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面对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切身感受与反应。而当全球范围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开始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这句诗恰好可以改为“春江水冷鸭先知”。广东的东莞市最早吸引了中外媒体的目光绝非偶然，因为它几乎具有所有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发展特点，如极高的出口依赖程度、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使用外地农民工、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等等。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该地区因订货减少，开始大规模裁减农民工，在农民工失业返乡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现象的舆论潮中，东莞充当了典型案例和论据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最大的就业冲击效应的，来自于那些雇主逃逸的海外投资企业。

    顺着沿海公路向东北方向行车几百公里，就到达福建的泉州市。这里，虽然有着与东莞相同的出口依赖、劳动密集型和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特点，却感受着与东莞截然不同的苦恼——招工难。何以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力市场现象，在产业类型相似的地区同时并存呢？一种解释说，与东莞的以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主的情形不同，泉州更多的是本土企业家投资企业，面临金融危机的影响，即使有订货下降的冲击，企业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打算关闭企业。遭遇金融危机之前民工荒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他们至少比东莞的企业更愿意与工人同舟共济。这是一个很温馨的解释，我个人也乐于相信这个理由，直到事情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更符合经济学逻辑的解释。

    人们注意到，关于农民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官方发布的信息一变再变。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经过官方渠道发布。如果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同一天发布的，应该算是出尔反尔了。但是，从一个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了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我们只需运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经济学的道理解说上述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由于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下面的故事同样符合逻辑。农民工的前身有一个经济学名称，叫做农村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的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他们承受不起长期失业，因此，他们抓住任何可得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轮效应的经济刺激方案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地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状态。

    无论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加，各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还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扩展到更多的产业，经济增长总会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轨道上来，周期性失业问题也会相应缓解。这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货单的从天而降，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

    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机会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是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通过获得工作机会的容易程度和工资水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唤回来，甚至增加新的经济活动人口，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但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可见，人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的空间并存，合理的解释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框架中寻得。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动，因此，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客观地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稳定的城市化。开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不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城市化，从而呼唤户籍制度改革。

    不过，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片，户籍制度改革也不仅仅是户籍身份或名称的改变。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拥而至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机会，不仅使市民化成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也达到了市民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样推进的城市化，是稳定的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