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佐乔诺（Mezzogiorno）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是正午阳光（相当于英语Midday），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见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长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在德国统一以后，该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堪舆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经济学家写文章说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文章名就叫Two Mezzogiornos。

    细观发达国家的这两个地区差距持续存在的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以高度的重视，甚至说两地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享有大规模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照，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其实，观察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特别是落后经济的赶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宿命的“均衡陷阱”，而是或者由于体制的束缚或者由于发展战略的缺陷，而使一种经济均衡难以被打破。“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处于这种均衡陷阱的两个欧洲“梅佐乔诺”地区又有一些差异之处。例如，由于意大利南部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起步开始赶超的，它面临着二元经济转换的任务；而德国东部是从原民主德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进行赶超的，它面临的更多挑战是以发育市场机制为核心的体制转轨。有趣的是，这两个经济后进地区所分别面对的主要任务，合并起来恰好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所面临的双重转变，即一方面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另一方面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因此，两个“梅佐乔诺”的发展教训，对于中西部地区旨在赶超的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国有经济的部分，则从占全国的47.0%提高到58.2%。这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于东部地区的趋同。

    以2003年为转折点，此前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计算的人均GDP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未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319提高到2003年的0.341，而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同期从0.255提高到0.283，都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此后，未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341下降到2007年的0.305，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同期从0.283下降到0.265。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无疑折射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区在与沿海地区趋同的道路上，从此就一路高歌了呢？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我们及时地来关心一下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担心一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应该不是杞人忧天，从一些已经显示出的情况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绸缪了。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必将在未来困扰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6%，虽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各种资料显示，除去金融危机早期出现的短暂农民工返乡外，劳动力流动的模式没有适应工业配置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一致暗示一种判断：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接下来的观察便印证了这个猜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具体指标就是资本劳动比，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与此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工资水平上涨也过快，在2000-2007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率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9%和13.5%。这个趋势是正常的吗，对中西部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效果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平均为15951元，中部地区平均为18542元，东部地区平均为36542元，也就是说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是东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显著。以人均收入定义的发展差距，本身暗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在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这个事实，证明上述结论仍然是有效的。这意味着，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本可以中西部地区经济赶超的机遇，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成为现实。

    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虽然这种外资流向的变化并不足为奇，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果我们吸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