增长率明年超“十”以后，应如何处理增长与通胀的关系。

    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首先，对国际经济环境绝不能过于乐观，因为虽然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回升，但是10月份以来又出现不稳的情况，比如消费者信息指数大幅下降、大地产金融公司倒闭、银行倒闭风潮再起等。美国的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是居民的支付能力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出现过的，日本90年代初泡沫破了，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失衡，而美国不仅企业有这样问题，家 庭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更严重。战后直到90年代初，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平均为60％，新世纪初上升到90％，2007年危机爆发前已飑升到138％，去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虽然有所回升，到今年6月份以回升到5·9％，但是家庭负债率平均还在129％，基本上没有怎么下降，而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场危机就过不去。此外，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在美国金融市场中积累了庞大的“有毒资产”，美国政府对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办法一是允许金融机构改变记帐方法，把这些有毒资产掩盖起来，二是向后推，即把金融合约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所以美国的庞大有毒金融资产至今都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而只要还没有被清除，这场危机就不会过去。推迟矛盾爆发虽然给美国经济争取到两年的缓冲期，但新的危机仍可能会在2011年爆发，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自次债危机爆发后，我们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失误，就是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判断太乐观。比如，当2007年7月危机爆发后，我们仍然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变对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此直到2008年上半年仍坚持把反通胀作为调控的首要目标，持续紧缩货币，以至于导致了下半年经济的加速下滑。去年下半年虽然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反危机措施，但是仍认为这场世界性危机是一场短期的、温和的衰退，因此对2009年的出口寄托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即把全年出口增长率安排到8％这样的高水平，而实际情况是今年前9个月的出口增长已超过负20％。我看目前中国宏观调控当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是，这场危机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因此美国与世界经济在2011年以后出现二次探底基本上不在当局的视野，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基本上是按照反过热、反过剩和反通胀思路安排的，沿着这样的思路，未来两年，尤其是明年，宏观调控就会从目前的“双松”转向“双稳”至“双紧”，而把反衰退放在一边。如果危机再次袭来，我们就难免再次陷入被动。

    其次是怎样处理好扩大投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为了应对危机，主要依靠增加投资而对冲外部需求萎缩，是在危机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样作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强化了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因为在危机来袭时，只有各级政府敢于继续进行投资。这样作的好处是保住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步伐，带来的问题是，在国内生产已经全面过剩，而出口需求又持续萎缩的条件下，扩大投资会进一步加大未来的产能过剩程度，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过剩。因为主要依靠国有银行系统为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加大过剩风险的前景也在银行体系中酝酿着风险。今年以来新上投资项目仍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等大型项目，而且改建项目的增长率很高，估计新一轮的产能释放高峰应该是在三年以后，即在2012年前后，届时也会是银行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政府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对过剩产能领域实施全面的紧缩，即不仅有经济办法，也有法律与行政办法，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把两年后世界经济可能再次触底的前景考虑在内，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政府出面来采取措施限制过剩产能，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过剩产能自然淘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周期之所以会周而复始，一方面是市场机制要强制供给和需求保持平衡，从另一方面看，就是一个由市场机制自然淘汰过剩和落后的过程，过剩虽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过剩，就没有市场竞争的动力，也出不来企业的活力与效率，所以可以说，适当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的作用是消除市场过度激烈的上下波动，如果明年的经济走势是持续复苏，政府反衰退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应该让市场对过剩产能进行自然淘汰。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浪潮必须加以遏制，因为以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作支持，以各地政府为平台的扩大投资政策，在经济已经摆脱衰退后就应退出了。

    如果认为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是保持市场竞争活力的重要机制，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产能过剩程度也必须有个客观标准。美国战后60年中，工业产能平均利用率是80·6％，如果以产能过剩20％为正常这个尺度来衡量，已目前被认为是严重过剩的钢铁产业为例，已有产能为6·6亿吨，在建产能约6千万吨，总计产能为7·2亿吨，若两年后的需求约5·5亿吨，则产能利用率为76％，虽有过剩，也不是特别严重。汽车工业也是如此，预计到2010年的产能为2000万台，需求量在1500万台，产能利用率也是75％，有过剩而不严重。所以，在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后由市场来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过程，应该比政府出面更好。从这个角度看宏观调控，明年政府在投资方面需要限制的是由各地政府所主导的国有部门投资，而对民间投资则应给予极大地鼓励，因为只有民间投资活跃起来，才能最有效地应对外部经济可能出现的再度恶化。

    此外，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剩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分配关系，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在当代中国，分配差距不仅存在于社会个阶层，也存在于城乡间，根据社科院人口所最近的一项研究，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中的比重高达60%，所以中国要纠正生产过剩就首先要从解决城乡差距入手。我曾经有过一个计算，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目前增加4·5亿，中国的消费品总额就可以增加87％，这是由于目前城乡人口消费有着3·3倍的差距。按照2003～2007年城市人口与城市投资的增长比例计算，如果增加4·5亿城市人口，还必须增加20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如果世界经济面临二此探底，中国出口也再次出现深度萎缩，我看只有城市化创造的需求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随世界经济萧条的前景。

    说中国的过剩是相对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目前已经表现出严重过剩的领域，从完成工业化的要求看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时是人均700～1000公斤粗钢产能，按这个标准计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时钢铁产能应在10亿吨以上，而目前也只有不到7亿吨，如果硬要压制中国产能的增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创造需求上面，就会延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

 所以，如果在目前的城乡结构基础上，就很难摆脱在扩大投资与防止过剩之间的艰难选择，去年以来中国的结构调整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显著功效，也是由于只是把调整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的供给结构方面，而启动消费的动作都是一些小动作，远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主体是由低收入的农民组成这个现实。

    第三是怎样在保增长与防通胀之间保持平衡。首先，对中国来说，明年有加息的可能，因为经济在二季度探底回升后，三季度回升更强劲，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会继续强化回升态势，可能会出现近年来的增长峰值，从而使经济出现某种过热状态。另一方面，通胀自8月份以后开始抬头，主要还是受国内食品价格和国家大宗商品输入价格抬升的影响。由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际资本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找不到太多的金融投资出路，所以还会继续冲击黄金和石油等，这样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就降不下来，从国内看，中国自2007年后逐步进入第四此“婴儿潮”，每年出生的婴儿都在1600人以上，大大高出十一五时期的700万人，会极大地增加对食品的需求，而今年由于北方地区旱情严重导致玉米等作物减产，会影响今明两年的食品价格，还由于今年前三季度都是物价负增长，所以明年估计在一季度物价就会上升到2％，二季度有可能上升到4～5％，全年应在5％左右。到4％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加息。最近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说，四季度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要在通胀还未出现的时候就要采取某种紧缩措施，一开始是数量型的措施，如加大货币对冲力度，紧缩贷款等，明年二季度以后就可能转向质量型管理，即加息。

    我还是主张即使明年的物价水平达到甚至超过5％，政府也不要采取加息的动作，因为后年世界经济就可能再度探底，如果在明年下半年加息，就是只顾了管好对通胀的预期，而不去管对萧条的预期。此外，2008年反通胀的实践证明，如果是输入型与结构型构成的通胀，货币再紧也压不下来，反而会由于这两类通胀都会侵蚀企业利润，已经导致企业增长乏力的时候，再由政府施加给企业一个不利的增长条件。

    政府目前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好加大投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关系虽然也在领导视野，但由于目前物价还是负值，所以还不是第一位的事情，如果为了压产能而妨碍了经济增长，物价问题就会放一放，即会忍受更高的通胀率，如果通胀引起了社会不安定，而为控通胀而影响了经济增长，控产能的事情就会放一放，总之明年的宏观调控会以保增长为核心，在控产能与防通胀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再有就是怎样处理好资产价格与实物价格的关系问题。今年初以来股市和楼市在经济持续下滑过程就开始活跃，主要原因恐怕是有大量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向资本市场，而目前和明年的经济复苏会引领部分资本从地产与股市中退出，因而会减少部分资金，相应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速度，但若为压制过剩产能而采取了过度严厉措施，也不排除实体经济中的资金会继续流入地产和股市，推动资产价格上涨。此外，如果后年世界经济再度探底，而且程度更严重，则会有更多国际资本向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流动，也会是在明后年推动中国资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从股市与地产的关系看，目前楼市价格在历史高位，而股市只是历史价格的一半，所以我认为明年楼价不可能再有今年这样大幅度攀升的前景，甚至会有所下降，特别是高档住宅价格，可能会明显下降，因为流出楼市的资金会主要是在经济低谷过程中从实体经济流入的那部分资本。此外，今年楼市火爆是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03年以来的高增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的滞后释放效应，在今后若干年里这个效应应该是递减的，除非中国再度迎来一个象2003～2007年那样的高增长，但是至少未来5年内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就没有支持楼价显著上升的动力。

    总之，由于明年地产价格有可能持稳甚至有所下降，股市会随经济回升步伐稳步上升，把管理资产价格膨胀预期作为货币紧缩的原因来考虑，也是没有必要的。

 

                               20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